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的大象

每有曲折离奇的事件发生,人们总要拿它们和电影进行比较.朱令案重起波澜,人们想起电影《杀人回忆》（两者的相似度不在于事件情节,而在于朱令案和《杀人回忆》一样,都是在全民共议中陷于无果）,性侵未成年人的事件频发,人们则不断提起电影《熔炉》.

为什么是这些电影?因为这些电影本就来源于真事,情节、质地、脉络,都生自现实土壤,有互文的可能.比如《熔炉》,就改编自真实事件：韩国光州一所聋哑学校的校长和职员,对聋哑孩童实施性侵,施暴者超过十人,可以找到的受害者多达十几名,持续时间更是长达数年,有女生从12岁起遭受性侵,一直持续到18岁.但性侵事件在2005年被揭发,并进入法律程序之后,更大的震惊却随之而来,最后受到法律裁决的,只有两名职员,一审就获轻判,到了二审,甚至被改为缓刑.施暴的教师,陆续恢复工作,重返学校担任老师.现实如此,让人喉咙发干,不敢继续深想.

改编成电影后,情节跟随美术老师姜仁浩的经历展开,他为了在雾津市的一所聋哑学校获得教职,向校长奉上五千万韩元.开始工作没多久,就发现了这间学校的秘密―老师和舍监,对聋哑学生进行殴打、性侵.他或者选择沉默,以保住教职,或者同流合污.他选择了取证和揭发,庭审之后,施暴者却被轻判,判决一出,罪人们拥抱欢呼.

《杀人回忆》和《熔炉》,是韩国近年众多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的电影中的两部,不论编导功力如何,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已经提供了一部好电影的框架,只要编导基本靠谱,就足以组织出一部厚重结实的电影.所以我们难免向自身联想,这二三十年里,发生在我们周遭的,那些震撼人心、离奇骇异的事件,几乎是一个电影富矿：龙治民杀人案、南大碎尸案、朱令案、重庆红衣男孩事件、洛阳性奴案,乃至最近发生的厦门公交车爆炸案,都是现成的电影剧本,哪怕编导只是原样描红,也足以拍出一部惊世之作,未必比肩《十二宫》《黑色大丽花》和《X市民》,仅它们蕴含的丰富话题性,已经足够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

这样的电影没有出现,直接原因,是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间接原因,是这几十年的教育,已经为我们培育出一种“屋子里的大象”式的思维：一件坏事,只要不讲出来,就等于没有发生过；只要不讲出来,它的伤害程度就会减轻.其它的理由,还包括会引起社会不安、引起青少年效仿等等.其实,不讲出来的伤害,要大过讲出来的一切伤害.

例如发生在我们附近城市的那件连环杀人案.案件始于1988年,此后多年,九个穿红衣服的女子陆续被杀,凶手一直没有被找到.它所引起的后果是,女孩子一定要被接送,红衣服卖不出去,还有各种匪夷所思的谣言,以及人们的心理动荡.终于,这个城市的局,在2004年做出抉择,他们向社会公布了一份“侦破系列杀人案件宣传提纲”,公开案情,公布了他可能的特征,并悬赏20万缉拿凶手.这一切,还不足以把这位“X市民”找出来,但附着在凶案上的谣言和心理恐慌,却慢慢消失了.

讲出来,其实是抚慰.所有处于幽暗不明中的事物,都会引发心理上的恐慌,并因此附加了本不该有的神力.它变得大于事件本身,它繁殖出各种衍生品,它像叫魂妖术,引发更大动荡.讲掉,消解掉,未必能让事件解决,至少清除它的神力,胜过寻找替罪羊.

电影不是活报剧,不是影像新闻,不承担讲解社会事件、消除怨气的义务,但如果有一部分电影这样做了,也是一件功德.我们期待这类电影,期待我们的《熔炉》《检测日》《共谋者》《那家伙的声音》.当然,对这类电影的期待,其实是对社会制度、社会气氛变化的期待,给幽暗事物除魅,其实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