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FDI引资竞争与私人投资挤出

摘 要: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针对FDI展开了激烈的引资竞争,各地针对FDI的优惠措施不断强化,使得外资企业对国内私人投资企业形成了过度的竞争优势,导致FDI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实证表明:各地对FDI的引资优惠引致并强化了FDI对我国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优惠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由此导致的挤出效应也最为显著.即使在“两税合并”后,分权体制所导致的引资冲动仍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激励采取各种变相优惠吸引FDI,因此,应从根本上调整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规范区域间引资竞争行为.

关 键 词 :财政分权,FDI,引资竞争,私人投资,挤出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4-0077-08

一、 问题的提出

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叫停长三角地区的恶性招商竞争,旗帜鲜明地指出长三角应“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实行相对统一的土地、税收政策,营造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这一指导意见的出台距离“两税合并”正式实施不到一年,其政策指向非常明显,尽管两税合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引资优惠的运作空间,但在现实经济中,我国地区间的引资竞争仍呈现不断激化的态势,各种引资优惠层层加码,恶性竞争案例时有发生,极大地干扰了正常的区域经济秩序,并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近年来,我国FDI流入量一直保持增长态势,针对FDI对东道国投资影响的研究逐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杨柳勇等(2002)的研究表明,FDI从长期看对中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王志鹏等(2004)则认为,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罗长远(2006)的研究表明,FDI对中国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与不同经济性质的国内资本获得金融支持的能力水平有关.总体来看,已有的研究大多致力于验证特定区域在某段时间内FDI“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的存在性,而对于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种“挤入”或“挤出”,有针对性的研究尚不多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期大国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与体制因素,对中国问题的解读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分析范式,尤其在我国现有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各级政府在国民经济中仍具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政策措施往往会极大程度地影响相关经济主体的行为与绩效,因此,在考察我国FDI的挤出(挤入)效应时,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府行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以往文献中虽有提及,但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证支持.

此外,以往针对FDI挤出(挤入)效应的研究大多将国内投资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这无疑忽视了国内投资构成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在我国现有统计体系中,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按来源分类包括国有资本(含国有和集体资本)、个体资本、股联资本(含股份、联营资本)以及外资(含外资及港澳台地区的资本)等,其中,私人投资主要由个体资本加上股联资本构成.从作用机制来看,FDI对于我国不同资本类型企业的影响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若在研究中不加细分而只针对国内投资总量进行分析,则无疑会降低结论的可靠性和解释力.因此,本文将私人投资从国内投资中细分出来,从财政分权体制、FDI引资竞争及其引致的各种优惠措施入手,试图对我国的FDI挤出效应提供一种政策与制度层面的解释,并通过经验数据的分析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二、财政分权、FDI引资竞争与私人投资挤出

财政分权是我国区域竞争格局产生的体制起点,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对财政分权、FDI引资竞争与私人投资挤出效应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保持着分权改革之前的行政隶属关系的同时,地方政府成为拥有独立经济利益的政治组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财政收入并负担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因而具有了十分明确且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行为目标,追求地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任命仍然具有绝对的权威,并通过设定就业、增长和税收等显性的经济指标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考核标准以及间接地传达政府政治意图的方法.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要同时承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由于分税制改革显著减少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却没有相应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使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陡增,另一方面,在我国现有的公务员选拔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之间面临着“非进即退”的“零和博弈”,“政绩压力”巨大.这就使我国地方官员同时处于两种类型的竞争之中――既为地区经济产出和财政收入而竞争,同时又为各自的政治晋升而竞争.在分权体制下,本地区资源禀赋的有限性使得地方政府将区外流动性要素作为重点的竞争对象,各地区针对吸引FDI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在FDI引资竞争中使用的方式集中在提供引资优惠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公共怎么写作投入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其中引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税收优惠与土地优惠在地方引资竞争中还存在针对劳动力、资本以及原材料的优惠措施,但这些优惠措施针对部分行业与部分企业,不具普遍性,因此并不作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其目的是通过降低外资企业运营成本来吸引FDI流入.从政策效果来看,不同的竞争方式对于投资领域的影响各不相同,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怎么写作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相较之下,针对外资的引资优惠则是典型的差异化政策,对外资具有排他性的支持作用,由于这类政策即期成本较低,并且没有进入壁垒,使得几乎每个地方政府都可以通过实施引资优惠政策参与FDI竞争,同质竞争者的不断增加导致实施引资优惠的边际效用不断下降,从而刺激地方政府进一步提高政策力度,形成一个不断加强的引资优惠竞争循环,导致各种引资优惠的力度不断加大.

