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诞生前后(一)

1984年10月24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次会议和这个《决定》,后来被称为在历史上(或在中国发展史上)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亲历了它产生的全过程.今年是《决定》诞生25周年,面对我国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回忆过去,深感《决定》的来之不易及其意义重大.

《决定》出台的历史背景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制定和出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迫切的现实需要.

一是粉碎“”后,随着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改革大潮遍及全国,许多实际问题亟待回答和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全国人民精神振奋,迫切要求改革原有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解放生产力,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我国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初步改革,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探索性的试验,积累了重要经验.

这5年多时间,党颁发了好几个有关农村经济改革的文件,调整了农村政策,放宽或废除了对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限制,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普遍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村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4%,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加1709万吨,棉花总产量增加1.9倍,农民收入大幅增长,1984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增长1.6倍.农村改革的发展,农村经济逐渐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转变,对城市经济发展和改革是一个巨大的促进,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副产品开拓市场,同时,要求城市更好满足农村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业日用品和科技、文教、资金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农村改革的实践表明,只要大胆冲破“左”的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我国经济所蕴藏的强大活力就会迸发出来,而联产承包就是当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最有效的手段.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城市改革,并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这5年多时间,城市改革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和探索.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重庆钢铁公司、宁江机床厂等6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把试点范围扩大到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企业,主要是探索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个经济关系,打破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传统体制,允许试点企业在计划安排、产品销售、劳动人事、利润分成、资金使用、外汇留成等方面有部分或全部自主权.四川这一试验取得了显著效果,当年1月至8月试点企业的产值和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4.1%和21.8%,同非试点企业相比,平均增幅高出39.3%,产品的品种、质量也比一般企业好.四川的经验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地方都先后开展了这样的试点.1981年国务院批准在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大型国营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先后试行过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和以税代利等做法,最后确定全面实行利改税,把国家同企业的关系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使企业能够在照章纳税之后自负盈亏,在企业内部,则逐步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有条件的企业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了探索大中城市改革的路子,国务院又在沙市、常州、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这种综合改革试点到1985年初发展到59个城市.

此外,这5年多时间还在其他方面进行了改革的试验,诸如: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由1978年的2048万人发展到1984年的3216万人,个体劳动者由15万人发展到339万人,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结构和行业、部门、地区之间的界限,推进企业的改组和联合,到1983年全国改组和建立的各种工业公司和总厂达到2400多个,在商业系统实行“三多一少”(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转环节)、城乡通开的改革,破除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念,在全国开放600多个生产资料市场,在计划管理方面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方式,在财政方面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比例分成,进行第一、二步利改税,在金融、、工资等方面也进行了初步改革,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特别是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举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开放了大连、上海、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对外贸易体制实行政企分开、进出口写作技巧和技贸工贸结合的改革等.

农村的初步改革和城市改革的试验,仅仅是个开始,但已经大大搞活了经济,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智慧.与此同时,在改革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传统理论和观念以及许多现行政策和法规的阻碍,持反对态度的人有之,泼冷水的人也不少,犹疑观望的人更多.现实强烈呼唤着理论上的突破和制度政策法规上的创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盼望着新的“红头文件”的颁布.

二是领导对原有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积极探索改革的方向和原则,酝酿改革的总蓝图.

曾经实行30年之久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是否定商品经济,政企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有人把这种僵化体制概括为“八统一”体制,即生产计划统一下达,原材料统一调拨,生产产品统一销售,产品统一规定,职工统一调配,工资统一标准,财务统收统支.在这种体制下,无论人财物、供产销,或者经营管理方式的选择,企业都没有自主权.因而企业和职工没有积极性,国民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

因此,粉碎“”后不久,就呼吁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77年12月26日,他在会见澳共(马列)主席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些尖锐的诘问,就是强烈的改革呼号.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鲜明地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1978年12月13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严肃地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制度上、组织上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搞商品经济、应不应该发展市场当时理论界议论最多、领导人也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决定着改革大方向的原则问题.1978年12月2日,在同、于光远谈话时就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说“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1979年3月8日,陈云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后来陈云把这一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在写提纲前,曾与李先念交换过意见.李先念在2月22日同银行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同陈云同志谈过,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这是领导人第一次提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1979年5月,时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指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要进行研究,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改.”同时他要求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过急,应该先有一个规划,而且要有探索的时间,并非无的放矢.据此,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一些人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后因感到尚不成熟没有提交审议.听说有这么一个素材性的稿子就说,可以“披头散发”和大家见面征求意见嘛.于是这个稿子就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议论,大家认为其基本思路对头,但方案还不成熟,因此当时未定下来.1980年12月16日, 陈云在工作会议上又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1982年11月 4日,陈云在听取计划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是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他还引用黄克诚把计划和市场关系比做笼子和鸟的关系,说“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是总要有个笼子,这就是计划经济.”

