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有什么关系

国家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关系密切.国富与民富需同步.国或国穷民富都不能持续.国,国富就失去了意义.国穷民富,民富也难有保障.

在某个特殊的阶段,国家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1994年中国进行了一次根本性财税体制改革.改革所确立起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扭转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格局,也为国家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财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财政收入的增速超过国民收入也是事实.

问题也随之而来.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与持续超预算增长,也将“财政收入”问题摆上了台面.在社会中,人民对直观数据反应敏感.政府收入增速比国民快,最初还能以恢复性增长予以解释,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解释的说服力逐步削弱,也越来越难以为国民所认同.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亟待调整.

应该说明的是,1998年以后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步伐加快,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对政府收入增加速度较快的疑问.

国民是个整体.政府收入增速超过的自然不是所有国民.国民内部收入差距也持续拉大.要消除国民对政府收入增速的疑惑,必须重塑收入流动性机制,打通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流动的通道.

降低政府收入份额,需要加大减税力度.中国已实行了一系列减税政策,但这还不够.现阶段中国税收收入快速增长与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关系密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收入的取得,只看是否有生产和交易活动,而不管各经济主体是否盈利.中国亟待制订一揽子减税计划,调整税制结构,为国民收入的增长提供更大空间.中国可在每年年末根据税收收入超收情况推出具体的退税计划,以控制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保持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的协调增长.

减税必然减少政府可支配财力,这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压缩财政支出规模,改善支出结构,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率.某些种类的财政支出只是在短期内有效,相关支出政策就应只在短期内实行,到期就停止.支出效率偏低的某类支出,则应取消.如各地对部分上市公司的补贴,名义上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如果一家上市公司长期要依靠财政“输血”才能“盈利”,那么这种吊诡的事恐非市场经济所需.

“三公经费”支出可压缩的要尽可能压缩.公务招待还在争论上什么酒,说明此处经费压缩还有很大空间.

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也可降低财政收入压力.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在政府的预算层面已经成为事实.但是,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否就会因此得到根本性提高?如果年终教育部门和各学校仍然要忙于赶进度花钱,那么对4%进行适当调整也不是不可行.世界潮流早已超越此等法定支出规定的阶段,而进入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阶段.想想也是,教育乃百年大计,多花钱是应该的.但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防是和平的保证,外交经费不足,利比亚撤侨能做到吗?

收入分配问题不在于国民能否接受收入差距,而在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的缺失上.收入来源正当所形成的财富,国民早已能够接受,且充满尊重.但是,国民不能接受因垄断或钻政策空子或靠违法违规所带来的财富增长.因此,关键是采取措施,直面垄断和违法违规行为,为国民创造财富打造公平的竞争机会,使得中低收入者有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财富持续增长,使得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都对未来充满希望.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并不见得就一定要靠政府.国民收入增长具有阶段性特征.现阶段,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赚的是低端的钱,在工资收入上的体现自然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民收入增长相对偏慢.随着中国劳动力供应逐步进入短缺时代,随着“中国制造”逐步转向“中国创造”,国民收入也会随之增长,并可能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