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华尔街走来的艾滋病孤儿福星

如果不是2001年冬天第一次接触河南的艾滋病人,现年37岁的杜聪也许会成为另一个领域的精英.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东亚所硕士.早在27岁的时候,他就当上了瑞士某银行联席董事,后任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前途无可限量.

杜聪出生在香港,初中毕业时,随父亲移民去美国.在美国的13年,他经历了一个社会从艾滋初发到高发的过程,当他在中国内地发现艾滋的蔓延势头时,他开始考虑,怎样让中国避免美国曾经发生过的悲剧.2001年底,杜聪跟高耀洁教授第一次碰面,去了河南农村.

那个冬天不寒而栗的旅程,成了杜聪后来永恒的噩梦之源.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躺在褥子上,溃疡、腹泻、低烧,无药医治,他们枯瘦、绝望等一次一次地进村,杜聪哭了太多次.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离开村庄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失眠了,我倚在窗旁,凝望夜空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情绪攫住了.我得为这些人做点什么.”

辞职的决定,就是在那个晚上做出的.在他眼里,艾滋的救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光出钱不行,得有人来做.他辞掉了自己令旁人羡慕的工作.

在其中叱咤风云13年的金融业,说辞了,就辞了.有人说他,有人笑他,他的父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劝他,但杜聪从来没有后悔.2002年至今,杜聪只有一个身份,香港“智行基金会”的主席.该身份,他铁心伴它终老.

杜聪意识到,很多危在旦夕的艾滋病人已经认命,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而这些孩子在贫病交加中,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丧失了欢乐的童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心理甚至已经开始扭曲.于是,杜聪决定,把受艾滋影响的孩子,列为救助的主要对象,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

杜聪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训练,让他从一开始就是理性而专业的,他以金融人士的缜密,思索各种可能,最后制订出了一个可以持续切实贯彻的实施方案：他要将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变为一个可推广、可延续的事业.他定出的标准是：“父母双方或单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都可以在智行基金会的帮助下免费入学,学费由基金会直接付给学校.”

这个系统实行5个学期以来,已经有2000多名孩子从中受惠,有20多名孩子甚至考上了大学.对于考上高中或大学的孩子,“智行”将继续负担学费,这对于在苦难中挣扎的其他孩子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考不上的,初中毕业后,杜聪想方设法带他们寻找职业培训的机会.最近,东莞的一名香港老板拍板同意,在不的情况下,接纳一批18岁以上的艾滋孤儿到工厂打工.

这3年来,杜聪的生活重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他都拉着拖杆箱行走在路上,即使是在救助工作上了正规的今天,他每过6个星期,一定会去一趟河南.挤长途汽车、住蹩脚旅馆,成了这个斯斯文文、略有洁癖的香港人的家常便饭.而另外一半时间,他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募集善款.

杜聪解救孩子是行之有效的,解救自己却显得有点无能为力.压力和苦难常常郁积在他那颗敏感的心里.

值得欣慰的是,他苦心经营了的艾滋儿童救助项目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在河南,杜聪雇了4名工作人员,固定地做材料收集、成绩登记、家访和回访的工作,在全国的10个城市,智行基金会有了自己的网点,助学的孩子从河南延伸到了安徽、山东.杜聪说：“我不敢停下来,而且我知道,未来很多年,我都无法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