对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重大命题,的观点更超前一些、彻底一些.早在1979年11月26日,在同外宾谈话时,对当时社会上有人散布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陈云等领导人的言论,是对我国原有经济体制弊端的深刻剖析以及对改革的方向与原则的深层思考,对于开展、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破冰和导航作用.他们一致认为,原有的经济体制非改不可,而且必须发展市场、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他们的观点,虽然有时在着重点上和程度上不完全一致,但从总体上看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

1980年9月,新成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鲜明地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应当“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意见》的主要起草人薛暮桥在各省区市第一书记会议上作说明时,称这个提法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这个《意见》得到时任总书记的赞同,许多经济学家也给予肯定,但由于党内的看法不一致,以至未能形成正式文件.1982年国务院体改办又草拟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鉴于当时党内认识尚不一致,这个《规划》的观点有所退步,不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坚持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把过分集中的国家决策体系改为多层次决策体系、发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调节作用、改革统收统支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等重要观点.

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的倡议,通过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并决定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体改委成立之初,国务院总理即强调体制改革归根结底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二是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他重申他在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的话: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同时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1982年5月25日,他又在国家体改委提出:体制改革的大框框有些是有了,最好定个6年计划,争取到1988年能把经济体制的路子理顺.

1983年9月13日,陈云给写了一封信,提出:“城市工商改革已有几年,似应总结经验,以便继续前进.”1983年下半年到1984年上半年,随着城市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国务院陆续下发了企业扩权、商业改革、外贸改革、利改税等一系列文件.可以说,迅速而有序地推开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已成为当时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具有了良好的主观、客观条件.

三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为端正改革的航向、扫除改革的障碍,积极探讨,献计献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气氛.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就联系当时的经济实际,提出了实行商品经济和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改革开放后,许多经济学家率先突破“左”的思想的束缚,否定“两个凡是”,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别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研究,展开了热烈争论.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作用应该是辅助性的还是基础性的这是一个不容含糊或回避的原则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或撰文或发言,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例如:1979年2月,在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西南财经大学袁文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市场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3月,在无锡举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上,在60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经济学家卓炯发言,呼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提出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还说“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在1979年第4期《经济研究》杂志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明夫撰文指出: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国几十年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造成的损失,就是因为没有搞商品经济.”也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统一,如孙尚清等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计划性与市场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有些学者则直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如马洪说:“承认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飞跃”,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机制,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至于如何结合,有人主张“板块式”,有人主张“渗透式”或“胶合式”.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主张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如刘国光在1982年9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提出“随着写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应该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还是商品生产者,也是许多学者所热议的一个问题.早在1979年5月,陈云就表示支持当时的国营企业扩权试点工作,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必要的”.同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在《经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企业本位论刍议》一文,引起广泛的反响.文章有力地批评了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国家本位论”)和有些人主张的“地方本位论”,强调国民经济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且企业不是一块砖头,而是国民经济肌体的一个细胞,只有经济细胞搞活了,整个经济肌体才会活起来.他认为,企业应该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能呼吸、能吐纳、能成长、能壮大,对外界的刺激能产生自动反应”的“能动的有机体”.“国民经济力量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企业数量,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每个企业细胞的活力大小,就好像一个人的强弱盛衰,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体内细胞的活力大小一样.”这个观点,为实行政企分开,为增强企业活力,为1984年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此期间,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根本不能与市场经济结合,只能一个吃掉一个,如果结合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1982年至1983年间,各种类似的僵化观点在某些权力部门的支持下,大大地膨胀起来,甚至挥舞着“帽子”和“棍子”,把市场化改革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指责为“复辟资本主义”,把实行厂长负责制扣上“反党”帽子.有的权力部门还按言论划线、排队,大有抓“”、搞“大批判”之势.甚至竟然把1979年11月26日同外宾的谈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文选》中抽除,把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一些经济学家被迫作了“检讨”(如薛暮桥、刘国光),也有的人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正确观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当时经济工作重点是抓调整,强调改革要服从调整,改革的步骤要放慢,因而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2年十二大报告,都未写上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容,而只停留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

但是,经济学界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的探讨并未停息.1982年7月在莫干山举行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与会的中外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市场是供求双方的媒介,它不一定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产生,市场就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还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好”的指令性计划,凡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国家,无例外地存在着产需脱节、物资匮乏、资源浪费和低效益.类似的研讨会、座谈会此伏彼起,报刊上的讨论亦很热烈,不断为决策部门提供新的理论信息.1982年10月14日,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时有针对性地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这段话表明了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和他的思想倾向,也是他对经济部门和经济学界的期待与鼓励.

不断发展的实践,不断深化的理论探讨,孕育和催生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纲领、总蓝图.现实的需要,人民的期盼,理论研究的促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呼之欲出、应运而生.