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带动经济发展,在税法中制定了一些引资政策法规,然而近年来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为赢得FDI竞争,除了用足国家法规赋予的优惠政策外,还有大幅度突破国家法规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底线的冲动,各地之间相互攀比、层层加码,部分地区的所得税、营业税由“三免两减半”变成“五免三减半”,有的甚至出台“五年五减”政策,在长三角地区,各地为争夺外资将地价压到极低的程度,苏州将地价从原来的每亩20万元降到了15万元以下,周边的江苏吴江以及浙江宁波和杭州则将地价直接压到了每亩5万元,无锡甚至降到2~3万元,连上海一些郊区也拿出了每亩5~6万元的低价(车晓蕙 等,2003).对于汽车企业以及一些世界500强企业,许多地方政府通常实行的是“零地价”或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些费用(周雪松,2006).在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外资企业的运营成本被大大降低,相对内资企业形成了先天性的成本优势,而这种成本优势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为了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

相对于外资企业而言,我国大多数私人投资企业规模较小,竞争力偏弱.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一方面在成本上给予私人企业巨大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则通过其竞争优势在国内许多行业占据优势地位,大幅挤占市场份额,导致很多私人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就实质来看,对FDI的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对外资企业的“成本补贴”,在这种补贴之下,国内私营企业很难在市场竞争中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这无疑使得本已经营困难的私营企业雪上加霜,导致许多私营企业亏损、破产乃至被外资兼并,最终形成FDI对国内私人投资的“挤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地区发展水平不一,并非所有区域都能在FDI竞争中处于同一平台,受经济发展基础、制度环境和财政支出能力方面的制约,不同地区政府在吸引外资的竞争行为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分税制改革后,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地方政府所掌握的预算外收支和体制外收支的权力,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的权力有了大幅提升,由此形成了地方政府参与FDI竞争的基础.一般意义上讲,财政分权的程度可以用下级政府拥有的财政权力的大小来度量,用财政支出相对规模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就拥有越多的自主权力和支出能力去参与引资竞争,我们可以使用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与人均财政支出的比值刻画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本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参考严冀等(2005)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山西、广西、河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西藏.这一划分有两个方面的合理性:一是基本符合各个省份的地理特征,二是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如改革开放次序的选择及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的财政分权程度.

图1 1985―2002年我国各区域地方人均总财政支出占人均总财政支出比重变动趋势

由图1我们不难看出,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财政支出水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拥有更广大的市场、更多竞争实力较强的企业和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东部的地方政府具备较强的财政实力,在提供各种优惠政策的同时,有能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支出、优化市场环境等综合途径吸引外资流入,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不足,导致其所能采取的吸引外资的途径、条件相对有限,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手段主要集中在提供税收政策优惠层面,面临来自东部以及周边地方的竞争,中西部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以政策优惠强度弥补综合竞争力的不足,通过高强度的引资优惠吸引外资.武剑(2002)通过研究发现,1990年以后,中部地区FDI增长率高于东部,1997年以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均出现下滑时,西部地区FDI却保持了增长的势头,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中西部地区高强度的优惠措施对吸引FDI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于吸引FDI的竞争愈演愈烈,由此导致引资优惠政策的不断强化,这给予了外资企业过度的竞争优势,从而导致FDI对我国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从经验上判断,这种挤出效应会随着优惠措施强度的提升而增强.西部地区由于政府财政能力较低,竞争方式相对单一,主要只能依靠提升优惠政策强度参与FDI竞争,由此我们可以预期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引资优惠强度,其所造成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也更为显著.

