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经济一场利益与健康的博弈

对比已上市的大型央企,“中国烟草”的利润总额排名仅次于工行、中石油和建行,上市盈利能力排在第四位.比较实体经济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银行一般不比较净资产收益率）,“中国烟草”比赚钱第二的中石油高出四成,后者只有10.57%

众所周知,在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中,烟草行业举足轻重,纳税占了政府收入近10%.烟草同时也维持着数以百万计烟农的生计,并在卷烟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烟草是块肥肉,在一些地方如云南,烟草甚至还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中国烟民数量高达3.2亿,占全世界吸烟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是世界上所有烟草商都垂涎三尺的地方.

2012年期间,作为兴业银行的新股定向增发单位之一,经由兴业银行A股定向增发公告,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向神秘的经营情况得以首度披露.审计后的数据显示,2010年该公司的总资产为9,699亿元,当年营收7,704亿元,实现净利润1,177亿元,净资产收益率达14.7%.对比已上市的大型央企,其利润总额排名仅次于工行、中石油和建行,上市盈利能力排在第四位.比较实体经济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银行一般不比较净资产收益率）,“中国烟草”比赚钱第二的中石油高出四成,后者只有10.57%.

戒不掉的烟草经济

据统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全球约1/3的烟草（243.5万吨烟叶）产生于中国,中国生产并消费了全球1/3的卷烟（1,700亿支）.巨大的市场意味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反应到国家财政上,税收是最直接的体现.

事实上,自1987年起,烟草行业就一直占据中国纳税大户的地位.在与烟草经济相关的每一环上——从烟叶的种植、卷烟的生产、的批发和零售,烟草都为财政贡献着可观的税收.中国针对烟草业征收的税一般被通称为“烟草税”,但实际上,所谓的“烟草税”可分解为烟叶税、增值税、消费税（包括从量税和从价税）三大部分.而卷烟增值税和消费税,则是政府在烟草业税收的最重要来源.

烟草行业的高收入在社会上早已被传为了一段又一段神话.

据一位烟草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烟草系统平均薪水确实算本地的高收入,比如他目前的年薪不到9万,公积金拿的是国家目前的最高标准,而本地其他行业的年薪很多不会超过5万.老员工到了中层基本上不会低于15万,局级的据说至少要三四十万以上.

“因为烟草系统本身工资差距很大,相互之间工资相对比较保密,这个数据大概就是基本工资和奖金的总和,别的收入就不太清楚了.”该人士表示.

对于烟草行业的高利润,协和医科大学全球控烟研究所杨功焕教授认为,中国烟民占数量世界的1/3,而且中国烟草行业属于垄断经营,一个拥有众多消费群体的行业却不存在任何竞争,自然是财源滚滚.

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从上个世纪开始制定烟草专卖法,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主要是为减少烟草危害,履行中国加入国际控制烟草公约.

然而,烟草专卖特殊的经营管理体制,使烟草行业成了一个具有绝对垄断地位的“独立王国”.

“中国特色”烟草体制

近日,有细心的媒体记者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网站上看到,国家烟草专卖局推荐的“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榜上有名.据称,该项目研究成果的应用,“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适应性,近三年累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735.74亿元,新增利税1,421.8亿元”.

中国控烟协会研究院许桂华称,烟草专卖制度是中国烟草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的根源.

在中国的烟草专卖局与烟草总公司是个政企合一的体制.它既行使政府监管职能,又承担企业营销责任,致使政府监督职权不到位,严重后果是在参与制定烟草和提高烟草税收时起不到积极作用.

去年政府颁发的提高烟草的文件,实际上是烟草专卖局自我消化了,并没有提高烟草,达不到减少烟草制品使用的目的.这几年别国的平均烟草都在上涨,挪威是4.55美元,西欧和加拿大是3美元,美国是1.5美元,都高于中国0.6美元的平均价.1998年以后,英国烟草税平均每年增长5%.税金已经在烟草的构成中占据80%.韩国烟价提高10%后,烟草销量减少了20%.国际经验表明,提高烟草是减少烟草制品使用的有效措施之一.

帝国烟草公司代表曾向媒体表示：最近几年产量无法提升,与宣传受限和政府法令的双重压力有关.英国烟民的日吸卷烟量已经从2008年全面禁烟前的28支,下降到21支.

烟草日赚三五亿的“暴利”令人咋舌,但这个行业的“暴利”却还赶不上烟草“暴税”的1/3.据2012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税利7,529.56亿元,同比增加1,382.89亿元,增长22.5%.上缴国家财政6,001.18亿元,同比增长22.82%.

相关人士称,中国烟草业的发展,对于推动经济的发展及对于国家财政收入有着重要的贡献.

一位知名烟草集团负责人还告诉记者,因为一直是本地的纳税大户,企业多年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重点保护.目前国家仍然在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势必对烟草行业继续保持较高重视.

许桂华认为,控烟关键要改变政企不分,目前烟草专卖局和中烟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肯定是部门利益最大化,要增加产量,增加利润,增加税收就不可能为控烟减少销售.她建议,国务院重新调整“履约领导小组”,在“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没有分开之前,不能作为“履约领导小组”成员,建议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担任“履约领导小组”组长.

