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关注什么

提速城镇化要警惕乡村教育边缘化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人们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了城镇发展及解决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上.像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问题,一旦成为突出矛盾,引起重视,当地政府就会立即出资金、建学校、调师资,再落实入学、升学同样对待的政策,效果非常明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受到关注了,但真正留在乡村的孩子受教育问题却鲜有提及.在一些地方,人们甚至认为,乡村只不过是等待重建城镇的地方,是不值得再目光的地方.乡村教育也随之被边缘化,让身处乡村的人们看不到未来.

众所周知,乡村学校师资队伍老化、结构性缺编的问题长期存在,但一直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并且有加重的趋势.这种状况不但中西部省份明显,而且那些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照样突出.笔者曾经做过一些调查,有一个沿海省份的乡镇,乡村小学教师平均年龄竟然超过了50岁,有一所小学十几位教师,全都超过了55岁!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如一些地方城区扩大,人口增加,对教育产生了大量刚性需求,于是新建大量学校,并大多采用考选的办法从农村教师中择优进城,直接导致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整体质量下降.还有的地方以缺少教师编制为由,长期不进新教师,特别是新课程改革急需的科学、信息技术、音体美等教师严重短缺.据笔者了解,有一个县以财政困难为由,竟然8年时间没有新进一位教师.还有些地方尽管为乡村学校单独招考了一些教师,但由于条件无改善,待遇不落实,造成了青年教师特别是优秀青年教师的大批流失.

乡村教育的状况令人担忧!然而,接受乡村教育的,却是大量的留守儿童.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近2000万名乡村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的占86.5%.他们失去父母庇护,身心、学习、成长都面临着失管、失教和失衡的问题,也由此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孩子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明天.面对这么大量的留守儿童,我们要明白：不花钱办好乡村学校,将来可能只好花钱办监狱.对乡村教育,我们要学会从国家社会的大局利益考虑,而不是着眼于当前的“投入——产出”式的经济效益计算.

教育中,“以人为本”是一个核心概念.而这个“人”中,最重要的又是那些弱势群体.所以,在解决好进城务工子女教育的同时,也需要我们带着感情,肩负责任,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对乡村教育特事特办,让乡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要均衡但不要“均衡化”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战略措施,已深入人心.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追求均衡发展并不是要“千校一面”的均衡化,也不是不顾现实,在学前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都要追求均衡发展.

这几年,校长教师交流轮岗、让优秀校长教师到薄弱学校去任职,已成为很多地方促进均衡发展的经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提出要“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体现了党对推动均衡发展的高度重视.接下来,这必然会成为各级主管部门狠抓落实的一项重点工作.但是,站在学校、校长、教师的现实角度来思考,如何实施好政策,让好政策发挥出好效益,却需要各级教育部门慎重行事.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同志最近在《加快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一文中指出：“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既不能走日、韩等国整齐划一、‘削峰填谷’的老路,也不能走英、美等国任由市场配置教师资源的弯路,而是要‘保峰填谷’,促进优质教师资源共享和城乡学校‘共赢’,整体提升义务教育质量,办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刘利民同志的文章,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目标,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能够真正有效地在实践中得以落实,确实值得我们充分论证,悉心探索.

首先我想说的是,不要把学校的文化和个性均衡掉.每所学校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个性,在让文化和个性持续影响学校发展的各项因素中,校长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如何让校长能够在一所学校有相对合适的时间,或者不因为“一刀切”的制度而影响学校文化和个性的持续发展,是正确处理好校长交流与学校稳定的重大挑战.通过刚性政策推动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大家自然会想到日本.但恰恰是日本,在进入21世纪以来,正在反思这项制度的弊端,在寻求更符合教育规律的均衡之路,同时也在下力气推动多样化办学,赋予学校更多的责与权.同时,一位优秀校长、优秀教师的成长都需要较长时间,其间有体验、有反思、有互动,既有业务能力的锻炼与提升,更有感情的融合与升华.有调查显示,优秀校长和优秀教师对自己学校有更强的认同感.如果我们单一地、强制地实施几年一交流,事实上是对校长、教师成长过程的一种打断.

