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际间财政差异趋势与影响因素的实证

摘 要：本文通过1980～2005年间的样本数据,揭示1980年以来我国省际间财政差异的变化趋势,以及这种变化趋势的影响因素.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财政收入方面,受地区经济差异加大的影响,1994年以后财政收入差异有扩大态势,而分税制改革有助于缩小省际间财政收入差异.在财政支出方面,1995年以后财政支出差异呈上升趋势,这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分税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前者的作用远远大于后者.因此,缩小省际间财政差异的途径除转移支付外,还应当主要致力于缩小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关 键 词 ：财政差异；经济差异；分税制；均衡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8－0072－05

一、理论与研究综述

财政差异,或称财政不均衡,从政府关系角度分为纵向财政差异与横向财政差异,从收入与支出角度,财政差异又可分为收入能力的差异与支出水平的差异.本文仅探讨我国横向――省际间财政收入与支出两方面的差异趋势及其原因.

在理论上,财政收入差异与财政支出差异往往取决于经济、制度与社会人口、环境等因素.

(一)经济发展与财政差异

经济活动分布的不均衡是导致财政差异的重要因素.在财政收入能力方面,如果某地区具有相对较多商业组织,较活跃的市场交易活动,那么,在地方收入所得税和财产税以及商业税的税率给定的情形下,该地方政府的人均可征税能力就强；反之,则弱.关于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威廉姆森(Willianmson)提出了倒“U”型检测说：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地区差异将拉大,但到后期阶段又会趋于缩小.因此,如果威廉姆森的检测说成立,那么,地区间财政收入能力的差异也会先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加大,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此外,财政努力程度也会影响财政收入能力.

在财政支出方面,瓦格纳最早提出公共部门支出规模增长规律,并将经济发展与公共支出增长联系起来.他认为公共部门增长的趋势甚至存在于绝对的或相对的经济萧条之中.他把政府增长的动力归结为社会进步压力及私人、公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例如,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因交往日趋复杂化而导致各种摩擦或社会冲突空前增加,这就必然要求更多的公共管理活动,以保证经济能够以符合经济和社会效率的方式继续发展.而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更关注相对公平,对再分配问题的关心日益加强,因此,文化和社会福利式的公共怎么写作会日益增加.工业化的发展还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这些项目可能超过私人部门的融资能力,或者由私人部门融资会导致私人垄断,不利于实现社会目标,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公共开支随之扩张.马斯格雷夫也指出,不断增加的私人消费常常要求公共物品以及经济发展来为之提供基础设施,此外,技术进步也可能引发对公共支出新的需求,如空间技术.

(二)制度与财政差异

首先,经济体制不同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可能不一样,继而导致地区间财政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政治偏好决定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彼此间的差异程度,同时会根据自己对社会公平类型的偏好安排地区间的财政资源配置.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商品怎么写作及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在个人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下,市场主体的理性行动会使经济自动趋于均衡,地区差异因之趋于缩小.但是现实的障碍是,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劳动力流动有成本阻碍,因此,也不存在地区间的完全均衡.

其次,财政体制影响地区间的财政差异.有人认为财政分权会加大地区间差异.如Prud’hommet认为在其它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不恰当的财政分权很可能导致资源向少数地区集聚,这样的分权反而会加大辖区间的财政差异.因为当税率一致时,富裕地区获得更多的税收并能提供更多的地方公共品.当实行较低的税率时,富裕地区可以在较低的税率条件下提供相同的公共怎么写作.如果税基丰富税率又低,这样的辖区最为企业与家庭喜欢,也因此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分权是差异之母.”但正如Martinez-Vazquez所分析的,Prud’homme的论断实际有一个检测设前提：财政集中制通过将资源从富裕地区转移至贫困地区创造出更加公平均等的公共资源分配格局.然而,实际上可能恰恰相反,政府的某些政治偏好可能导致公共资源向政治重要的地区倾斜,而不是向需求更大但政治重要度不高的地区倾斜,这种政府偏好创造出更不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格局.

再次,财政政策直接影响着一国的地区财政差异.例如,在各种财政承包制的形式下,税收承包额相对小的富裕省份具有更多的自主财源,这不仅直接表现为财政收入能力方面的不均衡,还会随着财政支出的结果进一步加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并再次影响下一期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三)社会因素与财政差异

社会因素包括人口因素、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例如,人口规模、城市化程度、城市密集度、人口中学龄儿童比例和退休人口比例,失业或单亲家庭比例等都会影响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

关于我国省际间财政差异的研究,普遍的文献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省际间财力差异趋势变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994年以前省际差异呈递减态势,1994年开始差异明显拉大.并将主要原因归结于现行分税体制没有触动以往的地方既得利益,没有将调节地区差异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转移支付未能扭转地区不平衡加重的趋势.鲍尔利用1990、1995年的样本数据,证明中国人均GDP与人均预算收入之间正相关的关系,并指出中国的高收入水平与较高的都市化程度是相伴相生,因此人均税收收入水平的差距比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差距大.使用1990年数据,证实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的省际差距的90％可由人均收入和人口规模的差距解释.乔宝云利用1985～1998年的数据,证明财政分权显著加剧了我国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均等.曾军平比较1994～1997年的人均财政收入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后,得出结论：无论就本级收入而言,还是就包括了税收返还与补助在内的总收入,以及人均财政支出而言,分税制都加大了地区间的财政差异.姚洋等人认为制度失衡下的财政分权,缺乏科学的转移支付方式以及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够,造成我国地区差距扩大.但从实证研究来看,关于中国分权与地区经济差异的关系并无一致性的可靠结论.

