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16种公共恶俗

“公共恶俗”这个词是受福塞尔的著作《恶俗》的启发,也感谢何纵先生的精准翻译.福塞尔认为“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如果只在正向上谈“精神文明”,不对恶俗追根溯源,恰恰说明那堂而皇之的“正轨”原本就是见光死的糟粕.反向理解,恶俗是把原本正当的公序良俗颠倒过来,继而登堂入室冒充正统,混淆礼义纲常,颠覆价值天平,“以恶传恶”,同恶相济.既然有“八耻”与“八荣”相对应,就应当对那些使国人耻辱的恶俗给以揭示.以下的内容在别的章节略有涉及,在这里主要是想把公共恶俗整体陈列出来,让读者做个全方位的了解.每一种公共恶俗其实都是一篇大文章,甚至可以写一部书.

1.私德.由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所决定,中国人的交往半径是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轴心的,在这个熟人圈子里流行着一种与公共道德不同的规则,即私德,因此,中国被称为“私德社会”.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私德过重,公心、公序、公产就易被侵犯.私德以人治为支撑,公德与法治相对接.这也许是中国只有法制（制度）而难有法治（精神）的因由所在.道德只在私下的熟人之间管用,到了公共领域就失了效,只好借助于威权和严刑峻法.这也是国人之间只有在强权下才能统一行动,强权出现松懈,国人立即会“沙化”为一个个独立的原子,所以国人的团结大都是机械团结而不是有内在凝聚力的有机团结.私德并无好坏之分,很能体现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只在用私德损毁公德和法律秩序时才显露出其中的腐朽.

2.变通.就是为获得私利而无视规则.在当今中国,似乎没有什么规则不可以被变通的.有如行人过街对红灯熟视无睹,只躲车,不看灯.中国人笃信“变则通”,但不是体制之变,而是为功利权势而变.无视规则,可以理解为变原则、变理论、变程序、变法条等变通是威权催生出的异形,尽管上有一元政策,不妨下有多元对策.国人至今也没有觉察出这种让生活充满便利的变通有什么不好.正是信仰的混沌和规则的失范,造就了变通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老外似乎都很“傻”.

3.私我.个人主义的内涵包括“利己和不损害他人”两个部分.到了中国,个人主义变成“私我主义”,即利己而不顾他人,我个人合适就行.当公有制不能导致公德心和公平分配,组织和个人就会依机会和权力的大小而损公肥私.私我,不是合理的利己主义,而是损人利己.为了要“均贫富”,有时甚至愿意损人不利己也在所不惜.当社会不把个人的发展当作整体发展的前提,而只是强化集体主义,这恰恰是国人私我主义滋生的产床.

4.巧伪.为了功利而违背事实与科学.主政者口是心非,对下重复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辞令,在政治上、主义上、数字上翻云覆雨.什么都要,唯独不要真实,导致了持续至今的巧伪之风.不以为耻,反成常规,逼良为娼,求真者沦为异类,更迫使上上下下,不学伪善,不得好活.故而,中国人当下能够自救的第一要务就是：摈弃巧伪,活出个率真.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有四种人：皇帝与骗子是上下级之间的瞒下欺上、互惠互利的肮脏勾结；围观民众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或是被迫伪善的大多数；而说出皇帝光着身子的男孩,其实并不知说出真实有多么危险,也不知只有巧伪应对才能苟活.所以,只有当“真实”成为这个社会须臾不可脱离的行动执照,上述情景才统统不会发生.

5.免责.开车肇事逃逸似乎已成国人的常习,仅本人的车就曾在停车场和行驶中遭遇过三次这样的厄运.把每个人这样的遭遇加起来是相当巨大的.每逢差错或是事故,国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补救而是规避责任.即使是小小的改革,官员的发问就格外奇妙,他们不是问“办这事对公家有何好处”,反而要问“办这事对我们有何不利”.即使对公共事业有天大的好处,也不能对我的官位有芝麻大的影响.官员的保官秘诀就是“免责”,即使天塌下来,除了被撤职查办,几乎无人主动引咎辞职.当众坦承责任、接受处置对国人来说不是中国人的习惯.做了错事或是出现了重大失误,家长不向子女道歉,老师不向学生道歉,政府不向百姓道歉,文化的基因都是相同的.

6.煽情.用情绪的渲染去掩盖事实和科学.报喜不报忧已成为国民性之表征.一场灾难一曲颂歌.往往不先追查责任和预防灾祸,而是举办抢险英雄报告会,迎接“某某斗争的伟大胜利”.逝者尸骨未寒,英模报告会早已热火朝天.官员的煽情与公众的冷淡反应形成巨大反差.你想要犯罪数据吗?也只有在“严打”“扫黄”的表彰会上才可能找到点蛛丝马迹.

