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实证

摘 要：财政投入最优规模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国内外很多文献都有相关论证,并且得出了不同结论.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并代入我国1981－2004年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8．26％,实际投入规模要小于此最优水平.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确保农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增长.

关 键 词 ：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5-0068-05

一、引言

财政投入最优规模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国内外很多文献都有相关论证,并且得出了不同结论.具体到农业,很多文献也说明了财政投入对农业经济的重要影响,并分析了最优投入规模.Chang指出财政农业投入对经济增长来说有双重影响,既有可能通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化速度减慢,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又有可能通过增加农业产出增加所得税和政府支出,从而又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由此他认为财政农业投入应该有一个最优规模,但他只是给出了定性分析,并没有得出定量结论；Matsuyama和Kiminori则通过财政支出在不同领域内的比较优势,给出了农业领域内的最优投入规模实证结果,并分析了财政资金投入农业领域同投入其他领域相比的竞争优势.

国内很多文献也对财政的农业投入规模问题进行了分析.苏明分析了分税制条件下财政农业投入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指出农业投入规模过低的种种原因,并给出中长期增加财政农业投入的总体思路,但并没有从实证角度得出财政最优农业投入的具体规模；沈淑霞、秦富,对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效率问题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我国农业投入绝对规模不断上升,但相对规模却在逐年下降,导致投入效率有下降的趋势,也可理解为农业投入并未达到最优规模,有待进―步增加投入和进行支出结构优化；侯石安分析了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目标选择和政策优化问题,结论是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规模,使未来财政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由4％上升至10％左右的水平.

通过回顾上述文献,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财政农业投入应该会有一个最优规模,国外文献之所以会有争论,可能与样本选取有关.具体到我国,大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是农业投入规模过小,还没有达到最优,但大多还没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具体规模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国外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修改一些检测定条件,使之更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得出最优投人规模量值,从而对当前的财政农业投入情况进行更趋理性的分析,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和方法

衡量农业产出问题时,很多文献表明财政投入对农业总产值具有重要贡献.因此按照Bar－ro和Aschauer笔者认为财政农业投入是生产性的,可构造如下形式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等于F(K,I,G／L),其中,Y代表真实农业产出,K是每年期初的农业资本存量,L为每年农业人口总量,G为财政农业投入.函数两

卫的测算,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重置率水平为5．42％,笔者也采用此数值.根据《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统计摘 要 》提供的1980―2004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指数,得到样本期的农业资本存量数据.

3．农业人口总量

农业人口数为《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提供的1981―1985年乡村人口数和《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统计摘 要 》提供的1986－2004年农业人口数.

4．财政农业投入

财政农业投入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05年《中国统计摘 要 》提供的1990－2004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数据,1990年以前数据由200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提供,财政农业支出共包括以下几项：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农村救济费以及其他农业支出,数据全部经过以1980年为100的CDP缩减指数进行平减.

根据上述方法采集的基础数据如表1所示.根据表1,可以得到表2中的财政农业投入规模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利用表2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对方程(4)进行回归,发现存在自相关,但并不存在异方差,因此用广义差分法(GLS)经3次迭代消除模型中存在的自相关后,最终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估计结果可见,两方程联合系数检验F值显著,且已很好消除了自相关问题.图2、图3分别给出了方程(4)和方程(5)的整体拟合结果,可见回归线基本反映了真实农业产值变动情况.两方程的三个主要变量系数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标准误差仅为0．0636和0．0639,说明样本拟合程度很好.K／Y的系数MPK的估计结果分别为3．68和3.53,说明农业资本存量边际产出为正,继续增加农业资本投入将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我们用均值3．6作为最终结果.L／L的系数劳动就业产出弹性估计结果分别为1．25和1．16,我们用均值1．2作为最终结果,即产出与农业人口规模同向变动,且前者变动规模为后者的1．78倍,这可能与进城农民工增多后,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减少有关,说明政策上应对农民务农行为加大鼓励与支持力度.方程(5)中财政农业投入边际产出的估计结果为1．51,说明当前还没有达到最优投入规模,继续扩大投入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方程(4)中s／g的回归结果代表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应该为8．26％,即财政支出占农业总产值比例达到8．26％时,政府支农资金投入才能发挥最大效益.这个分析结果比侯石安的估计略低.

反观我国财政农业投入实际规模,由表2可见,从1982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徘徊在4％左右,1995年甚至一度跌至2．79％；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出现递增趋势,由2000年的4．94％上升至2003年的5．91％.财政支农规模的扩大,说明新―届政府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在资金和政策上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由上述分析可见,这一举措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但如果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财政农业投入占农业GDP比重还处于很低的水平,根据朱刚等人提供的数据,20世纪90时年代中期大部分国家此项指标值都在10％以上,比例最高的加拿大和以色列甚至分别达到47．32％和45．87％,美国和英国也处于25％左右的水平,而我国2003年才达到5．91％,甚至低于印度1994年的9．87％(见图4).这一横向比较结果固然与不同国家农业产值在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同有关,但也进一步说明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因此未来几年应继续保持对农业问题的重视,不断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支持力度,确保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平稳增长.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对我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的估算,以及对不同国家财政农业投入实际规模的比较,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我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是存在的,其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最优水平约为8．26％.由于目前我国实际投入规模要小于此最优值,因此“十一五”期间应进―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争取至少达到占农业CDP8％左右的水平.财政投入的增加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稳定至关重要.

第二,从不同国家横向比较情况来看,我国当前财政农业投入规模甚至比有些发展中国家四世纪90年代的投入规模还要低,更不用说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虽然不同国家产业结构不一样,决定财政农业投入的最优规模也不同,但数据比较结果仍然说明我国这一指标值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亟待进―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规模和力度,确保农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第三,由于我国农业资本边际产出为3．6,农业就业产出弹性为1．2,因此在增加财政农业投入过程中,―方面应着重加大对农业固定资产(如农村道路、水电、围场、水井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另―方面应注重引导农民务农,对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进行政策性激励和支持.一号文件中关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是非常正确的.

第四,由于免除农业税使财政来自农业的税收锐减,再加上财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任务非常沉重,因此如果短期内增加财政对农业投入比较困难,则应进一步完善财政农业投入资金使用结构,加强资金管理和运用,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益,这比单纯强调扩大投入性支持规模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