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西南联大的岁月

点赞:15092 浏览:67890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6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理学士学位后,做了该校的研究生.我的导师是王竹溪教授,他在30年代曾到英国留学.王先生把我引进了物理学的这一领域,此后,它便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门学科.《超晶格》一文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至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员工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多;杂志往往过了一两年才能收到;但就在那座图书馆里,我学到了许多许多知识.冬天,我们的教室又冷又透风,上实验课时,我们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设备.但是,总的说来,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先生讲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笔记本用的是没有漂白过的粗纸,很容易撕破,今天它经常会使我想起那些岁月里的艰苦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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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是一场漫长的浩劫,与中国悠久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降临到千百万老百姓头上的是难以名状的灾难,有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有日本人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由于这一政策,单在华北一地区,从1941年到1942年的一年之内,人口就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有1944年河南省的大饥荒(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来形容这场惨剧!);有1944年底日军的最后一次攻击,当他们攻到桂林和柳州时,在昆明人人都担心贵阳会随时陷落;还有数不清的疯狂轰炸.1940年9月30日,我家在昆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我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家当几乎全部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全家人都已躲在防空洞里,免于遭难.几天之后,我带着一把铁锹回去,挖出了几本压歪了的但仍可用的书本,欣喜若狂.今天的人们已很难了解,在那种困苦的岁月里几本书的价值.除此之外,还有通货膨胀的永无休止的威胁.我父亲是西南联大教授,他的储蓄全部化为乌有.战争结束时,我们已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境地.我母亲是一位意志坚强而又克勤克俭的妇女,为了一家七口人的温饱,她年复一年地从早到晚辛苦操劳,她的坚忍卓绝的精神支持全家度过了8年的抗战时期.战争结束时,全家个个清瘦,但总算人人健康.


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一所高中教数学.教课之余研究场论,那是1942年到1944年间我自马仁俊教授那里学到的理论.我对变形物体的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1945年4、5月间,我用一种颇为优雅的方法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但后来发现莫纳汉早在1937年就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这使我大失所望.

1945年8月底,我动身前往美国.中美之间当时没有民用交通,我在加尔各答等候了几个月,才搭上一艘运兵船,终于在11月底来到纽约,并在圣诞节前后抵达芝加哥.1946年1月,我在芝加哥大学注册成为该校的研究生.在一篇后来写的文章中我曾描述过这段经历.

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

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爱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转过来又决定他的贡献.乍听起来,一个人的爱憎和风格竟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关系如此密切,也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物理学一般认为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质世界具有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爱憎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它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这其实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摘自《杨振宁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