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宽货币紧财政防止硬着陆

日前,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表示,“李克强经济学”的真正核心理念应是政府向市场放权,通过释放制度改革红利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逐步完成结构调整与转型,而非外界所称的主动调低经济增速,以所谓短期阵痛换取长期益处.他还认为,要避免中国经济的硬着陆风险,需实现三个方面的回归：政府退出产业规划,回归市场；降低资金成本,回归实体经济；鼓励出口,回归国际市场.

增速下滑后果严重

《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针对高层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看法,特别是前段时间未救银行钱荒的做法等,巴克莱资本总结了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即不出台刺激政策、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对于李克强经济学或者经济政策取向,您是怎么看的?

华民：很难说存在这么一套李克强经济学.

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就业压力很大；其次,人口压力也很大,尽管人口增长率是在下降,但每年出生人口的总量还是很大；第三,资产泡沫很严重,房价畸高.如果经济增速严重下滑,那么,这三方面的问题都将无法应对.

我们希望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但质量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不是靠政策就可以改变的.中国在目前条件下是无法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就算出台再多政策也不行.我们谈转型、讲结构调整已经那么多年,但只是将那些不想要的产业都干掉了,而管理层寄予希望的产业却并没有发展起来,原因何在?不是因为企业和市场不响应,而是因为缺乏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要素,这些要素不是通过政策可以创造出来的,而是依赖于禀赋的变化.

但是,经济增长则是可以靠政策来改变的.如果给出好的出口政策,给出鼓励人们做实体经济的政策,增长率还是可以上去的.中国为什么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缓解人口压力,防止泡沫破裂.再从大一点的角度来说,为什么需要经济增长?因为全世界富国和穷国的区别就是,前者GDP增速超过了其人口增速,人均收入水平逐步提高,而后者相反.当然,经济增长不一定就是有效增长,还要看能不能增加人均收入,增加投资回报率.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有效的增长和做什么产业没有关系,不管是高端还是低端产业,只要能够带来就业和收入就应当鼓励.

总之,眼下中国是不能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再说全世界也没有一个政府会故意去调低经济增长率.

应量化宽松货币、紧缩财政

CBF：李克强也明确表示,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过“上限”.对于这一区间论您又是怎么理解的?

华民：设定经济增长率等下限是必需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能再低于7.5%或是7%,否则就没有净增长了.所谓净增长,就是将经济增长率减去就业增长率.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中国就业增长率每年约为6%左右,如果维持7%的经济增长率,实际净增长只有1%.这也就是说,所有存量的已经就业的人口每年最多只增加1%的收入.在此基础上,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非常困难.

以通货膨胀作为上限也是对的.但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找到通胀的根源,近年来治理通胀也收效甚微.在我看来,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应该盯住的不是通胀,而是流动性,中国的通胀问题是由流动性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更多是因为境外资本的流入,而境外资本涌入则是因为中国的紧缩货币政策,其中道理就在于,当发达工业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中国却针锋相对地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言而喻——当我们为了控制通胀而一味紧缩货币时,中外的息差便随之夸大了,结果央行越是紧缩,外部流入的资本就越多,流动性就越是增加,通胀也变得越严重.

从当前的国际环境来看,控制流动性的方法应是降息和控制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只有如此才能闭合外部短期资本流入的投机敞口、阻击热钱流入到中国.

当然,在降息的同时还需控制信贷流向.降息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境外资本流入,控制信贷流向则是为了防止资金继续流向存量资产部门、进一步推高房地产泡沫.因此,在这方面是需要央行和银监会密切合作的,央行的任务就是通过降息来阻击短期资本流入,而银监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窗口指导来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如能实现这样的合作,那么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CBF：在打破常规不救钱荒后,国务院还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出了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并出台“八条金融新政”.您认为如何才能盘活货币信贷存量?

华民：货币存量很难盘活.目前的资金已经在信贷、信托和证券化的资产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债务链——商业银行的贷款多数贷给了国企,国企拿到这部分平价资金,再高息放给了民企,部分民企又给了更缺钱的下家,资金都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还有理财、信托等,亦是类似,甚至已经进入银行表外循环.这些资金在金融系统里空转,形成的是环环相扣的债务关系,而不是被搁置起来的闲置资金.只要你把它一抽,债务链就有可能断裂,于是钱荒就有可能演变为债务危机.

还有更多的资金进入了房地产,也就是把货币换成了“砖头”,投入房地产的资金一旦变成存量资产是无法盘活的.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卖地给开发商、或是将土地抵押给银行拿到的钱已经变成了财政支出,而且大部分还是非生产性的,同样也是回不来的.

因此,存量的结还要靠增量来给它松开.只有采取放流量、限制进入存量的做法,才能慢慢地把到期的存量盘活.如果不放流量、也不对继续进入存量部门的资产加以限制,而是采取动员财政存款进行投资的做法,极有可能重蹈2009年4万亿投资的覆辙.

总之,盘活存量就是要让市场多花钱,政府少投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实行扩张货币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的组合,而不是当下所采取的紧缩货币与扩张财政的组合.采取这样的政策组合也是符合李克强经济学简政放权理念的,即政府退出,回归市场经济.这样的政策组合目前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美国经济已经呈现复苏迹象,欧债危机已经走向缓解,日本经济也开始有所起色,尽管能否持久尚不可知.检测如我们继续采取与全世界背道而驰的做法,只会使得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取消贷款利率下限作用有限

CBF：央行刚刚在7月19日宣布了决定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这项重大举措对于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对您之前所说的通过增量盘活存量货币会否有帮助?

