社会变了,知识分子变了吗

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流.

“知识分子”,无论指的是一个有点含混的概念,还是一个松散的异质性群体,在时间的流逝中,也不会停留在它,以及他们曾经呆过的地方.

在中国—当然不仅仅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作为或应该作为社会的精神支架存在,也许还应该做一个守夜人.

当然,也有人可能不这么干,而是充当特殊利益集团的辩护士,以言说惑众,愚弄苍生.

因此,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群体的变化,能够像知识分子的变化那样隐喻“社会”的结构裂变,它的精神气质,它光明或暗淡的前景.

5年前,《南风窗》曾极力呼吁—中国,需要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

那个时候,改革被诸多社会问题所连累,已出现一定程度的污名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等“新社会阶层”首次被纳入“统一战线”—但一些知识分子的“砖家”化、“精英”化、犬儒化,使他们中很多人看起来,似乎不是在阻止,而是在参与推动社会溃败的滚滚车轮.

5年过去,很多东西已走得更远.

社会变了

当人们感觉社会气氛,在不同的时间段明显不一样时,可以作出判断：社会已经变了.

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利益冲突”时代.尽管,从改革对“存量”的下手开始,各群体的利益冲突,几乎贯穿了那么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和社会结构演变历程.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很多东西不过是按既有的逻辑运转,然后一步步推到极端.

2007年,房价飙涨,创下了新的纪录,并继续呼啸突进.在北京,平均涨幅超过50%,个别地方甚至超过70%.

5年来,这一疯狂对于整个社会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隐喻.在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化中,“经济排斥”继户籍等社会排斥之后,终于成为主角.它意味着,当权力和资本成为利益分配的主宰,底层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终于轮到中产阶层重复他们的命运了.

任何一个从某种利益分配机制中获益的特殊利益集团都有维持、固化它,并向下一代传递的先验渴望.有谁的力量比权力和资本更强呢?

2009年,“二代”的标签火爆网络.2010年,以福建屏南县财政局对一“官二代”的“萝卜招聘”为标志,各种“二代”的“世袭运动”狂飙突进.无论是阶层结构,还是阶层间的心理对峙,都传递到了下一代身上.

所有的迹象表明,在今天这个全面利益冲突的时代,中国社会具有了新的特征—至少有如下三点：

第一个特征：利益冲突,直接体现为权力、资本和权利的较量.

权力和资本如果要维护、扩展自己的利益,通过操纵、影响制度、政策,排斥民众的“参与”固然是一个既定的渠道,但很多时候,已在这个渠道之外甩开膀子上阵.强制征地、野蛮拆迁就是最典型的现象.而民众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诉诸苍白的“权利”甚至已经无济于事,频频诉诸暴力的非理性选择.

第二个特征：几乎每一个群体,对自己的利益都有明确的意识,并通过相应的话语体现出来.

不仅每一个群体,都可以从一项制度、政策中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而且也知道,哪一种话语会让自己得到和失去.他们的利益意识,以“权力意识”、“权利意识”、“暴力意识”等体现出来,并通过各种在合法性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话语来包装.比如,既得利益集团,喊出的必然是既得利益至上话语；民营企业主喊出的,则肯定是“自由市场”那一套；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则对传统意识形态念念不忘.而所有这些,其本质都是利益冲突,是扩张、维护利益的本能,而非“意识形态冲突”.

第三个特征：利益冲突在互动中表现出对峙,其调和面临严峻挑战.

按照罗尔斯的说法,“社会”就是一个合作体系.没有正义,这个“合作体系”逻辑上只能崩盘,大家无法再“合作”下去.多年来,特殊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恐惧于改变.而民众则同样恐惧于既得利益格局的继续.

一方不能让步,另一方则无法再退.

全民“公知”化

社会变了,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松散的群体,在整体上变了吗?

做犬儒的,仍然在做.为权力和资本说话的,仍然继续“履职”,尽管现在“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这类不可理喻的话已经说得少了.一副“精英”派头,口口声声民众是“愚民”、“刁民”和“暴民”的,仍然继续这种作派.

但是,也有了很多变化.

一个变化,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行动化”.他们不仅以言论,而且以行动积极地介入公共事务.尽管这些行动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知识分子以社会活动家身份介入公共事务,其意义颇为深远.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因社会利益交换机制的存在,逻辑上都可以相互转化.因此,拥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既可以去,同样也可以获取商业收益.

