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与五大

罗易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位知名人物,曾受到列宁、斯大林的器重.1927年2月,他作为共产国际新派中国指导革命和五大的代表团首席代表,来到中国.到中国后,他殚精竭虑地开展工作,为五大的召开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尽管这些指导作用有的不一定切合中国革命实际,但毕竟体现了当时那个特定环境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心.

肩负重任,千里迢迢赴中国

1927年1月的西伯利亚,白雪皑皑,一列国际列车在西伯利亚大铁道上奔驰着.这列火车的5号车厢里坐着一群不同肤色的人,其中有俄国人,也有中国人、印度人.殊不知,这群人里面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他们就是肩负着指导中国革命和五大神圣使命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新派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和成员多里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还有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参加革命的中国学生30余人,以及共产国际组织的国际工人代表团.

罗易,生于1892年,印度孟加拉（今孟加拉国）人.1917年到墨西哥.1919年10月主持成立墨西哥,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罗易代表墨西哥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他对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受到列宁的重视,因此列宁委托他起草了一个补充提纲,并在大会上通过.在这次大会上,由于受到列宁的赏识,罗易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三大后担任共产国际东方局导工作,四大上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五大上又被选为执行委员.1926年,中国的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共产国际开始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罗易也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中国革命.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罗易作为印度的代表被选入共产国际主席团.中国革命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受共产国际的委托,罗易参与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和决议的起草工作.在这次全会上,罗易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不仅为斯大林所接受,而且为全会所接受,从而成为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决议的基本思想.由于罗易的这一重要贡献,所以他在全会结束后被委任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新派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多里奥,法国人.1917年参加法国社会党的青年运动.1921年代表法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参加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留在少共国际机构工作.同年11月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2月在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1923年任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1924年6月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五大的筹备工作一直受到联共（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关注.在1926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上,时任局委员、远东书记处成员的蔡和森最早提出召开五大的建议,但遭到时为远东书记处负责人魏金斯基的反对.他认为当时还不能召开代表大会,因为找不到能集合代表一两万名党员的两三百名代表的合适地点.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也不能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因为它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代表大会的条件会很困难.

虽然蔡和森“在最近召开党的五大”的提议遭到否决,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蔡和森等催促下随即宣告成立,召开五大的提议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为加强对中国（包括日本、朝鲜）革命和对的导,就近解决有关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成立远东局.1926年6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出的以魏金斯基为首的俄国代表团在上海举行会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成立.远东局成员以俄国代表团成员为主,魏金斯基任主席,拉菲斯任书记,其他成员由派出的常任代表和常任副代表、朝鲜和日本代表组成.陈独秀、瞿秋白分别为选派的常任代表和常任副代表.

远东局成立后,加快了筹备五大的工作.9月18日至21日,远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认为有必要在最近集中精力通过筹备党的代表大会以加强总的政治导,有必要不晚于第二年1月召开代表大会.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起草会议提纲,总纲由陈独秀起草,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提纲由瞿秋白起草,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提纲由托切尔尼亚克起草.之后,魏金斯基和拉菲斯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工作报告中向莫斯科方面汇报了关于五大的筹备情况,强调要通过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集中精力加强对的总的政治导,了解和帮助加强的整个机构.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是年底,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办公,次年春,也从上海迁到武汉办公,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鉴于武汉大革命中心的重要地位,加之武汉又是九省通衢之地,共产国际认为召开五大的时机已经成熟.在不久后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中国革命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联共（布）政治局书记、共产国际的实际导者斯大林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案》.斯大林的演说和全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从理论和策略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成为五大形成的各项决议案的蓝本.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五大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斯大林等决定组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五大代表团,赴华筹备召开代表大会.之后任命罗易、魏金斯基、多里奥为代表团成员,罗易为首席代表,即人们称为的团长.1927年1月,罗易和多里奥踏上了从莫斯科赴华的漫长路程；此时魏金斯基已在中国.

望着白雪一片的西伯利亚莽原,一棵棵高大的白桦树从眼前闪过,罗易这位皮肤显得有些黝黑的国际战士陷入了沉思.这次赴华,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临行前,他曾致信斯大林,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制定给五大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请斯大林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斯大林对他嘱咐再三,要与方面、国民党方面协调好,贯彻落实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案》等有关决议,帮助开好五大.罗易决定先到广州了解情况,再去大革命中心武汉.