我认为,相对均衡是目的,但实现目的的手段肯定不是单一的.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经验.如有的地方发挥优秀校长、教师团队的作用,通过委托管理、组建联盟、结成共同体、集团化办学等方式,让优秀校长、教师柔性流动,从而促进均衡发展；还有的地方在城区建设教师公寓,通过教师走教实现了优秀教师的流动；还有的地方建立了农村校长、教师岗位特殊津贴,吸引优秀校长、优秀教师自愿到农村任教等.这些方法,都是基于对校长教师的尊重,激发的都是内生动力,促均衡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同时,均衡更不是统一,不是搞“一元化”.推动均衡的诸多措施也不要追求“一元化”和“一刀切”.在许多地方,为体现均衡,连城乡学校用的课桌也要由政府统一标准、统一采购、统一配置.岂不知有些学校采用小组讨论的教学方式,需要的是多边形的课桌；同一个班级内,也会出现因学生身体状况不同而有不同需求的情况.搞均衡不是刻意追求均衡化,不是要造成“千校一面”.僵化死板的教育是培养不出个性化人才的.

另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切不可把民办教育也拉进来.曾经接触过一些民办学校的同行,他们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生拉硬拽的做法颇有微词：动辄拿对待公办教育的要求规范民办学校,在招生、收费、评估、课程等诸多方面横加干涉,严重影响了民办教育的发展,影响了当地的教育生态.公办教育保基本的教育需求,民办教育为社会选择不同教育提供条件,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做法.因此,如果我们下决心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让其百花齐放,担当起可供社会选择的教育使命. 防止均衡化,还要注意防止“义务教育化”,不要把义务教育的要而广之.在一些地区,已经把义务教育政策硬性推向了高中教育,忽视了高中教育的规律,严重影响了高中阶段的人才培养.

选择性是体现一个行业成熟度的重要指标.对学前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等还是不要套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思维,要坚持多渠道投资、多元办学、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思路,通过提供选择性、引入适度竞争,增强发展的活力,才能促进整个教育事业的提升.

加强监督而不是收回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利用自主招生的权力,谋取私利,据称涉贪金额巨大,被称为“自主招生之瘤”.这一案件,也将自主招生迅速推向风口浪尖.

一项原本为了惠及高校的人才选拔政策,缘何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一时间,这不仅再次牵出大家对高校招生制度的反思,更有许多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自主招生政策本身,甚至有人呼吁：立即取消,即刻落实.

事实上,我们传统的思维习惯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改革与发展.纵观几十年来的改革历程,改革一直在放权与收权之间摇摆.当我们不堪忍受集权带来的不便,当我们不愿带着镣铐跳舞,当我们希望为经济和社会释放更多的改革活力时,我们往往选择下放权力,归还经济和社会主体本来的地位.但是,由于历史、传统或者体制的原因,我们在下放权力的时候.常常心有余悸,甚至战战兢兢,我们生怕充分下放的权力被误用.许多时候,我们往往选择放一点、留一些的过度审慎的做法,许多时候,我们甚至担心社会的接受程度,不敢与社会沟通,没有把权力放到阳光下运行.这种仅仅把大门打开一条缝,吹进一丝风,却不易放进整个阳光的做法,极容易产生权力虽少、腐败空间却大的现象.

我想说的是,不要把腐败归因于放权,根本问题是因为我们缺少对权力监督的同步设计.问题不在于权力由谁使用,而是权力由谁来监督,如何有效地监督.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面对人民大学蔡荣生的贪腐,我们必须追问：该反思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把板子一味地打在自主招生政策上,认定不该给大学下放权力,继续像过去一样,走一条“放权——出问题——收权”的老路,我们就永远也没有健康的未来.事实上,即便在现代教育制度已经很成熟的西方国家,仍然在走放权之路.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在2013年末对国会的陈词中重申了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五大支柱,其中两大支柱就跟“放权”有关,包括大幅度增加自由学校的数量,赋予校长招募和奖励最优秀教师的自主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不改革没有出路,《决定》通篇也基本以“放权”为最重要的改革路径.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失去监督的权力,同样会堵塞出路.因此,我们要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就必须引入并保证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

综合起来看,现在的问题不是大学的权力太大,而是太小.我们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认真梳理应该下放的权力,切实将基层的活力释放出来.同时,必须同步设计“把权力放在笼子里”的制度,充分运用法律、政策、社会、舆论监督的力量,将所有的权力放在阳光下运行.