上述文献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但是既有的实证研究有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在较长时期里比较,我国省际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水平的离散程度及其趋势如何二是这种趋势与财政分权到底有多强的关系,与经济差异、人口规模等因素有无相关性

基于此,本文利用1980～2005年间的样本数 据实证研究以下问题：在财政收入能力与财政支出水平方面,我国省际间财政差异变化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差异间的关系.

二、实证研究

(一)样本与指标选择

我们选择我国内地除重庆之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80～2005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由于重庆市是在1994年以后确立为直辖市的,缺乏分税制改革前后数据的比较,因此样本中不含该市.本文中的财政收入指本级财政收入,不含税收返还、国债转贷等其他资金.财政支出指本级财政支出,不含上解部分、国债转贷等支出.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

地区间财政差异的衡量指标,有全距、平均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倍数等.乔宝云运用省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与全国该年人均省级地方财政支出之比与1之间的差的绝对值,衡量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均等性.这一指标可以反映每年每个省份财政支出水平与全国人均省级财政支出水平之间的相对差异水平,但是不能反映所有省份间彼此的离散程度.我们旨在动态的环境中分析省级财政差异的变化趋势,就应当选择一个能反映总体样本分布情况的指标.因此,我们选择省级人均财政收入与省级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作为研究对象的统计指标.类同,我们选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GDP(现值)的变异系数作为衡量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的指标,以及人口规模变异系数指标.

(二)数据描述

如图1所示,首先,从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指标来看,省际间财政收入水平差异的变化趋势明显呈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1994年,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的变异水平持续下降,而且,在1990年以前,下降速度极为明显.第二阶段是1994年以后,省际间人均财政收入差异水平有扩大趋势,但速度极缓慢,2001年较2000年有较大变化,之后变化趋势又恢复平缓.

从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指标看,省际间财政支出水平的差异程度有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1980～1984年,差异程度逐渐加大.第二个阶段是1985～1992年,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第三个阶段是1993～2005年,差异程度再次加大,但中间也伴随着个别年份的缩小,并且,加大的速度并不比第一阶段快,只是缓慢上升.

观察同期省际间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其变化规律基本为：1980～1990年,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逐步缩小,1991～2003年间省际间经济差距基本呈扩大态势,之后又缩小.

(三)实证模型及结果

根据经济理论,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因素都可能影响地区间的财政差异.由于从理论及实证研究来看,分权与地区经济差异的关系并无一致性的可靠结论,因此我们将它们均视为外生变量.我们建立如下回归模型,以检验上述因素与我国省际间财政差异的相关性.

PFRDC＝c0＋c1×PGDPDC＋c2×POPDC＋c3DUM

PFSDC＝c0＋c1×PGDPDC＋c2×POPDC＋c3DUM

其中,PFRDC表示省际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系数,PFSDC表示省际人均财政支出差异系数.PGDPDC表示省际人均GDP差异系数.POPDC代表省际间人口差异系数.DUM为虚拟变量,代表分税制改革,1994年以前均为0,1994年(包括此年)以后均为1.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财政收入差异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常数项外,所有系数在5％的水平下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GDP变异指标的系数为正,说明省际间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程度随着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加大而加大.虚拟变量的系数为负,说明1994年之后实行的分税制有助于缩小省际间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程度.也就是说,分税制下财政收入的分配方法,较各种讨价还价基础上形成的财政包干制更好地均衡了省级财政收入.此外,财政收入差异与人口规模的差异负相关.

从财政支出差异的回归结果看,除人口变异系数在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它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就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GDP变异指标的系数为正,说明省际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程度也随着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加大而扩大.虚拟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1994年之后实行的分税制加大了省际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程度.综合DUM(代表分税制改革)在财政收入差异回归中的负号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分税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可能不仅没有起到均衡化地区公共品供给水平的作用,反而破坏了分税制在纵向政府间分配后对财政均衡化的正面作用.但是比较DUM(分税制改革)与PGDPDC(人均GDP变异系数)两个变量的系数,前者不足后者的20％.就1994年而言,1994年省际间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为0.66913,计算可知,分税制对人均财政支出差异程度的影响远远小于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其的影响.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实证结果来看,当前省际间财政差异既不能简单地归责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也不能片面、笼统地评价分税制改革对财政差异的影响.

在财政收入方面,1994年以后财政收入差异虽有扩大态势,但幅度极小、速度极为缓慢.财政收入差异的扩大主要与地区经济差异扩大有关,而分税制改革有助于缩小省际间财政差异,其可能原因在于,与地方的税种划分以及税收共享办法具有较大的均衡调节作用,使得获得了较多的地区税收增长收益,因此,并未加剧地区间经济差异所导致的财政收入差异,反而有缓解差异的作用,分税制是具有收入再分配效应的.

在财政支出方面,1995年以后财政支出差异呈上升态势,幅度与速度较收入差异更为明显.财政支出差异的扩大主要与两种因素相关：一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二是分税制对地区财政支出均衡化的负面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财政支出差异的影响更大.

从结论中可得到的政策含义是,国家缩小省际间公共品供给水平差异的思路不能单纯地依赖转移支付,促进生产要素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会获得更好的、决定性的效果.

责任编辑　韩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