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看待“中国模式”

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到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中国模式”被广泛讨论.中国在过去30年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金融危机后4万亿的大手笔刺激计划,以及去年8.7%的“V型”复苏,都值得为其喝一声彩――但欢呼雀跃为时尚早.

中国不应沉醉于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赞美声中,而应以谦虚的态度,坚守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中国既往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符合基本经济学原理,是顺应了市场化、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和大趋势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中国也结合自身国情进行了独到的探索.傅军在其《国富之道》中说:“中国改革的成功,不是因为中国人发明了什么新的经济学原理,而更多的应归功于政府对改革战略全局的总体把握能力,体现为在理论指导下(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适合特定时空的、务实的政策上的选择.”

这个“中国特色”背后蕴含的结构性问题亦不容小觑,尤其是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差距拉大、底层劳动者负担重收入少等问题,会带来外溢的社会风险,需要慎重对待.

先前的“中国模式”主要指的是过去30年的发展路径,新近增加的内容则是摆脱金融危机的方法.在这两个方面,“中国模式”真的独树一帜吗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巴西,政治上无竞争,经济上高速增长,一度被认为是“西半球巨人”,甚至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详见本期黄亚生文章)这与当下有人以“G2”和“中美国”来褒扬中国甚为相似.但巴西在“失落的十年”后一蹶不振,前车之鉴,值得警惕.

过去30年的经济史也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样也是世界经济稳步增长的时期.当然,中国一定是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使经济在特定时期获得高速增长.问题是,中国做对了什么特殊的事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单从中国历史进程来看确是史无前例,但放眼世界就会发现,改革中所遵循的“明晰产权、开放贸易”等手段本身是经过它国实践证明过了的经典增长战略.与此同时,人民币采用了盯住美元的策略,而美元又一直有相对稳定的表现,这一较为稳定的货币制度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一种经济学原理会有不同的政策处方,但究其背后的原则却是基本价值的支撑.“中国模式”特殊论的支持者有意无意犯下了用特例否定普遍原则的错误.对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而其中最值得肯定的,则是政府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政策符合“明晰产权、扩大市场化、促进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成就不可否定,问题仍可提出.检测如我们认可中国在特定阶段的选择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增长模式,那么问题就是,这一模式可以持续吗根据中国财政部日前披露的2009年财政收支情况,全年财政收入初步统计68477亿元,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11.7%,高于GDP增长3个百分点.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疑惑:在大幅度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何以不减反增呢

政府财政收入只能来自个人和市场,而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9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8%,高于GDP增长1.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尽管做大了蛋糕,但政府拿走了更多,民间获得的份额相应减少.有关新一轮“国进民退”的议论也表明了各级政府在与个人和市场竞争利益.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投资不仅边际收益递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民间资本,使得无处可去的民间资本大量进入股市和楼市,推高了资产泡沫的风险.

经济刺激计划大量依靠银行资金,巨量信贷意味着可能造成呆坏账,从而造成银行系统性风险,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刺激出口,虽可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但也造成了积累大量美元储备的外部失衡.这些都表明依靠投资和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维持未来的增长.

因此,不管是出于防范未来的银行风险、还是推动产业升级考虑,都需要增加消费以获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新的平衡.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去纠正那些不值得赞扬的“中国特色”:政府收入增加超过GDP,政府增大开支但用于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仍显不足,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不快,收入分配不公等等.

卡耐基公司总裁约翰加德纳说过:“一个国家若要成就伟业,就必须信奉某种东西――而这种信仰必须具有支撑一个伟大的文明所需要的种种道德内涵.” 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就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而这个探索还远未终结.立足于中国现实,避免陷于“中国模式”的虚荣之中,进一步深化改革,减负增收,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进步,这才是当下最紧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