信息技术热中要冷思考

放眼世界,信息网络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人脑+电脑”成为校园里学生未来的生活方式.美国的可汗学院、印度米特拉的“墙洞计算机”实验,都昭示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变革的巨大正能量.现在信息技术教育已经成为各国共同持续关注的“热点”.我国也不例外,“信息化”已经连同“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教育从娃娃抓起的共同期待下,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加大了投资,有的地方实现了班班通,有的是人手一机,还有的地方学生已实现人人手持平板电脑,电子书包替代了几千年的书包,速度可谓日新月异.但是这些巨大成就,都是政府高度重视,加大财政投入实现的.政府加大投入无可厚非,关键是政府“一头热”的好心未必会带来学生信息素养大提高的好结果.

在实现了班班通、人手一机的很多学校,由于教师、日常耗材所需经费的短缺,效益大打折扣；即使在普及了平板电脑的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学习内容单调,往往使平板电脑成为学生家庭作业的工具,让孩子们感到索然寡味.在有些学校,信息技术甚至成了应付领导检查、专家听课的道具,对孩子们的影响已不仅仅是形式主义.

坦率地说,在今天的校园里,在信息技术的使用方面,形式已远远大于内容,其瓶颈就在于资源的严重匮乏.

许多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资源建设的重要意义,不少学校和教育局已经启动了大规模的资源建设工程,有些地区甚至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但是,这种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资源建设方式,这些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工程,不可持续,更不可能大有作为.

信息技术教育发达的国家,没有哪一个是单靠政府运作实现的.这不是重视不重视和投入多少的问题,而是由信息技术的特点所决定的.信息技术的变化已不能用“日新月异”来表达,创新成果也不能用“方兴未艾”来形容.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的教师水平、政府采购的软硬件是永远也跟不上变化的.在美国学校里,使用的信息资源绝大多数都是由公司或者相似度检测机构提供的,无论是可汗学院,还是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MOOC）的三驾马车edX、Coursera和Udacity,都不是由政府建设的.尽管他们也有着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和财政资金的进入,但每一家公司都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求生存的,市场的竞争足以让他们始终处于奋发有为的状态.这是任何政府组织所不可能具备的.

在资源开发方面,政府必须退一步,社会力量才有可能进～步.在资金投入方面,政府要敢于将资金投入到社会机构中,在设置一定限定条件下,让资金流入市场,激活市场的活力.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我们发展信息技术教育而言,硬件甚至技术都没有问题,关键是资源配置利用的方式.我们应积极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充分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论述,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大胆吸引企业、社会力量的参与.即使是财政投入,也要在确保效益的机制上求突破,可以用购写怎么写作的办法,让第三方参与学校的信息技术教育.可以建立全国的共有共享平台,打破学校、区域之间的资源壁垒,通过共建共享提高效率.困境需要用改革的理念与举措,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信息技术教育走上科学、健康的发展轨道. 为了学生还是为了学校：谨防学生“被特色”

近年来,创办特色学校的活动在各地风起云涌,特色办学成为许多学校孜孜以求的目标.许多学校都因为自己有这样那样的特色而自豪,有的学校说自己的特色是“围棋”,有的说自己的特色是“民乐”,还有的学校标榜自身特色是“奥赛”,更有甚者称自己的特色是“军事化管理”,更多学校是在为特色而挖空心思提炼、总结.但我们要问的是,这些特色是学生喜欢和需要的吗?