华民：贷款利率的波动归根到底取决于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如果市场对资金需求不大,银行放不出贷款肯定是要降低贷款利率的；如果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很旺盛,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并不会带来贷款利率的下降.

那么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体制上的准入限制.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体制上是二元的,国企在国有商业银行控制的正规金融市场里融资,中小企业则在非正规的金融市场（俗称“黑市”）里融资.由此产生的体制壁垒构成了广大中小企业进入正规金融市场融资的准入障碍,此制度性障碍不消除的话,对于身处正规金融市场之外的中小非国有企业而言,在取消正规金融市场贷款利率浮动的下限之后,该市场的利率是高还是低,对于场外的它们来讲并无直接的影响.所以,光放松管制,不取消市场准入的限制,取消贷款利率浮动下限的改革作用可能比较有限.

阵痛就是硬着陆,将导致长期衰退

CBF：中国能否像外界说的那样通过阵痛来换取长期的益处?按照巴克莱的说法：李克强经济学的政策可能让中国临时硬着陆,未来三年里,季度经济增速会降至3%,此后迅速反弹,未来10年内保持每年6%-8%左右的经济增长.另外,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二季度GDP增速继续回落,为7.5%,半年GDP增速7.6%,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您觉得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有多大?

华民：中国经济需要的是稳定增长,所以只能采取平滑的政策,而不能是导致阵痛的政策,因为阵痛就是硬着陆.1989年日本房地产破灭后所导致的后果是连续20多年的衰退,至今都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阵痛之后的繁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89年柏林墙倒下之后的前苏联和中东欧,原本以为只要把计划经济废止后,市场自然而然就会发挥作用,其实不然,从功能上来讲,市场的确可以比计划更好地配置资源,但是市场本身却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不可能自发形成,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所以,从俄罗斯到中东欧,很多国家至今仍然因为市场制度的缺失而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接着而来的发生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再次告诉我们,阵痛之后,大部分国家告别了经济增长,逐渐掉入中等收入的陷阱而难以自拔.总结这些国家的经验,我们绝对应当避免所谓的阵痛,而是应当去寻找平滑之路.

就目前而言,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这会导致中国产业体系断崖式的崩溃.淘汰现有的产业不难,如前所述,创建新的产业则很难,因为创建新的产业,既要受到禀赋的约束、又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属于平滑调整.

我们都清楚地记得,2008年世界性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纷纷破产倒闭,但是一旦美国做实体经济的企业要破产倒闭时,美国政府便毫不犹疑地给予保护和支持,比如2010年美国政府对陷入破产困境的通用汽车公司所采取的拯救行动便是证明.从美国政府拯救通用汽车公司的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体经济不能崩溃,哪怕是像汽车制造这类传统产业,但是泡沫必须要挤掉.中国若是不挤掉泡沫,反而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淘汰所谓的落后产业,那等待我们的只能是硬着陆.硬着陆之后,一定难逃经济衰退之厄运.

实现“三个回归”

CBF：那么,为了避免硬着陆,在您看来,总体来说,现有经济政策需要做哪些改变,还需要有哪些实质性的改革举措?

华民：中国要防止经济硬着陆和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必须要推出力挽狂澜的做法,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体制改革.

基本思路包括：一是政府要停止产业规划,不要再去规定什么产业能做什么产业不能做,也就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给社会巨大的投资空间.同时为所有产业投资提供怎么写作,比如做好环保治理等；二是要降低资金成本,让市场有钱花.像房地产等吸收与消耗流量的存量部门,要控制信贷流入,创造就业和收入的产业则应该予以支持；三是重振出口.产业投资的增加必导致产能的增加,光靠内需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制造业有最小盈利规模,产量达不到一定阶段固定资本摊薄太高将造成亏损,要达到最小盈利规模,产量必须足够大,一定是国内消费所不能出清的,那就必须出口.全球制造业生产大国都是贸易顺差国,这是没有办法的.目前出口市场其实也没有问题,而是中国被别人抢走了30%左右的订单.美国经济在复苏,其进口在增长,凭什么说国际市场环境不好?此外,要回归国际市场,还应降低人民币名义汇率甚至实际汇率.

总而言之,要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就是要做到三个回归：回归市场,回归实体经济,回归国际市场.

用制度红利替代政策刺激

CBF：您对下半年尤其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可能出台什么实质性的改革举措有无预判?从此次取消贷款利率下限来看,是否意味着在应对经济下滑方面已有所动作?

华民：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可以视作开始缓解资金、降低资金成本的一个动作,可能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释放一点资金,看能不能对经济增长不断下滑起到阻击的作用,不让它掉得太快.但从目前的情况来讲,不太可能推出其他力度更大的刺激或者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因为已经再三强调,不会因为短期经济增长下滑而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

其思路应该是保持政策不变,不再像原来那样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而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来稳增长促转型.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算是一个改革的尝试,如果有用,那么政策将继续不变,如果没用,下半年会否有进一步的政策措施,还有待观察.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或许会给出人们和市场所期待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