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大运河之行

今天的网络这么发达,为什么有人还要重走长征路?为什么炮火刚停,就有人要以生命作价,穿越阿富汗和大片的中东地区,执著地用脚去审视那片硝烟未尽的土地?这样的经历给记者留下了什么样的财富?这样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大运河之旅》,仍能感到,记者的脚印能延伸多远,读者的视线就能延伸多远,思绪也会随着作者的脚步和仰天俯地的笔触和镜头而行步.

沈兴大,高级记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1938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历史系,当年,即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国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任记者.几十年来,采访过许多部门和行业,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新闻作品.作者从《今日中国》副社长、副总编的位子退下来后,眼睛几度手术,但这样的经历带来的财富把他心里的房间占得满满的.他想把这种经历积淀而成的财富,手写成几十页的稿纸,满怀热诚地想为我们的外宣工作者留下什么.在与作者的交流中,我们更感受到他的心始终没有离开他所钟情的事业.

他说：“写有深度的稿子,不去那里采访是不行的.虽然网络迅捷,但网络和资料上的东西不管怎么用也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他认为,只有用自己的脚去丈量才能体会到那片土地上的热度.能否真正挖宝藏,有时候就在于你是否比别人多走了

一步.

从北京为起点,流经多个省市的大运河,已有2400多岁了.大运河依旧,而时代在发展.作者在谈到大运河时说：“如果再走大运河,我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和感悟,我既为当年没有看到没有写到的地方深感遗憾,也为当年留存在路上的故事激动.遗憾,是因为后来又对运河的认识有了新的发现,进一步深化,比如当初占有的资料显得不够,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也没有达到更高的高度.再比如说,笔触随大运河流到天津,我却舍弃了对周总理在那里读书和革命事迹的讲述.这些今天看起来就有些机械地割裂了.”

尽管作者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不管怎样,大运河的涛声,却依旧在读者的记忆中回荡.作者听说又有记者要走大运河了,他由衷地希望后来人能把大运河的文化进行新的挖掘和展示.我们与作者一起期待着.

现在,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事正如火如荼,运河文化被确定为2008年奥运会北京“人文奥运”六大景观之一.编者之所以要写这么一大段文字,是因为作者难忘的采访经历和经验仍值得后来者借鉴.

2006年5月12日,电视台一套《新闻联播》报道：我国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活动

启动.

好消息,终于盼来了这一天!犹如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激起阵阵涟漪.它把我又一次带回到采访大运河的夜夜,让我重新审视和认识大运河的巨大历史功绩和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我3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大运河之行是终生难忘的一次采访

活动.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与人民中国杂志社同事、摄影记者刘世昭结伴,首创骑自行车采访京杭大运河.1981年5月19日从北京启程南下,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于1983年1月19日抵达终点浙江杭州,结束了全程采访.沿途采访了53个县市和77个村镇,访问了上千人,历时408天,纵横行程万余公里.

1983年4月号《人民中国》推出了一个新连载“大运河自行车之旅”,文章连同彩片同时刊出,至1985年7月号,连载27期,合计20余万字.每期报道,都受到广大日本读者的欢迎与好评.1986年,外文局首次评选优秀书刊,老前辈爱泼斯坦的大作“西藏之行”和我的“大运河自行车之旅”,同获优秀文章一等奖.我作为一名获奖者,甚感荣幸!多年的付出,终获承认!

选题由来

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外宣传迎来新的局面.《人民中国》杂志的重要标志和突出成果,则是相继推出一系列长篇连载,其中仅杂志记者采写的就有《长江之旅》《新编中国历史故事》《丝绸之路今与昔》《少数民族探访》《汉诗之旅》等,可谓好戏连台,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和重大影响.

此时,我已四十有余,人到中年.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像无形的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激励着我,促使我也想搞个长篇连载.

那么,搞什么呢?我生长在长江边,长在运河旁.那是京杭大运河最后一段――江南运河的一个小镇上.镇上有一半人家的房屋就搭建在伸入运河的木桩上.人在上面住,水在枕边流.每天从早到晚,片片白帆就打临河的窗前掠过.看着远去的帆船,童年时代的我常常想,运河从哪里来,又流到哪里去.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呢?

中学毕业离开家乡,来到著名的运河城市扬州上大学.而且所学的专业恰恰是历史.记得古代史导师曾带领我们对大运河最早的一段――邗沟,进行过调查、考证.邗沟的起点就在扬州,北上抵今淮安.

无巧不成书.读完大学又被分配到大运河的起点北京工作.在对日宣传报道中,进一步了解到源远流长的中日友好往来的许多重要事件,都与运河有关.我想：通过大运河之旅,把其中的故事挖掘出来,想必日本读者会感兴趣的.于是,我提出了这个选题.令人高兴的是,总编辑当场

拍板.

