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立传的硕士生

25万字,300多页,26个农民的奋斗史,以展现现代中国农民群像的方式完成硕士论文――研三学生曾维康开创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先例,也圆了自己的“乡土梦”.

乡土情结的苏醒

中等身材,皮肤略黑,湖北口音,笑起来憨憨的.这个乍看没什么特别的小伙子,提起自己的硕士论文,立马神采飞扬.

论文的题目是《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那个村是曾维康生长的地方,他们中有为村里修石子路的乡镇企业家；有在窘境中“下课”的村支书；有身份从“民办”到“代课”再到“聘任”的乡村教师；有为逝者超度亡魂的乡村道士；也有赤脚医生、打工能人、走出农村的大学生、留守在家的老干部等

“如此集中、翔实地展现中国农民群像及其心声,在共和国新闻史上尚属罕见.作品不仅突出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民的原生态,而且为社会史、政治史、心态史、民俗史等提供了颇有参考的一手文献.”曾维康的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说.

然而,曾维康最初决定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硕士论文时,对这层意义并没有清晰的预见,只是最敏感、最柔软的那部分情感被触碰之后,泛滥般苏醒.

2009年春节,曾维康回湖北老家过年,正赶上雨雪天气,村里的土路一片泥泞.“这还叫一条路啊！”乡亲们的抱怨声不绝于耳.曾维康问村里的长辈：“这么多年了,村里怎么也不修一条像样的路”问题一抛出,路过的村民们争先恐后、愤愤不平地跟他讲了一个下午.

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题,他顺藤摸瓜,从“一个村30年没有修起村公路”说起,完成了1.5万字的调查报告――《村级财政如何走向瘫痪》.报告总结出该村财政陷入瘫痪的“汉堡模型”：上有上级部门的催款逼债、乱收费、乱罚款、随意摊派各类集资款；下有农民增收困难,农户拒缴农业税费等各种矛盾.相形之下,村委会犹如汉堡里一块被“夹击”的牛肉,腹背受敌.

一种从未如此清晰的感悟冲击着他：“我在农村看到了问题的存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曾维康说,其实,农民是一个渴望被倾听的孤独群体,在田间劳作的时候,陪伴他们的只有牲畜；在外面打工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他们只是咬咬牙,生闷气.“但是,只要你能融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对你掏心掏肺,你会发现,他们竟然有那么多故事.”

同时,他发觉,很多文学作品、新闻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并不完整,农民常常扮演“被代表”的角色.“我想告诉大家,现代中国农民到底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我的论文我的梦

2010年4月,曾维康接到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老院长、Ⅸ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打给他的：“我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看完了你的开题报告,很激动,也很感动.你写的话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意义很重大等这是我家,有什么困难随时打给我.”

老院长的鼓励让曾维康更加坚定了通过论文来表达乡土情结的信念.

然而,对曾维康来说,这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作为一个当局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客观性在价值判断上,写这二十几个老百姓的价值何在不就是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吗身边部分人的质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他仍然怀疑自己.

不能向前看时就多向后看看.曾维康想到范院长在谈及一本文集的出版时曾说：“我忽然改变主意,应出版社之约将一部分已经过时的‘杂拌儿’结集出版,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朱穆之同志的一番话,想为年长、年轻的朋友提供一点‘向后看’的标志物,从而更加坚定‘向前看’的信心和勇气.”

“向后看”给困境中的曾维康带来了巨大的收获：那种对写作初衷的再一次追问,使他获得了重拾自信的勇气,他把这种收获概括为寻找到“最初的美好”――“为农民立传是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前的一个梦想.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

被这份实现梦想的美好“引诱”着,曾维康辗转鄂、湘、粤等地,历时3个多月进行采访,“任由‘农民在做什么,农民在想什么’这两个问题像一位总司令一样,对我‘颐指气使”’.

那段日子里,在湖北老家的田间地头,他干完了自家的农活,就跑到别人家的地里找老乡,挽起裤腿,戴着草帽,蹲在田边,给老乡递上一支烟,喊上一句：“大爷,您这地耕得好啊！”老乡便兴高采烈地打开了话匣子.赶上下雨天是最好的,乡亲们不能干农活,他就跑到老乡家里作采访.

