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乏力的制度困境

对话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探寻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改革出路

都说历史让人深思,有些近在眼前的历史则让人哭笑不得.

三四年前,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国内就有声音认为：中国因其独特体制,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即便受到冲击,也将比西方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不少人由此沉浸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自得中,无法自拔.

遗憾的是,正因现有经济模式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对此,身为经济学家的陈志武,也是有所担心的.

这位求学和执教于大洋彼岸的知名华人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要想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

【对话选登】

朱敏：在中国经济复苏的同时,目前内需严重不足的局面已成为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您曾经提到税收刚性增长的问题,这是否也是内需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

陈志武：现在看来,只要政府税收增长的速度继续失控,然后,国家掌握的社会财富继续扩张的话,中国的民间消费就不可能有太多的增长机会.

1952年,政府消费开支相当于当时GDP的16%,但到现在已经上升到GDP的30%,即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60年里减少了一半,而政府的开支占GDP的比重基本上翻了一倍.这两条不同的曲线,是怎么来的?背后的支持,主要来自于：第一,征税权基本上不会受到太多的制约；第二,通过国有制的安排,国家垄断了社会资产的绝大部分,而不是由家庭来分享.由此产生的结局,必然使得民间消费增长艰难万分.

朱敏：打破对过去经济模式的依赖,惟一的出路或选择,就是制度上的改良.您认为要纾解内需乏力的问题,应着重在哪些方面努力?

陈志武：尤其是要控制税收的增长.特别是2009年,据报道,6月份全国财政税收同期增长了将近20%；7月份的财政税收,还是增长了10%以上.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下,税收还继续按照这种速度增长的话,这是不可原谅的.

据我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地税局和相关部门给当地企业施加压力,要求把下一年的税赋提前上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极具破坏性的举措.为了追求税收增长率,不惜杀鸡取卵,要求民营企业将好不容易赚到的一些钱提前充实进国库,等于把民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从长远来说,对中国经济的活力、对老百姓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根本性的打击.

朱敏：谈起就业,就涉及收入问题.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为什么普通人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就像您在另一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陈志武：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了.第二个是国家财政税收太多,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产的升值都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却没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因此,我觉得所谓9.8%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其他方面的数据是不一致的.就像刚才所说,如果劳动力就业市场供给不出现根本性增加的话,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前提之下,劳动力的不可能出现快速上升.从这些大的宏观数据可以看出,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8%,可信度不是太高.

朱敏：极具悖论的是,一方面,所有的学者和决策层都希望社会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和其他危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社会上的所有危机都完全根除了,对人类社会也未必是件好事吧?

陈志武：客观地看,要把危机完全克服掉是不可能的,没有危机人类会变得越来越自信,进而张狂,也就成为危机的伏笔.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我自己也有着如您所说的比较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我也在想办法帮助不同的国家尽量减少危机的概率；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危机有时候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它正面的影响.

朱敏：有句令人激赏的话,叫作“希望它好,准备它坏”,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陈志武：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本来很多人抱着良好的愿望,以为中国会本着经济长久增长的考虑,利用此次金融危机的时机,推进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举措,特别是民有化改革.现在看来,经济开始复苏了,压力越来越小,改革的声音开始停滞,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从长远来说,除非进行民有化的改革,否则,想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来拉动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种愿望会很难实现.

别忽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2009年,陈志武有一次回到国内,接触了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已经开始飘飘然了.”他坦言,“对他们讲法治和科学,无疑是对牛弹琴.许多人开始对美国金融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视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是因为它对制度创新做出的贡献以及对制度的依赖.”

陈志武告诫国人,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应当说,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何在?

陈志武表示,最近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的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得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

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陈志武的结论是：“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 以美国为例,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中有关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行业经营的条款,从而使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了混业经营的时代.

这些做法,确实为美国在创新道路上发挥了不少作用.

在陈志武看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作为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策之一,最初起到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与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灾难的根源——资本市场的混乱,恢复了公众对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费了较小的成本,受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共同欢迎.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

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

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废除这个法案带来的问题也很大.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之后十年,美国的金融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世界制造业经济的业务逐渐转移到中国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挑战,逼迫美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经济重心开始放到金融、技术创新和销售市场.上述制度架构的改革对于美国强化经济竞争的优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陈志武说.

