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稳健意识,灵活操作财政货币政策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期.为了延长繁荣期,今年宏观调控继续坚持2003年以来提出并实施的科学发展方针,财政货币政策继续坚持稳健取向,以“预调、微调和分类调控”方式保持总量平衡,实现协调高效和持续的快速增长,使国民经济尽快转到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上来.

这就要求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上,提高年度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方式,措施操作尤其要注意策略和技巧,年内各季各月的短期调节采取何种措施搭配,选择什么样的力度和节奏,都应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新实践出发,做出灵活适宜的决定.

当前经济形势从静态看依然健康良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从动态趋势看存在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市场波动风险在逐步增大.一方面,近几年经济增长的加速度有所控制,各年间的加速幅度不大,上升步伐平缓,但连续几年加速后累积了比较大的升幅,继续向上推进会引发高通货膨胀和经济总体过热,另一方面,如果刹车动作太大、太猛,某些不稳定因素被强化并产生共振,持续繁荣趋势就有可能突然停下来,经济增长就会急速掉头向下,出现大的滑坡.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值得我们注意.

今年要召开党的十七大,明年将举办奥运会,为了顺利办好这两件大事,需要一个宽松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尤其是市场不能出现大的波动.这就要求宏观调控应在“加强和改善”上做更多文章,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促使经济社会发展好中求快,稳中求进,和谐中求繁荣.

增强稳健意识,加速和减速都应平稳,保证增长的持续性

今明两年,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稳定,政策取向不要有大的变化,具体措施安排也要更加讲究策略和技巧.在企业和市场出现盲目和狂热倾向时,宏观决策者应以冷静态度和中长期目标追求控制微观非理性行为的蔓延,在促使经济减速和市场降温时,应注意控制节奏,在密集出台紧缩措施后,要有一个观察期,根据情况决定下一步的措施选择.既要控制扩张趋势,又要防止踩刹车用力过猛.

在“”刚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前提下实现“8%左右”.这既综合考虑了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可能,也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要引导经济社会真正走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要引导经济增长从依赖资源和牺牲环境真正转到依靠知识和技术进步带动的质量效益上来.“8％左右”具有预期性、导向性.

一方面,今年经济增长不能在10.7％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因为再加速势必造成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全面过热.另一方面,不要让经济增长实绩从去年10.7％一下子降到8％,如果一年中下降2－3个百分点,经济就会“硬着陆”和衰退,调整代价会很大,调整时间会很长,这个急剧减速的路径不可取.可能和可行的结果应当是,今年下调0.5－1个百分点,这样比较平稳,对系统的振荡不大.

“又好又快”对经济增长速度调节的基本要求是:加速或上升要平稳,减速或下降也要平稳,急剧上升和急剧下降都是不可取的.鉴于目前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自动加速概率大于自动减速概率,所以今年宏观调控比去年应施以更多更大的下压力量.

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有效遏制银行资金流动性蔓延

今年稳健货币政策以全面的金融体制机制创新为基础,在调整信贷结构同时,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有效遏制银行资金流动性蔓延.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具体措施操作应进一步注意以下几点:

在存款活期化和流动性过剩现象较为突出时,货币供应量调节应更多关注M1.今年,央行将货币供应量调控目标确定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6％左右”,仍未提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但我仍然认为,对最新金融市场的调控还是应重点关注M1的变化.因为在存款活期化倾向比较突出,M1快于M2的情况下,可能出现“M2合理而M1过快”的情形.去年下半年以来,M2增长基本稳定在16％左右,没有超过第二季度18.4％,即使是含春节在内的今年2月也只有17.8％,而M1增长几乎是逐月逐季加速,最近连续3个月超过20％.今年头两个半月央行采取大量增发央票回笼货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密集型紧缩措施,实际主要不是以M2而是以M1为依据.今年货币供应量调控的重点应是M1,将其控制在12％－20％的“调控箱”以内,年末拉回到18％左右比较理想.

调控工具和手段的运用,应更加注意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同时出现货币供应量尤其是M1增长加快,主要原因不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而是流动资金流动速度加快,特别是因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资金快速流到股市、汇市、金市和企业产权并购等短期市场,使得银行账户上的存款活期化.在这种新情况下,消除市场非均衡的最好办法是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节.既可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等数量工具,又可用利率等工具,还可用金融准入条件和金融制度创新等制度手段.2003年以来,央行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操作.但在目前顺差和外储急速增长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的新背景下,尤其要谨慎用好利率杠杆,息不可不加,但不可多加快加,在加息和升值间实现平衡须要良好的调节技巧.