随着2008年我国“两税合并”的正式实施,地方政府引资优惠的运作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但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分权体制导致的发展冲动,各地对于FDI的各种变相与隐性优惠措施并没有就此减少,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越权制订各种“土政策”、“土法规”.2004年7月,我国税务部门通过对开发区的税收清查,清理出不符合税法规定的地方违规涉税文件88份,这表明单纯税制的调整并不足以降低地方政府的引资冲动,基于这一判断,本文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在经验层面,近年来对FDI的引资优惠是否导致或加强了外资对国内私人投资的挤出如果这种挤出效应确实存在,那么在我国不同地区是否存在跨区差异以下通过面板数据(panel data)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三、模型、方法和数据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旨在考察各地区FDI引资竞争与私人投资挤出效应之间的关联,参考Lin等(2002)的研究,我们构造了一个包含交互项的面板数据模型,用以检验我国不同地区由引资优惠所导致的FDI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priit等于α0+α1fdiit+α2pvit•,fdiit+αj∑j等于6ctrlijt+μit

在模型中,pri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各省市私人投资占GDP的比例,其中私人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经济投资与股联经济投资的总和表示,fdi变量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表示,并用当年的平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值,在模型中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私人投资的影响,pv变量反映各地区针对FDI的引资优惠强度,t代表年份,i代表省区,μit是残差项.ctrlij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

gov:政府消费支出占全社会最终消费的比重,反映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tra: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值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当年现值GDP的比重,反映市场开放程度或外向度.

grw: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反映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水平,这一变量可以反映经济中影响较小但会对私人投资产生作用的外部变量,同时也可以反映各种不可控、不可测因素的影响.

infra: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里程数,反映各地区基础设施水平.

nsoe:国有单位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重,反映地区经济的民营化程度.

se: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根据传统经济理论,储蓄是投资的基础来源,我们使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值反映各地区金融以及资本供应状况.

(二)分析思路

关于FDI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已经有很多,主要是通过模型中FDI变量系数的正负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国内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挤入).在本文的分析中,各地的引资优惠政策并不会直接造成对国内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而是通过其对FDI的支持作用强化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而对国内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形成挤压,从这一角度来看,FDI对国内私人投资的影响更多意义上是一种间接效应,因此,在模型中,引资优惠强度pv并不适合直接作为私人投资的解释变量,为检验引资优惠政策与FDI对私人投资挤出效应间的关联,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引入了交互项pv•,fdi经检验,fdi与pv.fdi与变量相关系数较高,达到0.83,如果直接将这些交互项引入计量模型,将产生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降低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本文参照罗长远(2006)的处理方法,将与fdi交互的变量做虚拟变量处理,处理方法是:首先计算t时期29个省市变量的平均值,如果某省市当期的变量值大于该平均值,则该变量的虚拟变量取值1,否则为0.经过对交互项的虚拟变量处理,变量相关系数降低为0.56,相关性得到有效控制,基本避免了多重共线性问题.,用以考察引资优惠政策在与外商直接投资交互作用后是否会加剧或削弱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挤入)效应,具体思路如表1所示.

引资优惠政策强度(pv)的写作技巧变量选择是实证研究中的重点问题.就我国现有的统计数据来看,各地在引资竞争中为外资提供的土地、劳动力以及原材料优惠并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予以反映,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文利用《中国税务年鉴》提供的数据,参考李永友(2007)的研究思路,通过计算单位外资的所得税负担来反映各省市对于外资的优惠程度,计算方法是:0.33-(某地区某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当年该地区外资固定资产存量).考虑到1985年前我国的外资流入水平一直较低,直到1985年后才开始真正有规模的外资流入,本文以1985年的各地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外资的固定资产投资为基年存量,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各省外资固定资产存量,使用的公式为Kt等于Kt-1+It-Kt-1,其中Kt、Kt-1分别代表t、t-1时期外资固定资产存量,It代表t时期的外资固定资产投资,参考张军等(2004)的研究,设定折旧率为9.6%,通过迭代计算得到我国各省市2000―2006年的外资资本存量,再将某地区某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缴纳的所得税额除以外资资本存量,得到单位外资的实际所得税负水平.最后,考虑到实际税负水平越高意味着优惠强度越低,以“两税合并”前国内企业的基本所得税率33%作为参照,用0.33减去单位外资的所得税负水平,得到反映各地区引资优惠强度的写作技巧变量pv.

