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问题源于财政

众多国际组织的分工各有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责是分析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其英文名字是International Moary Fund, 简写为IMF. 然而,在国际经济政策和研究界,IMF常被赋予另外一个意思 “It's mostly fiscal”, 翻译成中文就是“它几乎都与财政有关”.这个说法不仅反映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性质的洞察,更是对“二战”以来世界各国面临的各类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精辟概括.

2008年以来的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进一步揭示：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问题都根源于财政出了问题.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对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也至关重要.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引爆的,为应对危机,政府部门支出增加,私人部门的“去杠杆”被政府部门的“加杠杆”所替代,公共负债水平大幅上升.金融问题迅速演变为财政问题.如果市场利率上升,则会直接加重财政负担,导致已经脆弱的公共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对经济复苏构成威胁,于是要求美联储维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实现人为压低利率的效果.

当前,尽管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复苏态势稳定,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长期以来威胁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相反由于应对次贷危机而被耽搁,从而被公认为是美国宏观经济（即可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大隐患.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由于一些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个别国家的财政危机,后来演变成关于欧元区整体存废的危机,根源于欧元区在财政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尽管欧洲经历了贸易、投资、劳动力市场,甚至货币层次上的一体化,然而公共财政的一体化并未实现.

各国财政由于不存在有效的事前制约和事后转移机制,使各国财政状况相差悬殊,以至于当个别国家的财政困难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时,欧元区解体成为一种现实的威胁.也正是由于这一制度缺陷,才使欧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成为一个次优的政策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困扰欧元区宏观经济的诸多深层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和调整经济结构一直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两条主线.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波动也很剧烈.货币政策和外需的影响往往备受关注.实际上,政府行为和财政政策的变化才是引起短期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测算,2009年中国的广义财政（包括和地方）赤字占GDP的比重比2008年增加了7.6个百分点,达到15%,表明财政政策极其宽松.在随后的两年里,广义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到2011年的5%,从而是一个财政政策迅速收紧的过程.到了2012年则再次明显放松,赤字水平接近10%.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广义财政赤字既包括披露的财政赤字,也包括基于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测算的地方财政赤字；因此,它既是一个财政政策的指标,也是一个政府行为的概念.这个指标的变化比货币政策和外部需求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

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背后也有着深刻的财政原因.土地的原始占有者是政府.在房地产快速发展的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售让了大量的土地.出让土地,并不创造价值,只是财富从居民部门向政府部门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但是,这个财富转移的过程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家庭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比政府部门高,而政府部门的平均投资倾向比家庭部门高,财富在两部门的重新分配,会产生刺激投资、抑制消费的效果.笔者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过去十几年里,投资占GDP比重快速上升,而消费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经验有别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试想,如果土地资源不是被政府占有,而是家庭部门中的其他主体拥有,那由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而产生的财富转移,将发生在家庭部门的不同主体之间,而不是家庭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这样,如果把家庭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看,其财富并没有因此减少.从而,家庭部门的整体消费水平并不会受到抑制.

鉴于“实现政府职能根本转变”是新时期中国政府的改革目标,如果此目标得以实现,将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