在广州,他去找开“旅行社”的小老乡,原来“旅行社”就是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硬是被分了8个部分,向外出租.与老乡聊得晚了,他就睡在一坐下嘎吱晌的床上.他还找到从老家走出来的养猪能手,与他一起住在对面就是600头猪的房子里,臭气熏天.老乡问他：“小兄弟,你住不住得惯”他说：“你跟猪待在一起11年了,我才待几天就受不了啦”

2010年底,采访归来,他开始了“宅男”生活,猫在宿合里昏天黑地地整理录音达两个月之久.

奇怪的是,那么艰苦地采访,那么辛苦地整理材料,竞让曾维康产生了越来越浓的兴奋感,他终于体会到了作家莫言所说的家乡带来的写作灵感：“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时,就饱尝到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土地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

“我没有他的境界,我的幸福更多是一种兴奋,我兴奋地发现了一个‘大宝藏’,故乡都是值得好好挖掘的宝藏,是一个滴水藏海的宝藏.”

作品完成后,曾维康在论文的创作手记中这样总结支撑他的那份力量：“我觉得是一种爱,一种态度和一种责任.”

从农村来到农村去

我写这部作品如同一个命定的“归宿”,似乎又在帮我回答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回答是：“我从农村来,要到农村去.”

写下这段话时,曾维康已经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递交了申请书：“选择到基层工作,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召唤.这种召唤,来自我生活过的农村.”

“我放过牛插过秧,摸过鱼偷过梨,抓过蛇玩过泥巴,偶尔还拉帮结伙地打几次群架,基本上农村孩子的‘必修课’我从没有逃过.”曾维康说.

然而,去城里读高中后,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那么依恋的土地原来如此穷困不堪,“以至于都有点嫌弃它了”.那时,他学习的动力就像高中老师告诉他的那样,“读书改变命运”,“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地方”.终于,2004年,他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他没想到的是,这种对家乡的嫌弃,随着他真的远离家乡,逐渐转化成了一种“同情感”.再后来,这种“同情感”又演变成“使命感”――为什么我的家乡不能富裕家乡的老百姓怎样才能富裕起来

大学4年,研究生3年,他曾6次到东、中、西部农村调研.他发现家乡的经济条件并不是最差的,在西部部分农民的家里,想吃一顿炒肉都难.他也发现江浙一带的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如果把江浙的发展经验带到西部去,或许能够解决不少问题.

“我的家乡河网交错,鱼米并旺,有一定的地域优势,但村民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和渠道有限,增收比较缓慢.”

“媒体上报道农民的柑橘、西瓜卖不出去,都烂掉了,还有的农民有‘致富经’,但缺乏资金和场所.我常想,如果我是村干部,能帮他们解决好问题吗我觉得至少不会太难.”曾维康觉得,在农村,他有用武之地.

曾经,曾维康的理想是做“新闻高手”,因在本科期间发表了100余篇、累计20余万字的新闻作品而被保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但毕业找工作时,他通过努力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名选调生.

作出这样的选择,并非没有经过挣扎.去年年底,一位师兄给曾维康推荐了一份年薪十几万的央企工作,解决北京户口和编制,福利优厚,想了又想,他还是拒绝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无法说服自己.”

母亲听说儿子要去基层工作,说：“我不指望你了.”一想起60多岁的母亲在乡间劳作的背影,他就心酸.他默默告诉自己,如果他在基层的价值实现了,终有一天也能让母亲不再那么辛苦.

有人问：“你觉得值吗”有人质疑：“曾维康你想当大官”还有人说：“曾维康你真自私.”可是,他真的觉得：“我在一个村就可以帮一个村的人,在一个镇就能帮一个镇的人,哪怕只能帮上一点点.基层的工作总得有人做吧,生在农村的人都不下基层,还能等谁去呢”

(龙蕾摘自2011年6月28日《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