所以,在陈志武看来,这次金融危机不能问罪于美国的经济创新制度,否则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点更加是一个问号,更将失去应有的创新活力.“重新让美国回到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因为其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没法和发展中国家竞争.”

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又出现了跨行业的经营,完全放开之后,所带来的交易链条的不断延伸,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和委托写作技巧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这次危机及时暴露了问题,在更大意义上说不是坏事”.

经济复苏质量值得推敲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成为全球亮点.不过,以房地产为例,有研究者表明,“地王”基本上都是国企或有国企背景的地产商在炒；而陈志武也表示,中国经济复苏代价很大.

那么,判断经济是否复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在陈志武看来,评判复苏与否,更多的还是依赖的GDP数据.“尽管大家有疑问,但是从一些硬指标看,4万亿刺激方案和7万亿天量贷款,肯定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中,短期内制造一些GDP.所以总体上说,确实存在经济复苏迹象.”

要科学定义“复苏”二字,他表示“更多要从GDP增量的角度来衡量,只要它的增量是大于零,总体上不再变成负增长,那就说明它从低谷反弹了,这就是复苏.当然,可能有人把复苏定义为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那是个比较高的标准”.

对于短期依赖天量信贷刺激经济,陈志武认为“起码在结构上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有一点突出的问题,就是这7万多亿贷款的去向”.

在他看来,大量的信贷主要是支撑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集团,另外就是地方政府各种“铁公基”的项目,这些对整个社会而言,包括老百姓的收入和就业,皆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市场经济本身也会遭受破坏,许多民企由此要戴上“红帽子”.

而最致命的是,把国内有限的资源投到“铁公基”项目之后,必然使大量中小企业能够得到的资金更少,民营经济将进一步陷入困境.这些中小企业,给中国非农就业的贡献超过了四分之三,即75%左右.

所以,当天量资金投到这些不创造就业机会的大项目后,就业机会的创造性将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一旦就业机会增长下滑,就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下降了；虽然就业机会增长在下滑,但是就业需求还在增长,每年有1,000多万人的新增就业队伍.这使得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局面加剧.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即供大于求的时候,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以后劳动力的上涨和收入上涨的压力等于零,下降的压力却在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说此次信贷的过度宽松以及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负面影响非常大的原因.”陈志武说.

在强大的挤出效应下,“铁公基”对货币乘数效应产生不了太大影响.这是因为,货币乘数效应是依赖民营经济借到的资金,包括财政开支、政府的一些信贷投入,进而产生一些放大效应.而如果民营经济得不到金融支持,则能产生的放大效应会非常有限.

陈志武表示,现在已经能够看出来,放大效应在民营经济领域很少.“最明显的现象是商业旅行市场,商住的酒店、旅店,在过去半年甚至到现在,生意一直很惨淡.”进而反映出背后的一个现实,即真正做贸易的经济活动减少,说明实体经济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按公布的数据来看,似乎普遍都不如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

“这背后也让我感觉到,一些企业增长的水分还是比较多,否则,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都在中国做业务,差别怎么会那么大?外资企业都是负增长,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是高速地正增长.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政府数据的问题.”陈志武说道.

在这个时候,是真实的信息更应该披露,还是为了“信心就是黄金”的因素,而对真实数据有所保留?

对此,陈志武坦言：信心就是黄金,前提是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而不是虚检测的.

“虚检测的信心等于是让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夸大,而盲目地做一些投资和消费.这是非常可怕的.”陈志武表示,这也会对未来产生信心上的透支.

求解“玻璃门”现象

作为一名学者,尽管身在大洋彼岸,却能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如此深刻.他对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究竟是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呢?

长远来看,陈志武对中国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本人对人类的历史演变的进程,以及对具体国家包括中国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中国以后的发展会跟发达国家一样,最后也会实现基于宪政的法治社会.”

在通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尽管短期之内“玻璃门”现象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但回首过去三十年的革新,不管是在经济、法制还是其他方面的体制约束,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改革的趋势应该得到肯定.

因此,从增量的角度来看,陈志武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是充满了乐观.“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尽管短期之内,人们从类似金融危机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但从长远而言不是那么悲观.”

“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人类本性的原因,基本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态度,进而不得不需要一些危机,促使社会进行一些制度上大刀阔斧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说,危机尽管会给社会和一些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但无奈的是,没有危机社会,就没有自我修正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