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稳定中国与近现代社会变迁

我们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当代人越过时间与空间障碍,这就是尝试去建立一种古代史和近现代史演变的统一观.确切地讲,我们先通过对近代以前历史的长程研究,总结出中国社会在大时间尺度上呈现的结构特点和演化模式,然后再将它放到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中去考察,看它发生什么样的形变.

一个系统通过周期性崩溃遏制进步和演化,长期保持特定的组织形态,这正是超稳定结构所具有的属性.这种超稳定系统特有的组织方式,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具有比世界上其他农业文明更强大的组织能力.每个王朝鼎盛时期,都呈现出高度繁荣,取得了在古代世界难以想象的成就.但是,也正是这种组织方式造成它的演化中的动态停滞.西方社会却在不断演化,一旦它长驱直入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国也就由先进转化为落后挨打.那么,能否用超稳定系统检测说来研究中国社会近现代的演变呢?

中国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它在数千年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区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因此,只要把社会组织分成上、中、下三个层次考察,我们就能发现,在这三个层次,中国社会均形成了和其他民族不同的组织方式.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组织是以皇权为中心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机构.从秦汉到清朝,各个朝代官僚人数不等,但大都保持几万到十几万人的规模.他们服从中央号令,执行对辽阔地区的行政管理,很少出现分裂和闹独立.

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一个不甚强调身份等级、并与土地相对游离的士阶层.到秦汉时期,他们所信奉的儒家意识形态日益完备并占主导地位.中国之所以能在秦汉以后维系大一统农业帝国的稳定,正是因为设立了一种用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选官制度,从而可以依靠士阶层作为大一统国家的组织者.

同时还必须依靠中层组织同上层官僚组织的有效配合.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层组织方式是县以下的地主乡绅自治.这些地主缙绅,不是一般的地主和领主,他们大多也是接受儒家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不少人从小饱读诗书,甚至有低级功名,有的本人就是退休官员.缙绅阶级按照儒家意识形态原则行事,保证了他们和政府的有效合作.

中国的宗法组织内部俨然是一个小社会,族长、家长握有支配财产、执行族规家法、决定同族人公共事务的大权.清代有谚语云“国法不如家法”“乡评严于斧钺”,形象地刻画出宗法组织在基层对每个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宗法组织也能够和政府管理衔接,宗法族长、家长往往把监督族人完课税、服役、承办官府事务作为自己的要务,宗法族长往往由本族中辈分高又识字的人来担当.这样,中国封建社会就通过上层国家机器――大一统官僚机构达到每一个县,再以乡绅自治为相似度检测,最后由基层宗法家族达到每个家庭,实现了一个超级农业社会之整合.

但是,中国传统一体化结构是在相对孤立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的全部功能基本上是针对实现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整合而设立,在对外开放、碰到近代工业文明冲击时,它立即显示出一个不可克服的内在悖论：当它力图保持社会组织三个层次整合,在这一前提下去学习西方,其后果必然是现代化的失败.一旦由政府全力推行现代化事业,代价则是传统一体化整合方式的解体,社会面临日益严峻的内部整合危机.

总之,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均是其独特社会结构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来自内部.一体化结构只需应付内部挑战,中国对外开放,碰到的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冲击,社会危机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不变,系统将难以适应内部整合与对抗外来挑战的双重压力.

因此,只能通过更换意识形态来适应开放环境.变迁模式表现为：传统一体化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三个阶段.意识形态政党、党军、党国虽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事物,但它的功能却如乌龟长出甲壳一样来保证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不受开放环境之干扰.新一体化结构用官僚组织充斥一切组织层次,也就有着更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对抗外来冲击.虽然新一体化结构在深层组织方式上和传统一体化类似,但是其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又不同于儒家,这就造成新一体化结构在形态上和传统王朝相似而不同的奇怪局面.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著,法律出版社即将出版.本文选自该书第一章“超稳定系统的两种行为模式”,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