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消费行为“两栖性”探究

【摘 要】农民工群体是社会学研究长期关注的焦点,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下,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类比王宁教授提出的“两栖型”消费的概念,我把农民工群体这种消费行为也称之为“两栖消费”,在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消费能力是低下的,他们会尽量减少自己的开销,然而回乡后他们的消费能力令人吃惊,当然,他们回乡后的消费行为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炫耀性的特征.这其中所遵从的逻辑值得深入研究,笔者认为这样的一种现象所遵从的是一种补偿性的逻辑.

【关 键 词 】农民工；两栖消费；补偿性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加速转型,伴随着这一进程,大量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形成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既受到他们的来源地农村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又受到他们的打工地城市现代消费理念的影响,这构成本研究的起点和大的社会背景的支撑.

笔者是在春节回乡期间,观察到大量的炫耀性消费的现象,而这又在农村的婚俗嫁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笔者的询问和初步接触,从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去深入研究的问题,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以节俭为主,而回到农村他们遵从的却是另一个消费的逻辑,他们种种消费行为让我感到有些震惊,如笔者通过询问了解到有些人回乡后在桌上的输赢动辄万元以上,而他们自己对这并不以为然“在外面挣钱就是回家来花的,要好好放松”是他们给出的回答.而又有一些是为了应付“面子”而不得采取的行为,“都是熟人,不好推辞,打个都打不起,别人会觉得你在外面混得不好”；诸如此类的谈话让笔者不禁思考,到底是何种原因导致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其背后的动因和运作逻辑到底是怎样的,值得去深入探究.

二、农民工群体的两栖消费

我国学者王宁通过研究发现消费行为具有场域性,在不同的场域遵从不同的逻辑.在一些场域,人们采取炫耀性消费的行为模式.在另外一些场域,人们则采取非炫耀性消费的行为模式.本研究把研究对象定为农民工群体,他们的两栖消费所体现的场域分别是在城市和农村,在城市他们奉行节俭主义,而回到农村他们的消费行为多呈现出炫耀性的成分.从现有研究来看,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消费能力很低而且消费结构单一,对农民工消费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农民工的消费研究正在经历从消费结构到消费文化的转变,农民工消费文化的解读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无疑,农民工回村后的炫耀性消费是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方面,媒体也多次报道了在农村消费中出现的铺张浪费现象,炫耀性的成分可见一斑.

三、动因探析

(一)两种消费观念的冲击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受到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地域的文化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这就使得他们的消费行为体现出以下特征：一方面原有农村地区的消费经验和消费习惯使得他们表现出保守和同质性的特点；另一方面收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他们认同并模仿,从而体现出开放和异质性的特点.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对农民工消费的示范效应并不大.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仍以老乡、 亲友为主要交往对象,他们很少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会将自己和城市居民区隔开来.从居住地域看,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地区,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隔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 处于一种“半城市化” 状态.城市居民的现代消费观念和消费时尚对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

(二)身份困境与社会认同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产物,从户籍制度上来讲他们是农民,然而他们都以到城市打工为主要收入和经济来源和传统农民已不同,另一方面他们和城市里的工人又不同,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城市的各项保险和福利政策.现代社会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特征,加之城市生活需要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城市居民对其的社会排斥心理,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愈加困惑.他们在城市里被认为是“二等公民”,在记忆深处他们把农村作为自己的根,农村的乡土文化给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进入城市,城市的现代性生活让他们不断迷失,他们不知道到底自己应该归属于和何种身份,当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成了牺牲的一方,社会没有提供一种正常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各种制度上的门槛将他们区隔在外,他们对未来感到茫然.

(三)参照群体和示范效应

除了工作上和城市人有必要的交往以外,通常情况下,他们和城市人的交集并不多,而更倾向于和自己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背景的老乡交往,不论是从生活条件还是个人经历以及在城市的工作环境来看,他们的同质性都较高,与老乡、亲戚的交往占据了他们闲暇活动的大多数时光.在行为选择上他们大多数是以自己的老乡和邻里作为参照群体,而不是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群体,当然这是在城市的情况,由于在城市里农民工群体都是消费水平比较低,能省则省,所以相对剥夺感也较低.然而回到农村后,则显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那些在城市里打工挣钱相对较多的农民工会显示自己,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他们会进行炫耀性消费,此时他们所消费的商品不再是只有使用价值而更多的是具有“第三价值”—符号价值,商品作为一种符号,让他的社会身份得以大大提高.这样,农村社会变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消费行为的示差性开始不断显现出来.消费行为的示范效应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跟风”势头愈演愈烈,这在农村的嫁娶方面更为突出.

(四)作为一种补偿性的消费机制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阻隔,农民工群体虽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制度和各种社会保障,也没有取得社会认同,很多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抱有偏见,认为他们素质低,城市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他们涌进城市所造成的.有些农民工尽管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却依然没能将自己的经济优势转换成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他们没能在城市赢得认同,没能建构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城市居民的抵触情绪依然十分严重.这样,他们将自己的目光定格在自己所属群体当中,中国人自古就有衣锦还乡的说法,他们通过消费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尽管有时候可能会是一种身份检测象,他们通过人情消费来谋得他人的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 补偿性的运作逻辑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正是由于在城市地区他们无法取得应有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他们会缩减在城市的消费开支,大家都一样,来城市是来打工挣钱的不是来过好日子的,这是他们的普遍心理.然而回乡以后他们渴望能够得到认同,渴望能够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唯有借助消费这一手段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期望将自己在城市里失去的从农村得到补偿.通过消费他们对自己的关系网进行巩固和再造,能够消费高档商品能够彰显自己的面子.

四、总结与讨论

农民工群体反乡后的炫耀性消费是一种新兴的现象,现有的研究尚未能给出有效的解释,该种消费行为不仅仅社会中上层才有的,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当中也在日益凸显.希望本研究能够唤起研究者以平等的姿态、以主体性的视角参与到农民工社会生活当中去,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去研究行为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从结构层面和客体的角度加以研究.

出现这种两栖性消费行为,原因可以到城乡二元体制机制中进行寻找,农民工群体的两栖性消费行为遵从一种补偿性的逻辑（城市生活难以融入,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找回自我认同和彰显社会身份地位）,他们选择一种示范性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与自己同属农村人群体进行比较）,另外在大的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的激烈碰撞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