筹备大会,不辞辛劳四处奔波

1927年2月初,罗易一行到达广州,在此停留了一个多月.期间,罗易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意义》《一个警告》《注意导人》等文章,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对可能会背叛革命向中国人提出了警告.3月10日,鉴于魏金斯基导的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内部矛盾重重,而且部分成员已经回国,联共（布）政治局会议决定重组远东局,并吸收罗易加入.这样,罗易除了重点指导五大外,还负有全面指导工作的责任.4月1日,罗易在谭平山的陪同下到达长沙,受到湖南省政府和农民、商人、学生以及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第二天,罗易一行抵达武汉.8日,国民党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欢迎罗易的到来.

一到武汉,罗易就与另一资深国际代表鲍罗廷在革命是深入还是广大问题上发生了争执.鲍罗廷主张革命应向西北发展,在二次北伐攻克北京后,再来考虑土地革命问题,即先扩大再深入.他认为在革命只有初步发展的那些地方,不可能巩固革命政权；不扩大革命,就不能生存.而罗易则主张先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民政权和革命军队,巩固两湖革命根据地,然后再进行第二次北伐,即革命先深入再扩大.只有先进行土地革命,才能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鉴于鲍罗廷任武汉国民政府政治总顾问的重要地位,罗易试图说服其立即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但是罗易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

罗易不能说服鲍罗廷,转而又去做导人的工作.罗易对导人的说服工作很快取得成效,4月16日,通过了一项要迟二次北伐的决议.但是两天后,由于鲍罗廷以如不接受他立即北伐的主张就辞职相要挟,就改变了主意,撤回了这项决议,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关于立即北伐的决定.4月19日,在鲍罗廷和的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挥师北伐.这样,罗易说服鲍罗廷和放弃北伐而开展土地革命的努力没有成功.于是罗易将实现他的主张的希望放在五大会议上.

罗易到武汉后,抓紧了五大的筹备工作.为了使导人真正会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精神,罗易向导人提出,在五大上要对党以前的错误展开讨论,但他的这个提议却遭到抵制.据罗易讲,导人不同被专门派来参加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这成为罗易将陈独秀列为改造对象的原因之一.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起来.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新的叛变和分裂,召开五大以制定正确的方针就显得更为迫切.但是,罗易对当时党内的状况并不乐观.原来,他了解到导层有右倾倾向,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陈独秀的导不满.加上陈独秀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国际代表的意见表现出不一致,于是罗易想改变导层的状况.他提出两项措施：第一,五大要扩大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人数；第二,派陈独秀以代表的名义去莫斯科工作6个月,以观其能否布尔什维克化.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却难成现实,陈独秀没有因为罗易的提议而去莫斯科,他仍然是五大的主持者.

罗易刚到武汉时,第四届执行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和候补委员已经在武汉,但主要导人陈独秀还在上海.为了迅速推进五大的筹备工作,在以罗易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要求下,4月4日,执行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委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执行委员会完全迁至汉口前,应由联席会议作为党的临时导机构,由瞿秋白、谭平山和张国焘任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还确定了五大的议程和召开日期,决定五大在4月25日召开.之后至4月20日,又连续召开了几次联席会议,决定致电上海催促陈独秀速来武汉,以名义发电报要各地区派代表来武汉开会.陈独秀从上海到汉口后,主持了18日和20日的联席会议.

五大文件中,陈独秀代表第四届执行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是最重要的文件.会前,罗易为该报告拟定了大纲,这个大纲成为在五大上陈独秀那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报告的框架.罗易拟定的大纲内容为：（一）大资产阶级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三）无产阶级的作用；（四）土地改革；（五）国民党；（六）军事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七）改编国民革命军,成立新军；（八）建立革命政权.

由于在对过去革命方针正确与否问题上,在和一些地方党组织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摆在陈独秀面前的是一大堆棘手难题,为此他要迟召开五大.对此,以罗易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干预,要求五大在4月25日如期举行.当然,五大的召开时间并不是25日,而是27日.执行委员会同共产国际代表们进行了斗争,然而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在罗易等的坚持下,五大的相关事宜就这样定了下来.

4月22日至26日期间,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汉口召开,由陈独秀主持,讨论确定了五大的议事日程和委员会向大会的报告以及大会主席团、各委员会和秘书处的名单.至此,五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指导大会,在会上作五次发言

1927年4月27日,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市的武昌第一小学举行开幕式,之后在汉口黄陂会馆继续举行,直至5月9日闭幕.来自北方、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即上海区委）等11个地区、省党组织的9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罗易、多里奥、魏金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谭延、徐谦、孙科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团,英国、法国、美国、德国、苏联等国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等代表和其他来宾应邀出席开幕式.