曾经到一所以“书法特色”闻名的学校,在学校策划的千人同书现场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孩子沉浸其中的愉悦,而是听到许多孩子的叹息；也看过一所全校两千多名小学生,人人手持一个“葫芦丝”吹奏的场面,其中也很难发现孩子们被音乐陶醉的笑脸,只是感受到太多孩子的无奈.其实,已经有太多的孩子“被特色”了!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基于每一个孩子特质和潜能的因材施教,尊重的是每一个孩子的个性.我们开发、提供的课程越多,学生的选择空间越大,学校可能越没有明显的特色,但是,这样的学校却往往能够提供最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纵观古今,放眼中外,我们很难给那些著名的学校贴上什么特色的标签,但这些学校却培养了大批个性鲜明的优秀人才.由此看来,一所好的学校追求的不应是学校本身的特色,而是如何实施适合每一位孩子的个性化教育.

有人说,没有特色也许是学校最好的特色,其实从某种意义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放弃刻意打造学校特色,一心一意关注每一位学生的需求,设身处地为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创造条件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开始真正得到家长和社会认可的时候.学校的特色到底是什么,自然就会有家长和社会为我们传播.

为了学生,还是为了学校?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一回事.但这恰恰是区分真检测教育的分水岭.有那么一些校长,打着办好学校的旗帜,做了不少损害学生成长、扭曲学生人格的事情,他们这样做常常带有很大的蒙蔽性.在局外人看来,他们似乎确实是为学校好,甚至其兢兢业业的精神、公而忘私的态度、锲而不舍的追求都令人感动.有时候,他们甚至连自己都给蒙蔽了.毕竟,如果仅仅是把学生当成办好学校的铺路石,把学生当作学校发展壮大、获取资源的工具,这样的学校经营得再成功,都不能称为真正的好学校,而只能算是人才加工厂而已.

学区管理离“学区制”还很远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亮点纷呈,全面推进改革的决心令人振奋.其中提出了“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的要求.不过,有些地方认为没有新意,他们把原来已经实施的教育内部业务管理的学区体制,误以为是《决定》所要求的“学区制”了.

事实上,学区管理离真正的“学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系统设计,大胆突破.

“学区制”是一个事权、财权、责任相统一的体制.学校提供的是公共怎么写作,那么我们的权力就只能来自于怎么写作对象,更确切的说是学生、家长和社区.在西方绝大部分国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周边学区的房产税收入,事权、财权和责任自然得到高度统一.花谁的钱,就必然要为谁怎么写作.这样一来,学校就不得不注重与社区的互动.根据《决定》的内容,今后我国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开征房产税,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借鉴西方已经很成熟的经验,将房产税主要用于社区内的学校教育.这样,不仅教育有了相对稳定的税收保障,更重要的是,把学校和社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一个家庭对学校的关心,学校对社区内每一个孩子的热爱,都有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理由.有了这样的定位,我们的办学就会更加注重与社区的互动,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也会更加自觉地接受社会监督.

这样看来,“学区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概念,更不是一个教育内部业务管理的范畴.我们应当赋予其相应的内涵,其中既有财政税收制度的保障,也有学区教育委员会对教育主管人员、校长的聘任甚至还可以承担教育规划的任务.当然,对于学校遇到的难题,他们同样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学区内学校之间的关系也容易理顺,他们之间责任明确、定位清楚、互补互助,既从容淡定,又履职得力,一个学区就是一个和谐的教育生态和社会生态园区.

新的学区制,还会帮助我们从根本上完成学校去行政化的任务.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任命制”的思维方式,认为校长的权力来自于上级,自然而然地就应该听命于上级主管部门,从而形成了学校只对上负责的权力运行机制.权力来自何方,就必然听命于何方；尽管我们一直强调一切“以学生为中心”,但如果学校的权力不是由家长和社区所决定的话,“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就很容易仅仅成为理念.即使有些学校做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一些较好的效果,但是平心而论,这要转化为老师们的自觉行动,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希望在新一轮试点推进学区制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顶层设计,既有教育事业的规划,也有财政税收制度的破题,让房产税告诉学区制：校长的权力来自何方.

作者系国家督学、北京十一学校校长

责任编辑 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