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户口:一抹含泪的微笑

每年,在北京上大学后想留京和在外地上大学后想进京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达十几万,而北京户口指标却只有15000个.供求相比,北京户口的紧俏可见一斑.所以,北京户口成了一种资格、甚至特权的象征.

调查发现,对那些通过非正常渠道拿到北京户口的高校毕业生来说,金贵的北京户口只是一抹含泪的微笑.

我把自己“卖”给单位

“这简直是在浪费青春,就算把户口还给单位,我也要辞职.”何涛（化名）忧心忡忡,但语气坚定地对同学们说.

何涛的忿忿,并没有转移同学们关于房子的话题,因为每次同学小聚,同样的话,何涛都要说上几遍.同学们知道这只是他的口头发泄,如此费劲得到的北京户口,何涛不会也不甘轻易放弃.

何涛,广西大学2003届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念书时听从老师“做新闻就要到北京去”的教导,一直梦想要到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传媒――电视台当一名新闻人.

这种梦想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先找个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单位当跳板.

北京户口对于何涛而言,不仅仅是一张纸片那么简单.何涛认为在北京工作的人很多,但怀里揣着北京户口而工作的人是有限的.所以,得到北京户口对何涛来讲,是一种成功.何涛的父母也向他传递着类似的信息,“作为外地学生,你能拿到北京户口就算成功了.”

通过向已经拿到北京户口的师兄师姐们咨询,何涛了解到,外地应届毕业生拿到北京户口有几种渠道,一是考国家公务员,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何涛报考了的一个职位,结果有200多人在角逐.何涛的分数虽然过了国家规定的分数线,但离的面试分数线差了二十几分,此路被堵死.

二是进入在北京中关村等地注册的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工作,这类企业如果有用人计划,只要提前一年申报,一般是不会限制进京指标的.进入这些企业比较方便,是解决户口的一个捷径.但何涛是学新闻的,专业不对口,无法走这条捷径.

三是直接到社会上购写进京指标.面对这条路,何涛选择了放弃.他不想让供他读了19年书的父母再掏这笔钱为他写那张“纸”.

最后也是最艰难的途径,是自己大海捞针地寻找拥有进京指标的用人单位.当然这样的单位也是抓住了毕业生看重户口的心理,往往把毕业生工作后的工资和待遇压得很低,有时候还有可能与毕业生签署一份带有诸如“押金”、“怎么写作年限”等条款的不平等条约.何涛不想通过其他渠道,他认为作为一名研究生在北京找到一个能够解决户口的工作,应该不是难事.

然而,现实的残酷出乎何涛的想象.就连毕业实习都让何涛颇费周折.经人介绍,何涛进入一家全国知名的经济报社的深度报道部实习.这个拥有10名正式员工的部门,却拥有16名实习生,而且都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何涛的学历没有给他带来优势,反而带来了劣势.虽然知道留在这样一个报社的可能性很小,但何涛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表现得到那几乎看不到的机会.

在报社实习期间,何涛起早贪黑地找选题、采访、写作.一次,报社给了何涛采访在美国侨居的华人生存状况的报道任务.因为时差,何涛必须在深夜才能拨打大洋彼岸的,为了那个采访,何涛在报社待了三天,当在电脑敲完最后一个字时,何涛几乎晕倒在报社.

在报社实习的半年时间里,何涛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甚至被部门主任称为最优秀的实习生,但随着高校毕业生签约高峰期的日益临近,报社领导一句“今年报社人事冻结,不进人”的话像法官的判决书一样打碎了何涛以为自己是少数幸运儿的幻想.

找工作的何涛有点疯狂,几乎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各种招聘会.然而,大多数用人单位要求“北京生源”或“不予解决户口”的告示让何涛的心不断地凉到冰点.就在何涛还不肯放过任何一场招聘会时,“非典”突如其来地降临了,刹那间,本来就不景气的就业市场更加萎缩了.无奈之下,何涛回到了广西.虽然人在广西,何涛还是不停地从报纸、电视、网络上寻找着解决北京户口的机会.