在中国,市场化的推进,已经给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获取商业利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这不一定要像某些知识精英那样,选择和权力、资本结盟的道路,社会的不公,民间所存在的怨气,给一个人选择做“公共知识分子”,通过迎合情绪、“代言”来获取道义优势和影响力,然后再去交换商业利益提供了机会.这是近年来知识分子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半是娱乐明星半是知识分子模式的成功召唤着很多人加入“公知”队伍,他们中,有传统知识分子,有娱乐明星,有商业人士,有网络名人.鱼龙混杂,加上一些人思想和道德素养普遍低于人们对“知识分子”的预期,导致了“公知”的污名化.

然而在“公知”化的过程中,有另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些原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人,借助媒体,尤其是微博,也“”做起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实现了“商业粉丝”、“娱乐粉丝”、“政治粉丝”的一把抓.

它隐喻着,在全面利益冲突的时代,同时也是“全民公知化”的时代,而富人中的一些人引领了这股潮流.

这些人的言论,毫无疑问要维护资本的利益,但有时候也会批评政府,打造自己的道德形象,因此具有某种公共属性. 这一现象的本质,乃是富人阶层在不安全感中,对于如何保护、扩张自己利益的深深焦虑.显然,政治上,话语上,在公共领域谋求影响力,为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机制提供辩护,和其他公民一起指责可能会威胁到自己利益的权力,是非常理性的选择.

而在整个社会的全面利益冲突下,从1998年开始的思想界“自由主义—新左派”争论终于暗淡下去.作为一种预设或习惯,虽然这种无法对应现实问题的“左—右”划分深入某些知识分子的骨髓,但已经没有多少听众,因此退入心理背景.

社会和知识分子的这些变化,暗含着,知识分子有必要换一种角色出场了.

向“文青”说再见

没有一个词比“改革”,更关系到民族、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今天,当新一轮改革已经启动,指向了“既得利益格局”时,情况更是如此.可以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将如何演变,走到了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然而,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和对改革进行消解、扭曲,甚至把它变成一种掠夺的能力,也让很多人担心.而以往改革的一些扭曲,更是让某些受损群体至今心有余悸.

毫无疑问,改革必须深入下去,但是,它应是一种全民性的参与,如何召唤这种参与,并进行理性的澄清,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认同,显得相当重要.而这些,与知识分子的职能息息相关.

如果知识分子还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社会职能,那么,他所要做的事情,无疑比单纯的批评要多得多,同时也更难—因为他所要回应的东西和对他的要求,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知识分子在“现代”,主要充当“立法者”的角色,而在“后现代”,则兴起“阐释者”.那么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干的是“立法者”角色,既对民众进行“启蒙”,也在参与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层面的“立法”,干“阐释者”相对较少.而“澄清者”的角色,更是极少有人干.这也是在今天,在很多关键性问题和话语上,其含义存在着一些混乱,从而可以让利益集团浑水摸鱼、扭转改革方向的一个原因.

“启蒙”的大业当然并未完成.然而,以往那种扮“精英”姿态,预设民众是“愚民”,或企图搞精英垄断,民众基于道德直观说出和自己不一样的话就说民众是“暴民”的做法,已经显得可笑,至少无法应对现实了.很多民众早已“公知”化,其对、权利的理解并不比知识分子差.而像乌坎村民所具有的“素质”,远超过一些知识分子.

这意味着,启蒙在对象设置上,主要应该转到针对说出“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农民的地是给的,不是自己积累的”之类话语的官员上来.对权力的警惕和批判,始终是知识分子职能的一部分.而在面向公共领域的姿态上,则应从激发情绪的“文青”话语方式,转变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通俗的针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因为这才是最有效的启蒙.

也许知识分子迫切要做的,是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在各阶层利益冲突如此紧张的现实下,他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对很多影响到民众利益的话语进行澄清,而不是让它仍然抽象化、含混化.比如,应该指出,哪些阶层通过哪些方式所获取的利益是不正当的,在道德上并不应得,而哪些阶层通过哪些方式所获得的利益在道德上可以得到辩护.

在今天,知识分子还应该对某些在逻辑上不完备,从而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话语进行揭露,而不是仍对其进行口号式的鼓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对知识分子抱持过高期待是不正常的,但如果已经不对知识分子抱持期待,那一定说明这个群体已经丧失了自我拯救的能力.

不容否认的是,多年来,一些人以“砖家”、“精英”、“公知”的粗鄙形象出现在公共领域,已导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为人所侧目.因此,和这次改革一样,找回自我也是他挽回社会信任的一个机会—尽管并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