拟好采访提纲

兵法曰：不打无准备之仗.搞长篇连载,亦应有充分的准备.

我先跑外文局图书馆借资料.翻遍了资料卡片,只借到一本《运河史料选辑》和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漕河》.前者是一位历史地理教授从历史书《河渠志》中辑录出来的.由于地理和水系的变迁,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一时很难理出个头绪来.

再跑到水利部.宣传司的同志介绍我去水利科学研究院古代水利史研究室.在专家们的热情相助和具体指导下,我借阅了大量运河沿革的地方志和有关古书史籍.其中一套《南巡盛典》达一百多卷,摞起来足有一米多高.它记载了清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盛况.书中除辑录了这位旅游皇帝、风流天子沿途所作的大量即兴诗作和地方官僚的颂词外,还包括运河历史及两岸的社会、经济、民情等丰富史料.当时,正值盛夏,窗外树上的知了一个劲地鸣叫,被赶下楼乘凉的人们聊个没完.而我一个人关在半间斗室中,啃这些没有一个标点符号、遇到“皇上”还要另起一行的老古董,弄得昏头昏脑,光着膀子还大汗淋漓.初始,苦不堪言,后来,钻了进去,则乐在其中了.

经过半年多广为搜集、阅读、思考,征求专家和多方面的意见,待坐下来草拟采访提纲时,竟一气呵成了五千多字.上交领导,一稿通过.提纲包括：一、报道思想,二、内容构成,三、报道形式,四、采访路线,五、具体篇幅安排.

在以后408天的采访中,这个提纲成了我的行动指南.但在采访中又根据现场情况,适时对提纲进行了修正、补充,使之更加充实、丰富,更加符合实际.

这次大型采访,使我更加体会到拟好采访提纲的重要,有了好的采访提纲,采访等于成功了一半.

出发

在准备工作中,还有一件事,需要交代一下,就是选择何种交通工具.

运河之行,最理想的交通工具莫过于乘船.怎奈大运河从北京至山东的一大段早已断航,无船可乘.正当比较各种方案时,我从报上读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位旅行家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壮举,从而受到启发,便决定骑自行车走完大运河的全程.这样,投资最少,又行动灵活自由.我们选中了天津生产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

说到选自行车,还有一段插曲.

当时,由于长期的物资匮乏,商品紧缺,写自行车还要票证.怎么办?我们开了一封介绍信,找到天津市轻工业局,恳请他们帮忙.轻工业局的同志很支持,当即批给天津自行车厂解决.拿着批条找到了厂里.谁知主管副厂长却躲着我们,在办公室坐着的明明是他,他愣说人不在.无奈,我们只好坐等.最后,他到外面去转了一圈,见我们还坐在那儿,只好批给我们两辆自行车.倒是工人师傅慷慨,听说我们骑车采访大运河,安装时格外尽心,还送给我们一些零件,以备路上自行车坏了好更换.

临近出发,社里的空气紧张起来了.毕竟骑自行车长途采访,这在人民中国杂志社还是头一回.因此,不时有同志跑来表示关心 ：“都准备好了吗?”“从北京到杭州,那该多远啊!”“路上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众人议论纷纷.我的妻子更是担心害怕,夜里都睡不着觉.我安慰她说：“怕什么!我爬也爬到杭州.何况还有一辆自行车呢?”

1981年5月19日,一个对我来说,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早晨8点多钟,我和刘世昭的运河之行开始了.社领导和全社同志都出来为我们壮行.有的帮着拿行李,有的帮着往车上装.已经调到外文局工作的刘德有副局长闻讯,也特地回来送行.日本专家也忙着为我们照相留念.不知是谁还找来两面人民中国杂志社创刊十周年时做的三角形小锦旗,用竹竿绑在车前的货筐上,颇为引人注目.

从杂志社所在的新华印刷厂院内到大门口有一段路,我们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请大家留步.可大家就是跟在后面,一直送到大门口.那情那景,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氛.至今想起来,心里还热乎乎的.

挖掘

由于大运河的哺育,沿线的许多城市早已是人们熟知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而山东以北地区,又因运河断航达140多年之久,不少运河时代的遗迹已荡然无存.面对这两大难题,我确定了这样的采访原则：一定要紧扣运河这个主题,挖掘出鲜为人知的故事.

因此,那天出发后,我们不是南下,而是出德胜门,沿途经过以水命名的双泉、清河、沙河、满井......在昌平龙山脚下的杂草丛中,找到了已经干涸了的白浮泉.九只石雕龙头张开大嘴,诉说着曾经辉煌的历史.原来,这里就是六百多年前,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开凿的北京段运河――通惠河的源头.当年,源源不断的白浮泉水从龙口喷吐而出,注入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再经长河注入积水潭.而宁静秀丽的积水潭,正是元代帆樯林立、写卖兴隆的大运河的漕运码头.