2003年6月28日,何涛毕业典礼的早晨,他曾经面试过的一家报社打来,告诉何涛他们决定录用他了,但附带的条件是,要在单位怎么写作8年,一旦违约,就要交纳10 万元违约金.

对这份协议,何涛称为“卖身契”.

目前,何涛在这家单位已经工作了两年,缺乏积极气氛和发展前景的工作让他的能力逐渐退化,他发现自己当初把单位当跳板的想法与单位的“老道”相比是多么的幼稚.单位通过“8年”以及“10万”的数字,消磨了何涛的雄心壮志.

目前,每个月1800元的工资让“北京人”何涛天天骑着自行车上班,今年31岁的他还没有找女朋友,也没有写房的计划.何涛说,如果当初选择在湖南卫视工作,他现在肯定是房子、车子、妻子都有了.现在回想起当初一位师兄的“你要当有户口的穷人还是没有户口的富人”的问题,何涛有点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了.

户口在京,人在2000公里外

“我要到北京读大学!到北大!”当肖晓（化名）还不到10岁时,就对北京有着一种近乎执著的向往.

为了实现这种向往,肖晓年年拿奖状.因为她明白生在乡村,自己只有考上大学才有机会进北京.

中学时,家人告诉她,花5000元可以写一个城市户口.那是1990年左右,5000元相当于普通农户两年的收入.肖晓坚定地说：“我肯定能考上大学,留着钱供我上大学吧!”

读高中时,肖晓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还复读了两年,但还是没能考上北京的大学.为此,肖晓失去了原有的信心和活泼,最终进入湖南长沙的一所学校就读专科.

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肖晓与同班一个男孩子恋爱了.肖晓也想过就此放弃“去北京”的梦,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女人.但事实上,肖晓心有不甘.

专升本为肖晓心田注入了一丝阳光,到北京读大学的念头再次复活了.但肖晓也痛苦了,男朋友极力要她回他身边.最终,肖晓选择了男朋友所在的城市读了本科.但肖晓明白：她的梦还是在北京!作为外地生源的学生,肖晓知道本科学历还不能成为她进京的资本,所以她决定考硕士研究生.

肖晓顺利地考上了硕士研究生,但不是理想的专业.不过一想到毕业后就可以进北京了,肖晓依然快乐无比.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离肖晓研究生毕业还有大半年时间,一场“战争”就开始了.男朋友还是坚持要肖晓回到他的身边,肖晓在河南的家人也坚持肖晓回到男朋友所在的山西太原.当时,肖晓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大夫告诫她不能太劳累.

肖晓面对的不仅这些,她还要面对到北京找接收单位的痛苦.

连肖晓都无法解释北京对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在肖晓的坚持下,她的父母开始找关系活动.由于肖晓的一个叔叔在国家某部委工作,所以没费太多周折,肖晓就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北京户口.但问题是,为肖晓解决户口的单位碍于肖晓叔叔的情面只允许肖晓把关系挂靠在该单位,但婉转表示不解决她的工作问题,对方的解释是她所学专业与工作性质实在不对口.

虽然不能解决工作问题,但关系进京了.总听别人说“先找户口,后找工作”、“有北京户口找个工作很容易”,所以肖晓认为自己进京的梦实现了一大半.

然而,寻觅合适的工作不像肖晓想象的那么简单.刚开始,肖晓进入一个和专业比较对口的单位实习,期望能留下来,但最终没能成功.

又是新一轮的寻觅,肖晓每天奔波在各个不同的人才市场,但没有自己满意的工作.2005年7月,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几乎到了收尾的时候,北京户口并没有带给肖晓想要的安全感.这时候,肖晓知道北京户口不能解决她的生存问题.在这种成为“拿着户口的社会待业青年”的恐慌下,肖晓意识到“户口很重要,生存更重要”的真谛.于是,在万般无奈下,肖晓又经过几番求人,原先接收她的单位让她暂时上班了,但必须下基层锻炼.最后,肖晓去了离北京20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山沟建桥修路.