显著为负显著为正不显著显著为正FDI对国内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引资优惠政策削弱了这种挤出效应FDI对国内私人投资有挤入效应,引资优惠政策强化了这种挤入效应FDI对私人投资无挤出效应,相反在引资优惠政策的作用下产生了挤入效应显著为负FDI对国内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引资优惠政策加强了这种挤出效应FDI对国内私人投资有挤入效应,引资优惠政策削弱了这种挤入效应FDI对私人投资无挤出效应,相反在引资优惠政策的作用下产生了挤出效应

不显著FDI对国内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引资优惠政策对此效应并没有显著影响FDI对国内私人投资有挤入效应,引资优惠政策对此效应并没有显著影响FDI对国内私人投资没有挤出或挤入效应,引资优惠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

通过对东、中、西部各省市同一年度pv变量值取算术平均值我们可以发现(表2),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引资优惠强度在三大区域中一直保持在最高的水平,然后依次为中部和东部地区,这验证了前文的判断: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较为薄弱,地方政府支出能力不足,只能依靠高强度的优惠吸引外资,加之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西部地区对外资的优惠强度一直居高不下.

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之前,东部地区对外资的优惠强度一直低于中西部地区,但在2004年后,东部地区的pv指标快速提升,并开始逼近西部地区的水平,

表2 2000―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各省市

引资优惠强度平均值年份东部中部西部20000.2780.2890.30220010.2540.2660.28720020.2480.2680.28320030.2580.2810.28720040.2510.2590.27220050.2600.2280.27320060.2620.2340.278年平均0.2590.2610.283

这也印证了针对长三角地区引资竞争下达指导意见的现实背景,表明我国东部地区近年来引资竞争呈不断激化的趋势,导致引资优惠强度的大幅提升.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0―2005年我国各省市的样本数据,西藏自治区私人投资与FDI数量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剔除了西藏的数据,基于数据连续性的考虑,我们也剔除了重庆市的数据,最终使用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6》、《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宏观与地区经济数据库,各地区外资企业所得税数据取自2001―2006年《中国税务年鉴》.

四、实证检验和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分析,以pri为被解释变量,运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省级样本数据进行面板数据拟合,得到表3所示的估计结果.所有回归的Hauan检验结果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消除截面异方差的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方法.考虑民营化变量可能是内生的,为控制内生性,对nsoe取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

(1)FDI在东部地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在中部地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这一结论可能与我国FDI以及私人投资的区域分布有关,如图2所示,由于区位条件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外向度一直徘徊在0.08~0.1,而东部地区则一直维持在0.6以上,其经济外向度在2002年以后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相比东部地区,中部与西部地区经济外向度较低,并且私营企业整体实力也偏弱,这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私人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更有可能被外资所挤出,模型拟合结果也部分证实了这一点,就西部地区的fdi系数来看, FDI对我国西部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与西部地区远离沿海、经济外向度低、外资流入量较少有关.