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是想让国际代表主持会议,但实际是不可能的,中国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党,让国际代表主持会议,岂不是主客颠倒?陈独秀他们也不会答应.这次会议虽然没有让国际代表主持,但国际代表似乎在左右着会议.共产国际新派中国的首席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罗易,赴华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有关中国问题决议的精神,指导五大.为完成这一重大使命,罗易克服许多困难,倾其全力对大会进行指导.

五大开会的第三天,4月29日（即正式会议的第一天）,陈独秀代表第四届执行委员会作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的框架虽然是罗易规定的,但罗易对这个报告不甚满意.罗易后来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说陈独秀违背了与共产国际代表团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是：委员会将在自己的报告中,对做过的工作作出评述,进行自我批评,并将共产国际的新提纲作为未来的方针.报告只是对革命的基本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只是谈成绩和成就,并没有就以前的工作提出任何批评.罗易本来以为,在讨论陈独秀的报告时,会出现活跃的辩论,因为他知道大家对党的一些策略方针有意见.但当陈独秀作完报告后,大会主席团却一致决定：对他的报告不进行任何辩论,而请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不进行辩论的情况下作报告.当代表团坚持就报告进行辩论时,主席团的一些人却建议代表团先开始辩论发言.在这种情况下,罗易作了一个类似副报告的辩论发言,阐述了共产国际的提纲,并指明了所有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在他发言之后,一场热烈的辩论展开了,来自各省的许多代表都发了言.在罗易的引导下,代表们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初步批判.瞿秋白在会上向代表们散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

罗易在五大上的发言影响着会议.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重要内容之一.五大召开的第四天,罗易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作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长篇讲话,从中国革命的前途、革命中与军队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问题、革命基地的问题三个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现状、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分析和预测,为规定了一个基本纲：第一,进行土地革命,这是最根本的；第二,武装农民,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第三,组织农村自治政府,摧毁农村封建地主的政权；第四,建立国家机构,进而实现；第五,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不采取把军阀军队变成革命军队的办法,而是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的军队.在罗易的指导下,大会制定了第一个土地革命纲.这个纲虽然在会后由于种种原因被束之高阁,没有贯彻实行,但它首次将农民与土地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为革命发展到下一阶段――土地革命阶段,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5月3日,罗易作《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发言,指出：在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中,无产阶级是主要的力量.为了使这个联盟成为的机构,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行使导权.5月4日,罗易作《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发言,又针对汪精卫在大会上的讲话作了《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发言.5月5日,罗易作结论性发言,题目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5月9日大会闭幕时,他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对新选出的委员会讲话,题目为《布尔什维克的党》.

大会通过的议决案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制定的.罗易率共产国际代表团来中国之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特别强调：五大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在组织问题上的决议则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的组织任务》为依据.经过罗易、魏金斯基等共产国际代表的努力,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无一不是共产国际精神的体现.

新一届委员会成员的选举结果,也在罗易预料之中.罗易对当时的导成员不甚满意,希望通过五大来改变的导格局.他向共产国际建议新一届的委员会应设30名委员,应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将陈独秀作为党的代表召到莫斯科.很显然,罗易希望陈独秀.随着对党内情况的了解,罗易发现想让陈独秀只是一个幻想,尽管党内许多人对陈独秀的导不满,但谁都没有表示出要推翻他的愿望.罗易看到,当时在党内还没有形成可以替代老导的新导.

在这种情况下,罗易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些省里吸取新的成员参加委员会,让一些在各地工农运动中起过导作用的同志进入委员会.在罗易策划下,五大选举的结果令他比较满意,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其中多数人都积极参加过工人运动或者是农动的导者.五大虽然仍选陈独秀为总书记,但由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了导层的人数和结构,削弱了陈独秀的权力.虽未达到罗易的初衷,即让陈独秀,罗易还是感到比较满意,认为委员会基本上体现了在那种条件下可以拥有的最佳导.

这样,罗易通过五大来实现他的主张的预想得到实现.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对五大的指导,影响着方针策略的制定.在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指导下,大会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导权、建立革命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正确原则.这些原则为大革命失败后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被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和可行的.但由于远隔数千公里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情缺乏了解,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五大制定的方针策略也有明显的缺陷.共产国际的指示本身即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求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求千方百计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这必然导致执行过程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土地革命的开展,必然引起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上层导人物的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就难以维持.另外,五大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的一些比较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原则,也没有辅以相应的可行性措施,没有可操作性的政策.○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