其实,举世闻名的紫禁城（故宫）,还有天坛、地坛、颐和园等众多气势恢弘、流光溢彩的皇家建筑,其所采用的巨木、方砖等建筑材料,都是从遥远的大西南和江南等地采伐、烧制而经大运河（在江南,我们探寻到专为皇家烧制“金砖”的古窑,500年来至今不熄.这是后话）.朝阳门内那些以海运仓、禄米仓、东门仓、新太仓和磁器库、缎库、竹竿等命名的胡同街巷,原来是元、明、清三代储存漕粮和货物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北京人的构成及其许多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也与运河密切相关.因此,北京这一回的题目就叫做《大运河运来的北京城》.

后来,我再踏访白浮泉时,发现那里盖了一座古亭,亭内立着新勒刻的石碑,记叙白浮泉的来龙去脉.再后来,发现积水潭湖畔开辟了郭守敬纪念馆.是的,我们早该建立这样的纪念馆,世世代代瞻仰这位伟大的水利专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从北京南下,所经过的天津、扬州、镇江、无锡、苏州、杭州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运河城市,一旦顺着运河这条主线挖掘下去,也就有了新的写头和

读头.

寻寻觅觅.唯有挖掘,不遗余力.《明史.河渠志》记载：“永乐九年......礼用汶上老人白英,筑坝东平之戴村,遏汶使无入,而尽出南旺.”这里说的是明朝初年重开山东段运河――会通河时,主持工程的工部尚书宋礼采纳汶上县白英老人的建议,在戴村修筑大坝,把流入河的大汶河水引到运河地势最高的地方――“水脊”南旺,使其南北分流,从而解决了此段运河水源严重不足的问题,使运河全程畅通.此乃大运河开凿史上的大杰作.

我们先骑车颠簸50多公里,来到东平县探访戴村坝.当我们看到500多年前修筑的戴村坝,依然横亘在大汶河上,长达400米,俨若长虹,蔚为壮观,旅途的疲劳一扫而光.伫立古坝头,不禁缅怀这位了不起的白英老人.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先辈?当年又是怎样创造这一杰作的呢?《明史》对此没有记载.为了探个究竟,我们又辗转来到汶上县.县文化馆的同志告诉我们,白英老人是该县东北部白店村人,那里地处偏僻,道路坎坷,汽车不通,自行车也十分难骑.言外之意,不必去了.

我们当然不甘心.记者嘛,就是要用脚写文章,凡是能跑到的现场一定要跑到.第二天,我们又一鼓作气骑了两个多小时,找到了白店村.邀请村里的几位老人座谈.大家边喝茶边兴致勃勃地讲起当年工部尚书宋礼如何微服私访,如何采纳白英老人的建议筑坝戴村的传说故事.活灵活现,极其生动.我又询问了白家后裔的情况.老人们说,戴村坝修成后不久,白家迁出去了.但迁到哪里去了呢?不得而知.

回汶上县城,我们经多方打听,在离县城东南约12公里的崔村,找到了白英老人的第19代孙,年已73岁的白昭龄.从他珍藏的《白氏族谱》中,对白英这位民间水利专家的身世、筑坝等情况,终于弄得一清二楚.通过白昭龄老人,我们更在南旺找到了一身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的工部尚书的后裔.有意思的是,直到今日,宋、白二氏仍以兄弟姐妹相称,从不通婚.水利专家称赞我们挖掘的史料填补了研究的空白.真是：踏破铁鞋有觅处,得来全凭下功夫.

细节难忘,历久弥新.那天去白店村的土路,平时被马车轧过来辗过去,造成一道道沟沟坎坎,一场雨水过后,经太阳暴晒,变得硬邦邦的,特别难骑.颠来颠去,我的五脏六腑都快要呕吐出来了.而放在前车筐旅行包里供路上缝补衣服用的一轴蓝线,也被颠得缠到了钢笔上.摸黑回到招待所掏笔写旅行日记时,还以为见鬼了呢!

苦乐其中

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若作一般骑车旅行,走完全程,20天到一个月足矣.而我们每到一地都要住下来深入采访,所以累计用了408天,纵横上万公里.历经春夏秋冬,个中滋味,此生难得一品.

北方的夏天,说来就来.这不,刚进入河北,天气骤然连续高温,又热又闷,清晨起床坐在招待所里,身上就已汗涔涔了.烈日当空,柏油马路都被烤化了.而公路两旁光秃秃的,不见一棵小树.骑在车上,被晒得头昏脑涨,发软.