尽管如此强势,中国烟草专卖的体制,也不是一夜形成的.事实是,在它成型的过程中,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这期间,不是国家经济命脉的烟草行业,却从地方垄断国企变成垄断央企了.1982年之前,中国并无现在的烟草总公司,直到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已废除）,才正式确立发展国家烟草专卖制度,1984年1月才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即便那时,全国各地的烟草生产也不是烟草专卖局全方位统一管理的.北京有卷烟厂,上海也有,它们互不搭界,各卷各的烟.到新世纪,卷烟生产才逐步纳入专卖体系之中. 对中国烟草行业的强势垄断局面,想一朝打破估计十分艰难.好在它既然已经大一统,也便于我们为它逆市的盈利画个清晰的边界.既然中国烟草非官非商、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已确定为必须如此,那么其盈利安排也可以很特殊：直接划拨到全国人大去,让人大监督,中国烟草每年必须把它赚的钱直接打入社保,从而圈定它的盈利归属!还要附属条件：不许它到处投资（自己行业里的正常投资除外）.像这种左手拿、右手拿镐的机构怎么能到市场上乱搅和呢?它非市场、以破坏误导民生而得到的利益,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直接还到老百姓手里.

控烟：一场利益的博弈

征诸世界,烟草业应不应该赚钱?目前基本有定论了.许多数据、理论和案例证明,烟草是有害人类健康的.还有多种数据比较分析了烟草经济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一句话,从人类身体健康和人类经济健康的双重角度看,烟草经济是需要被大大质疑一下的.所以,戒烟运动已在全球兴起.

中国加入世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6年来,履约控烟基本失败,此事经媒体报道已众所周知.但中国烟草业却踩着“控烟失败”的垫脚,一路高歌猛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和全世界一样,中国对的政策是“控”而不是“禁”,禁是禁绝,而控则是维持某种有限制的平衡.但现在看来,在GDP导向下,别说禁烟,就连控烟的天平也已经深深地偏向销售那一方.一边是控烟承诺,一边是为售烟技术评国家科技奖,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讽刺.如果说由于吸烟者众多,涉及产业链条庞大,而一时无法有效控烟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该坚持以不鼓励为底线才是.

不妨看一下国外截然相反的案例.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家庭禁烟和烟草控制计划》,其中甚至规定烟草商不能在制造中进行以引诱烟民为目的的配方创新,比如添加甘草、桂皮之类的草药,或者丁香等香料.由于在美国出售的大多数丁是从印尼进口的,还因此引起一场国际贸易诉讼,结果被判定即便有“歧视”,也是出于健康选择,而减少吸烟率是一个“合法目标”.

一边是禁止配方创新,一边奖励科技进步等由此可看出,中国“控烟大业”的失败,其原因虽然看起来很复杂,比如烟民群体庞大、烟草文化难以改变等,但说到底,其本质上还是有关部门在烟草专卖与公共卫生两项公共政策之间进行博弈的结果,是几千亿的GDP战胜了“健康选择”.

2012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的利税是7,500亿元,上交财政既达6,000亿元.2012年1-2月中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3,635亿元,同比下降10.9%.但与去年同期相比,烟草利润增幅却很大等政府财政其实是烟草暴利的最大获益者,在国企利润普遍下降的时候,如果因控烟而控出了财政窟窿,拿什么补?

烟草行业的经济贡献常常被错误地当成其必须存在的理由,但即使烟民需要抽烟也不希望被专卖体制绑架,烟农及烟草工人本应该选择更多致富路径.真正戒不掉烟草的只有和部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这当然也是官员“控烟就是卖国”论的霸道底气之所在.

在国际上,世界控烟组织的行动已经给国际烟草巨头造成了巨烦.《财富》杂志于2011年7月公布了世界500强企业排名,4家跨国烟草巨头,排名均下滑.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从2010年的第331位,下降到2011年的356位；帝国烟草公司从去年的第377位,下降到第413位；英美烟草集团从第387位,下滑到第424位；日本烟草公司从第416位,下滑到第426位.不过四家公司通过扩大在东欧、亚洲、非洲、中东等地的销售,实行提价政策,保持了利润的增长.

此前在2012年的云南“”上,就有50名政协委员联名建议尽快推动省级层面的控烟立法,立即启动云南省公共场所控烟立法程序.有调查数据表明,在烟草大省云南,吸烟及被动吸烟现象严重,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病率均高于全国其他城市.而导致这些慢性病的病因中,吸烟或被动吸烟均为重要影响因素,烟草已成为“第一健康杀手”.云南省政协委员、省卫生厅副厅长徐和平表示,有人以烟草是纳税大户为由而反对控烟,但实际上烟草引发的疾病医疗费用大于烟草销售收入,烟草行业带来的净效益已是负值.

财税增长与民众健康,孰轻孰重,这已经是政府必须做出的选择.

包括杨功焕、吴宜群等在内的控烟人士均认为,目前以牵头的控烟履约小组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控烟工作的开展,当务之急是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从履约小组中“请”出去,“这样我国的控烟执行力才能有所体现,不然中国控烟就完了”.

对此,杨功焕等众多公共卫生专家等提出建议：首先,应把控烟纳入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制定国家级的专项控烟行动计划；在国务院层面,做出控烟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同时,对烟草行业进行体制管理,实行政企分开.

《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认为,目前,以税控烟政策既能控烟又能增加政府的税收,控烟不会危害国家和地方经济,且因人群对烟草需求的变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期限,中国的控烟在未来20年完全有机会进行转型.

“做公共卫生的人,是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放进去的,它（控烟）不只是个简单的专业工作”,杨功焕表示,中国控烟之路任重而道远,而此份报告不仅是控烟人士一次竭尽全力的努力,也是一块可用于检验政府是否会履行将健康危害型经济转为健康友好型经济的“试金石”.

可以说,我国很难在短期减少对烟草经济的依赖,相应的控烟也将经历持久战.这个过程中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加强吸烟危害的宣传,引导人们对烟草的正确理解,强化人们的健康意识,积极维护自身的权益.而烟草公司也应该有危机感,牺牲健康和环境的发展不是经久的发展,自身应该加强社会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