7.官本位.在校研究生几乎百分百选择公.2012年《人民论坛》杂志的调查表明,65.8%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官本位风气十分严重,同时,68.5%的被试者称,择业时会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公务员”.说到底,“官本位”这种恶俗被炒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官”而不是“民”造成的.谁说只有吸毒才能成瘾,迷官也可以成瘾.不论是当上或没当上官的,这种成瘾性其实是对权力的依赖.在唯利是图的氛围里之所以还要痴迷权力,是因为在中国权力与金钱连为一体,挣不到钱的只要捞到官,就会前途无忧.就像有些穿着伪警服的保安一样,草民虽然位卑,但蝼蚁之权也要使到尽头.大学的学府里也刮进了寻官风,有些校长不是为学校找钱,教授不是老老实实做学问,而是争相到政府、立法或司法机关里,美其名曰联系实际,骨子里想的是“学而仕则优”,否则人生便不圆满.招博士,最好多招那些来学府镀金的厅长局长才可以实现“互惠”.

8.唯上.唯上意志是人治条件下的产物.“热烈欢迎上级领导检查工作”的谄媚表忠、“奉上级指示”的狐检测虎威、“让领导先走”的奴才本性,都是官本位的荼毒.唯上而不唯理、不唯法,期待明君和清官便成为国人的毕生追求.唯上就是迷信权力,敬畏权力,在不完备的国度里贴近权力者可以鸡犬升天,而以下犯上无异于.

9.寡廉.羞耻心（shame）是阻止越轨行为最重要的动力,而意欲作奸犯科需要克服的第一道心理障碍也是羞耻心（良知）,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代表”他人看守国库却监守自盗,这种为人类所不齿的勾当在今天中国的官场已成常规.在贪腐之气的熏染之下,国人已经不shame了.中国两千年的耻感文化即将沦为历史陈迹. 10.无纪律.林语堂以为,“今日中国最大毛病,乃在无社会纪律（social discipline）等英人见有‘勿走草地’牌示,决不走草地；中国‘勿走草地’与‘请走草地’同义.究其原因,乃因凡人皆抱‘管他妈的’主义,玩视社章玩视国法.于是上行下效,大要人蔑大法,小要人蔑小法,而玩视法章乃成为普通习惯.”先贤对国人恶俗之精到评价并未过时.

11.杀熟.或利用熟人软化规则,或夺熟人之利（“杀熟”）.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只有最熟悉的人才知道对方的软肋.不论争利还是私人借贷,熟人总是首选目标.一个社会不懂得借助规则而是鼓励去利用人脉,就是幼稚的社会.人应当把交际半径中最贴近的人当作情感交流的对象,而不是当作获得利益的手段.当这种情感关系一旦变成利益关系,社会的经济活动就丧失了根基.

12.去势.应试教育剥夺了孩子最宝贵的命根子——创造力,故而可称之为去势教育：去肉体化（体魄和意志力的衰退）、去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迷失）、去个性化（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去多元化（单一评价标准）、去性别化（为防早恋把校服设计得不男不女）、去平民化（迷恋精英教育,鼓吹淘汰教育）等摧残下一代的成年人自己早已去势.

13.排异.两千年来中华民族内部就有异族与正统之区隔,却没有本土与外邦交流之主动.强求一统,以我画线,忌惮多元,且不留论辩的空间,追求家长之至尊意识和排他本能.排异性将族群强行划分为“我们—他们”——官民、贫富、城乡、中西——在二者之间树起对抗的界碑.排异就像人类企图独霸自然一样,生物多样性中的共生将不复存在.

14.敌意.熟人社会中的陌生人之间存有天然的敌意——戒备、疑虑、冷漠、隔阂——除了熟人（同盟者）之外皆为非我族类.生人相遇难得有微笑与示好,生人不嬗变为熟人就达不成交易,因为国人只信人情而不信契约.除了强权之下的机械团结,中国人活得就像一颗颗分离的沙粒,在中国的文化因子中至今没找到可以永久凝结不同族群的黏合剂.国民性中的敌意转化为政治敌意——以我画线,非敌即友——这就是“矛盾两分法”的敌对思维.在多元的政治文化中矛盾冲突呈诸多样态,早已不是主观武断定性的“两分法”可以处置的了.抱有敌对思维对待民众不可避免导致专制.

15.查重.造理论、造政绩、造新闻、造数字、造罪名、造文凭等查重之风在社会上弥漫渗透.其源头一定是体制内存在一定的问题——擅权和虚检测挤压出来的检测冒品必然是无奇不有.查重者脸面上的冠冕堂皇和裤裆里的作奸犯科,带来的是民族的绝望和上行下效,就像铺天盖地的“”小广告一样成为中国人脸上的耻辱证.

16.正怯邪.试问,在公共场所见到随地吐痰、公车上扒手正扒人钱包、男人对女孩性侵、看电影时有人脱鞋、飞机上有人打手机等你会上前干预吗?看到世间的邪恶、荒谬、专制、野蛮,你会撰文或在演说中表达你的见解和不满吗?国人所说邪不压正的情况,只是在人的想象之中,而在现实中,常常是正不压邪、正怯邪.一股利己徇私的邪恶风气在公共领域里蔓延,让正气反而变得畏葸和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