调控力度和节奏的选择应更讲究灵活性和针对性.要提高宏观金融调控效果,还应当注意调控的力度、时机和节奏.近几年,央行在运用“预调、微调和分类调控”方式调节金融行为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但在时机和节奏上似乎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比如,3月18日出台加息措施非常正确,力度选择也很好,但似乎时间晚了一些.因为CPI和M1增长在去年第四季度就已经快接近“调控箱”的上限了.要使经济运行持续保持快速而平稳的势头,在调控方式上最好的选择是多次频繁微调,是随机进行“点油”和“点刹”,不猛加油门也不急踩刹车,而保证微调效果的前提是预调,打提前量.在失衡累积很严重时,微调是没有用的,无效的.当然,还要注意好调控的节奏.从当前的情况看,在头两个半月实行密集的紧缩措施后,应当有一个足够长的观察期,在对调控的积极效果和负面效应进行权衡之后再选用有针对性的松紧措施.

灵活运用财税手段,引导微观主体行为,优化供求结构

今年继续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和改善财政收支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稳定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等.除了运用好国债、政府直接投资、转移支付和稳定调节基金等财政手段外,还应当更多更有效地运用税收手段.

从现行体制机制情况看,税收工具在平衡进出口、节能降耗、保护环境、调整结构、促进技术进步、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实现五个统筹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管理应当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近年来,在这些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取得了初步成绩,但还有很大选择空间.

比如,为了技术进步,应对各类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及其应用实行更多的税收优惠,在“两税合一”后,科技类企业的税收优惠应重新调整,为了节能降耗,应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使用税,为了保护环境,应开征环境补偿税,为了进出口平衡,应进一步降低以至取消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水平出口品的出口退税,开征或提高其关税税率,降低资源和技术进口的关税税率.今年建议尽快全部取消钢材产品出口退税并开征5％以上的出口关税.电解铝和水泥也应进一步提高出口门槛,煤炭出口关税税率可根据情况适当提高.

改善公共消费环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促进社会总消费持续增长

为了保持去年下半年以来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巩固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今年政府应当在公共管理、制度改革和宏观调节等方面为促进消费做更多工作.

一是,各级政府应当像抓工业和财政一样,抓好就业和消费,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经济增长及财政收入增长保持协调.政府在履行公共职能时,应着力于尽快建立健全养老、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更多的财政预算资金用于改善城乡公共消费设施条件,增加公共怎么写作供给,让城乡居民从承担公共开支负担中解放出来.

二是,提高劳动报酬占GDP中的比重,拓宽农民减负增收的渠道,切实落实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工资,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改善职工工资和企业利润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建立均衡协调的增长机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通过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购写能力和消费能力.

三是,在税收和金融政策调整中,通过差别调节方式保护中低收入者和中小储户的利益.比如,建立和完善累进所得税制,用差别税率控制收入差距扩大,用“级差利息税”取代现行的“普遍利息税”等.通过这些制度安排让普通消费者有能力更多分享大众消费资源,同时全面放开高档消费品特别是奢侈消费品的,在大众消费和高档消费之间建立和谐秩序,为社会总消费持续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加强涉外经济管理,严密监视热钱流动,防止外部风险向国内传递

自“入世”过渡期结束以来,我国产业和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加快,管制越来越少,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和投机性资本流入快速增加,国内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其他短期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性提高,这些市场的波动风险随之增大.国内市场影响国际市场和国际市场影响国内市场,越来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2月26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发表“美国经济年底前衰退”的言论,27日我国沪、深两市分别跌8%和9%以上,创1996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记录,27、28日,美国三大股指暴跌.这与其说是中国影响美国,不如说是格老影响中国.

尽管我国股市还未完全开放,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市场体系还未形成,一年100亿美元左右的QFII也不算多,但如果将从非正常渠道进入我国股市的某些套利资金算进来,并考虑其杠杆效应,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权威的敏感言论,或某一个国家政策调整的刺激下,给相关市场造成突如其来的冲击和波动.抵御或减缓这些冲击的有效途径是,从宏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和微观层面的市场自调节机制上建立坚实的防火墙.主要措施包括:

（1）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应对包括FDI和热钱在内的所有外资的流入流出进行密切监视,掌握其流量和流向的异动变化,为应对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

（2）对各类金融投资主体,对那些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联系紧密的投资机构和个人,特别是对那些追求高风险投资的大额投机行为,实行全程监管并及时提供风险性预警,以防泡沫一旦破灭引发类似于1997年那样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那样的房地产信贷危机.

（3）建立最严格的银行资金流出流入管理制度,把好资金闸门,既防止非正常流动,限制套利活动,又避免资金链断裂,保障银行资金在银行体系内外良性循环.

（4）建立和完善对授信客户特别是大额客户的信用检测和预调节机制,避免信用缺失带来的资金逃离风险.

（5）相关政府部门在调整政策时,既要尽可能采用微调方式,避免急刹车对市场过大冲击,比如人民币升值坚持小步慢走,升息实行渐进微调等,又要在披露政策信息时避免突然袭击,减少随机性,保持适当的可预期性,用时间消化波动空间.

（6）在危机发生时,政府应及时采取强有力的逆调节措施,尽快对冲市场所产生的破坏能量,防止危机扩散,缩短危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