(2)就全国范围来看,fdi系数显著为正,pv•,fdi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FDI在全国层面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而外资引资优惠削弱了这种挤入效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由于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的挤出或挤入效应各不相同,我们可以将国家层面的净效应理解为不同区域效应的加权汇总,而就权重来看(表4),东部地区在全国净效应中的权重是最高的,进入2000年以来,其私人投资占全国总量的份额一直保持在50%以上,中西部地区则基本在20%~30%的水平,这使得在加权后,东部挤入效应在全国净效应中成为主导,尽管FDI在中部与西部地区对私人投资表现为挤出效应,但由于中西部地区权重较小,在不同区域效应相互加权抵消后,最终在全国层面表现为FDI对国内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

(3)我们通过pv•,fdi变量的系数考察引资优惠与FDI对私人投资挤出效应之间的关联.在全国,fdi系数显著为正,pv系数显著为负,表明FDI对我国私人资本有挤入效应,而引资优惠削弱了这种挤入效应,在东部地区,FDI对私人资本有挤入效应,而FDI引资优惠对于这种挤入效应并没有显著影响,在中部地区,FDI对私人资本有挤出效应,而外资引资优惠加剧了这种挤出效应,在西部地区,FDI本身对西部地区私人投资没有显著的挤出或挤入,但在外资引资优惠作用下反而产生了挤出效应.pv•,fdi系数在东部地区为-0.2464但不显著,在中部地区为-0.8446,在西部地区达到-1.5295,由引资优惠导致的私人投资挤出效应自东向西呈现递减的态势,这也证实了前文的判断:地方政府对FDI的引资优惠会导致外资对我国私人投资的挤出,这种挤出效应会随着优惠强度的提高而增强.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对FDI的引资优惠会导致内、外资企业发展环境的不平衡,强化外资企业对国内私营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造成FDI对国内私人投资的挤出,这种“挤出效应”会随着优惠措施强度的提升而增强,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优惠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由此导致的挤出效应也最为显著.

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经济指标与政治绩效的双重竞争中.改革开放初期,各种引资优惠政策的实施确实对保持我国持续高水平的外资流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类政策实质上是对于内资的一种“歧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市场环境的改变,以牺牲税收和挤出国内投资为代价的粗放式引资策略,其成本收益的对比也在发生变化,近年来逐步进入成本大于收益的区域,若不加以控制,由引资优惠导致的FDI挤出效应可能会抵消外资所带来的正面外溢效应,并最终会对内资企业尤其是私人投资企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008年1月1日,“两税合并”正式实施,这虽然在税制上使内资与外资企业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一政策的效果仍会受到来自体制层面的制约.在现有的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仍是非上即下的零和博弈,这使得各级政府仍有足够的激励采取体制外的手段给予外商优惠,尤其对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能力不足,在与东部地区的引资竞争中,往往只能依靠高强度的优惠措施吸引外资流入.就目前情况来看,在我国各区域层面,引资优惠措施仍有不断强化的趋势,究其深层原因,主要在于财政分权体制产生的竞争激励使得地方政府产生了突破政策底线进行引资的无限冲动,因此,在对策层面,关键问题在于调整政府激励机制,进而规范政府竞争行为.

在具体对策方面,可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对各省市的引资竞争行为进行规范,减少各省市对外资实行的越权优惠程度,对各省市以及开发区所实施的引资政策进行备案审核,对突破国家政策底线的行为予以取消和惩处,在微观上抑制地方政府的引资热情,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动用行政手段,二是逐步改革官员考核机制,引入科学政绩观,并且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增加政策信息透明度,完善人大、政协以及民间对于政府引资行为的监督渠道,进而调整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三是逐步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强化区域协作,避免区域间的过度竞争引致的优惠政策比拼,四是加强对私人投资的金融与政策支持,改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通过提升私营企业竞争力,减轻外资所带来的挤出效应.

Abstract: The paper intends to explain the Crowdout Effect of FDI on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the angle of local government petition and tax privilege for foreign investment. The paper introduces a crowdingout model proved by panel data regression that tax privilege provides the foreign investment with excessive petition advantages, which will result in the effect of FDI to crowd out private investment, this effect of crowdingout is particularly distinct in the west area which has a high level of tax privilege. Though in some degree, the consolidation of two tax systems in 2008 can restrai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FDI tax privilege, under the syste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o win the regional petition, local governments will take any other measure to offer foreign investors more tax privilege. Therefore, to oi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rowdingout, we should adjust the stimulation mechani and regulate the petitive behior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Key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DI, petition for investment, private investment, crowdout effect

(责任编辑 刘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