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博士“大跃进”

点赞:3567 浏览:11770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1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骛.

近年来,在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进而出现了“官员博士大跃述”的浮躁之风.

今年9月,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市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据了解,全市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中,目前已有10余位取得博士学位,而西南大学培养得最多,接近一半,其中学经济和管理的占多数.

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6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快速增长.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博士学位授予最多的国家.

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曾在去年召开的“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谈道,中国的博士培养速度过快,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今年10月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公开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纪宝成一针见血的发言赢得在场学者热烈的掌声,网民对此也是一片喝彩.

虽然有业内人士对“半数以上博士进入官场”的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但当前学术权力市场化、学位泛滥化、官场学历虚检测化问题的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2004年10月,组织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的清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人的文凭有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干部将培训班、进修班等非学历教育填写为学历教育,将在职教育学历填写为全日制教育学历.

今年6月,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被“双规”.毕业于湖南省交通学校汽车专业的许宗衡原本只有中专学历,但随着职位不断升迁,其学历也不断升级.他首先通过“在职读研究生”的方式,拿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其后又成为“美国国际东西方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虽然后一个学历并不被美国教育部门承认,但这“双硕士”头衔俨然把许宗衡“武装”成了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 《半月谈》曾有调查显示,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政府的职能是公共怎么写作和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并不需要专业的研究型人才.既然如此,众多官员为何都想戴上“博士帽”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从2002年起就开始关注官员读博士问题,他曾先后两次就“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问题写过提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提拔升迁是官员读博的原始冲动,“我们在考核干部上有这样的指标,所以才导致党政干部们纷纷去追求高学位,这是不言而喻的.”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接受采访时谈道,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不需要,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葛剑雄说.

云南省一名组织部干部的话也佐证了两位教授的观点,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之所以组织部门有时候会对一些岗位进行“文凭要求”,主要是考虑工作的便利和效率,即用文凭杠杆来先筛掉一批人,“否则需要面对的人太多了’组织、人事部门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官员博士是怎样炼成的

攻读博士的方式分为在职和脱产,但不论哪种方式招生,都是由高校自主命题,自主阅卷,同时自行划定单科和总分数线,然后确定入围复试名单,最后由博导组成的复试小组决定最终录用人员,所以在外界看来程序监督方面并不完善.考试规则由学校制定,最后录取由博导选择,既无高考的严格,又无硕士招生的统一,这无疑给官员读博提供了可以寻租的途径,而博士队伍中有大量政府官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民盟委员马洁曾指出,“党政部门的某些处级、厅级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如干部考察任命权、财政审批稽查权等,与某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所暗中交易,换取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这种现象全国各地都存在,某些学校的人文社会学科博士点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中,处级以上干部占1/4甚至1/3以上.”

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或手中的职权,甚至动用公款混取文凭.这些人人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有的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有的则是考试舞弊;更有甚者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学资格.

在博士课程学习的过程中,这些官员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替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

“除非是攻读像MBA那样的专业学位,否则学校在周六、日是很少安排课的.可以想象,官员工作时间不可能有空到学校上课,这样他的论文就很难完成.”蔡继明说,“要真是一个好干部,那他就很难成为一名好学生,这个逻辑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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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官员手下有很多资源,他们有秘书,有的还有政策研究室或研究中心,组织起来写一篇论文不成问题.至于论文的发表,领导干部自然有很多渠道.等到毕业答辩时,可以提前做好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有需求就有供给,有官员愿意读博士,就有学校愿意招官员.之所以许多高校、导师愿意招收官员博士学生,多是由于背后的利益交换所致,即官员可以得到高文凭,而高校和导师可以透过官员权力达成自身利益所需,比如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权学交易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校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学交易的筹码.

权学交易如何止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由权学交易导致了腐败.蔡继明认为,这种权学交易现象会严重造成学术风气的败坏,有损学校尊严;此外,教育资源被挤占,排斥了真正的求学者,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导致学位贬值.而那些只有平庸才能的干部披上学术的盛装,又影响了有真才实学下属的晋升.长远来看,这会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信任危机.

2009年1月,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我们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的.”

如何刹住官员读博背后的权学交易之风有人提出应该加强学校的管理,严格规范博士招生,教育部门对此也三令五申,但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似乎说明这并不是釜底抽薪之策.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谈道,虽然高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蔡继明尖锐地指出,权学交易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党政管理方面.“因为我们的大学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与欧美国家的大学以私立为主不同.在欧美国家,大学乱发文凭会遭到社会谴责,声誉会下降,从而影响到财团对它的支持.”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美国培养出多位总统,但如果你当了总统再想去这些名校拿个学位那是相当难的,因为这个取得学位的过程是相当严格的,更不要说是给官员送文凭.”蔡继明说.

领导干部要求学习当然是好事,如果确实是因为专业性的工作的需要,或是某个干部有培养的前途,但缺少某些专业方面的知识,那么组织上可以安排他去学习,这种学习可以到各级党校或专业学校.

蔡继明认为,官员并不是不能读博,如果确因工作需要读博士学位,要由组织做出安排,保留他的工作岗位,保留他的职务,脱产去学习,至少要保证完成学校必修的课程的时间.

“建议教育部和中组部做出规定,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蔡继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