老天爷好像故意要考验我们似的,突然变脸,气温急剧下降,冷风袭来,仿佛一下子又进入了深秋.刘世昭到底比我年轻10岁,满不在乎.而我终于被击倒了.开始头痛,畏寒,食欲大减.更糟蹋的是腹泻不止,且伴有脓血.服药也不管用.实在无法支撑,便住进了交河县第二人民医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院,也是第一次输液.从上午10点直到晚上8点多,足足打了10个小时的点滴.躺在病床上昏昏沉睡,连护士进进出出换吊瓶都不知道.刘世昭匆匆按计划采访完有关单位后跑来看我,并带来了他的麦乳精,给我冲了一杯.当时,麦乳精可是十分稀罕的保健品,不菲.一路上,我没少分享他的麦乳精.

我觉得精神缓过来了.当晚便坚持出院,回到了招待所.第二天,咬紧牙关上路,骑车行了55公里,抵达河北省最后一站吴桥县.吴桥是世界闻名的杂技之乡.抱病采访结束后,我们连同自行车乘火车回到北京休整.后来,连载写到这一回时,文章干脆就标上以下字样：人困马乏到吴桥.

再上路时,已进入10月.1981年的秋冬,一直沿着山东段大运河骑车采访.我的旅行日记记载,抵达水浒英雄的大本营梁山县时,公路两旁的水沟里已经结冰了.早晨蹬车赶路,手脚都冻得有点发麻.可不一会儿,身上又热烘烘的,汗水淋漓,湿透了的衬衣紧贴胸背,冷风嗖嗖地灌进来,很不好受.待到达目的地,毛衣、棉袄常常被洇湿了一大片.沿途的招待所和小旅馆不能洗澡,我们就打上盆热水,把门关上,脱光了衣服擦身子.擦完身子,赶紧把毛衣棉袄重又穿上,靠体温慢慢焐干.就这样,一冬下来,我的老棉袄后背上积了一圈圈白白的盐霜和黄黄的汗渍.可当时并不觉得有多苦,因为前方有个远大目标在向我们招手.

我和刘君,一个外号叫“大块头”,一个是膀大腰圆的大个子,体重都在80公斤以上.此行除了换洗的衣服、雨具和水壶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外,还有工作必备的笔记本、图书资料、照相机（为了防震,又特制了两个有弹簧的铁筐保护相机）,以及打气筒和修车用的铁器等家伙,平均每人至少又多了40公斤的负重.骑行起来,我们的“飞鸽”都咯吱咯吱地叫.听了真叫我有点心疼.

“啊呀,坏了!车胎扎上图

钉了!”

正在我着急的时候,一下子惊醒了.原来是午睡做的梦.我们一路南下,最担心的就是“坐骑”出事儿.还在河北青县时,我的车胎确实扎过一个图钉.但所幸没有伤到内胎.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一路上,车轮滚滚,我们的“飞鸽”备尝辛苦.最难忘的一段骑行是,1982年深秋江苏境内从常州到无锡的路上.那天清晨6点20分刚出发,天空就下起了零星小雨.我们穿上雨衣,继续蹬车,谁知这秋雨越下越大,秋风越刮越紧,车子也越蹬越吃力.水乡江南的这条砂石公路,远比不上北方的柏油路好骑.

偏偏前方有一段百米长的路面,正翻修.我们下车推着走,可不一会儿,那黏稠的烂泥就把挡水板卡塞满了,车子推着走也不行了.附近桥上有两位农民,热心地指点我们岔到一条小路上好走些.于是,我把车支起来,找来一根修路用的竹标签,先帮刘世昭把挡板里的烂泥一点一点地抠出来,把车推下公路,小心翼翼地穿过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田埂,终于上了路.回过来再抠我的车,推上小路.其实,这乡间小路也破烂不堪.刚想骑上车,一阵袭来,我俩差点摔倒.身上的塑料雨衣随风掀起,狂风乱舞,怎么也按不住.其狼狈相可想而知.

我们浑身泥水,好容易骑上车,战战兢兢地穿过一座小桥和一个村庄,终于拐上一条柏油路.9时30分,当我们看见“无锡”的界碑时,这风也小了,雨也歇了,太阳也露出了笑脸.住进无锡梁溪饭店,我们给这两个“宝贝”痛痛快快地洗了澡.顺便说一下,“举案齐眉”的故事就发生在梁溪河畔.

历尽辛苦,纵横上万公里,最后终于抵达杭州,除刘君那辆车的脚蹬子被蹬坏更换外,我的“坐骑”则相安无事.虽说失去了出发时崭新锃亮的光泽,但平添了几多苍劲和风韵.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不也是一种苍凉美吗?（未完待续）

责编：邓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