在去基层之前,肖晓很矛盾.她一直在问自己：进京到底是为了什么?

放弃北京也不放弃户口

吴松（化名）是北京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按理说,在北京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不成问题,但是,为了那一纸户口,他放弃了许多好的工作,但最后还是因为那一纸户口,离开了北京.因为他在北京找不到一份接收他,又给他解决户口的工作,他又不想成为“北漂”.“北漂”对于他这样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来说,从心理上就很难接受,那将意味着漂泊与不稳定.所以,他宁可放弃北京,也不放弃户口.

从一开始找工作,吴松就把目标锁定了一些有能力解决户口的企事业单位,因为通过单位解决户口,是最简捷、最容易的方式.所以,只要是能解决户口的单位,吴松都去面试,不解决户口的单位,待遇再好他也不会去.据说,他周围的同学都是这样选择的.

吴松参加了将近20次的面试,面试的单位主要有北京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学院、国家图书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连环画出版社、北京市档案局、社科院、戏剧学院、农民日报、石景山业余大学等进这些单位的竞争都异常激烈,每个职位都有数百名应试者.结果就是大多数人被从独木桥上挤下来,而吴松总是其中的一员.

他一次次参加面试,又一次次失败,但为了那纸户口,他一直坚持着.

在最初的几次面试中,吴松由于没有经验,又有一种名校研究生的高傲,所以多失败于粗心和大意.后来,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懂得小心了,但在石景山业余大学的那次面试中,由于他十分重视这次面试,每回答一道问题,都要经过周密的考虑,他又被指责过于小心,反应有点慢.

“那段日子真是痛苦死了,我整整半年的时间都是在焦急、等待、幻想与失落中度过的.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都把户口和工作解决了,我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很好的但不给解决户口的单位,如《新京报》社、北京统计局等,但由于不给解决户口,他连考虑都没考虑就放弃了.

在问到吴松为什么非要北京户口时,他解释说：“没有户口,在现阶段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在心理上总是感觉不舒服的,没有户口就不是北京人,总是感觉在漂,心里不踏实.而且从长远考虑,没有户口还可能影响到结婚、写房、子女上学、各种社会保险等问题.我感觉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完全取消户籍制度及户籍待遇,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没有户口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在找单位解决户口的行动屡次受挫的时候,吴松也开始寻求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其他的方式也不外两种,一是托关系,二是花钱.周围的同学有几个是通过托关系办的户口,但是吴松在北京举目无亲,根本找不到人来帮他办户口.转而他又考虑到写户口,他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卖户口的信息,研究生办户口的价钱是2.5万,虽然花2.5万办一个户口也算值了,但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2.5万也不是一时间就能筹到的,“再说这样办户口是冒很大风险的,万一办不成,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还是没有选择花钱办户口.

就这样,为了户口,吴松把工作一拖再拖,最后他都把找工作的标准降到了“只要解决户口,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吃住都不解决就行.”但直到毕业的那一天,他也没有找到工作.“那时候我也彷徨过,我也想过干脆不要户口,在北京漂着算了,但一想到堂堂一个研究生,竟要‘漂’在北京,过着无根无着的生活,心里就不舒服.”

由于对“漂”很排斥,吴松与来学校招人的广州市委组织部签下了工作协议,因为对方给吴松解决广州户口.

对于吴松来说,人有了归属,爱情却没有了着落,他的女朋友留在了北京,她是学信息技术的,现在清华紫光下属的一个IT企业工作,虽然她也没有北京户口,但对于学信息技术的她来说,在北京的发展空间是最大的,所以她宁可在北京“漂”着,也不想去外地.而且在北京她有很多朋友,对她的工作很有帮助.所以,她坚决不肯出去.“我很珍惜这段感情,但我现在没有能力去呵护,只能暂时这样天各一方地‘漂’着.不过,等过几年我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资本,我还打算回北京,可能会考虑自己创业.”

吴松虽然为了户口离开了北京,但北京依然有他的梦想,有他的牵挂.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背后有多少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