《决定》起草的全过程

1984年2月底 ,我被借调到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工作(当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5月15日举行).4月26日,起草小组组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在起草小组说:决定十二届三中全会于下半年举行.这几年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城市改革虽然也搞了一些试点,但尚未全面推开.城市改革如何与农村改革统筹起来、协调进行,需要有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决定,另外组织一个起草这个文件的小组,由国家体改委、计委、经委、商业部、劳动人事部及书记处研究室派人参加.他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十二届三中全会也要开成一个里程碑.他要我留下来参加这项工作,说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和这个改革文件的起草,两方面工作要兼顾好.

从此开始,起草《决定》的全过程,大体分为以下几个小阶段:

第一个小阶段是讨论、研究、草拟提纲.

4月30日,《决定》起草小组开会,讨论文件的内容和写法,国务院白美清列席了会议.袁木指定杨启先(国家体改委)和我(国家经委)一起,尽快拟出一个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起草提纲,供大家讨论.当时拟出的提纲,分三部分、20条 .5月3日、4日,袁木主持讨论,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十分热烈,但对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对文件的结构,都有分歧.后来袁木提出根据会上的意见,搞两个方案,我搞一个,杨启先和国家体改委其他同志搞一个.5月8日,这两份提纲一起送白美清转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

5月10日 ,田纪云在中南海第三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这两份提纲.到会的除起草小组成员外,还有国务院的杜星垣、李灏和的周杰及国家体改委几位负责人.讨论的意见,一是两个方案都不错,可以合二为一,二是重点要放在今后怎么做上,三是分四大块: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什么、怎么改,加强领导问题.

以后几天,起草小组开会反复讨论,大家认为分四大块就会形成“大肚子”(第三块分量太大),主张破开“大肚子”,写十几条.于是,袁木又指定国家体改委杨启先等人,加上我,一起拟一份统一的有十几条的提纲.在此期间,我还交叉地参与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的一些事情,如根据各部门反映的意见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应对报告多种文字翻译工作中提出的问题,为报纸撰写关于此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社论等.5月15日下午我们还列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听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个小阶段是征求若干地方领导人的意见.

鉴于当时对提不提发展商品经济等问题存在着争论,袁木提出趁全国人大开会之机,走出去听听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从5月19日至24日,起草小组先后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若干省市领导人及部分代表座谈对起草《决定》的意见.他们是:江苏省的汪冰石等,广东省的梁灵光、李建安等,上海市的胡立教、汪道涵等,四川省的杨汝岱、何郝炬、王谦等,安徽省的黄璜、苏桦等.他们的意见高度一致,说现在改革要求强烈,进行改革困难,主要是部门强调集中统一、不肯放权.他们都赞成搞个指导性文件,一些在基层(如宝钢)工作的代表的要求尤其强烈.这五次座谈会,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第三个小阶段是学习的指示,写出第一稿、第二稿.

5月30日起草小组开会.袁木说,本来想等同志接见后再动笔,但他近日比较忙,让我们先写初稿.6月1日,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解散,小组成员只杨启先和我留下参加《决定》起草小组.从6月1日至6日,小组成员分两摊起草初稿,然后由杨启先和我总串.但由于文字上装配不起来,我们只好重写.经过两天“奋斗”,拿出了第一稿.我们看起来像个样子,但总觉得思想站得不高,文字气魄不大,不满意.

6月9日,袁木传达了对这个稿子的意见:要写得“高”一些,原则一些,要搞出个“历史性的文件”.还提出可分为八个问题来写,包括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国企改革,改革,等等.

6月12日,起草小组反复讨论,决定增加3条,共11条,分两摊写,来自国家计委、经委的同志一摊,来自国家体改委及其他部门的同志一摊,各写若干条,具体分到我头上的是写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一条.21日,印出了经过初步装配出来的稿子,我看了看,觉得还不如第一稿,主要问题在于议论不够,思想不统一.22日,小组讨论,袁木决定改写,他亲自写前面几条“虚”的,其他人改写其他几条.23日,袁木主持集体修改,要求达到观点鲜明、文字简练.大家议论,我执笔改,25日改完.28日印出第二稿,送田纪云,同时送国家体改委等几个部门征求意见.

第四个小阶段是听取几个部门对第二稿的意见,形成第三稿.

7月6日,国家体改委送来意见:写得“平”,缺乏新意.7月10日,商业部送来意见:政企分开问题写得不够明确,不要用“改革者”、“反对者”之类的词汇.袁木决定再请一些部门来提意见.从7月13日至26日,我们先后听了国家物价局、劳动人事部、国家科委、教育部谈对起草《决定》的意见和介绍他们的改革设想.国家计委、经委也来谈过他们的一些看法.我听了以后总的感觉是,一些行政部门还缺乏革自己的命的自觉性,思想不大解放,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所谈设想比较肤浅、零碎,缺乏创新.

与此同时,田纪云于7月11日召集国家体改委、计委、经委、财政部、商业部的负责人来开会,讨论第二稿.根据讨论意见,我们确定按体制改革如何走出一条路子的思路来写,写12条.于是,又集体讨论、分工起草(桂世镛、王愈明和我负责写“虚”的部分,共6条)、汇总统串,于7月23日形成了第三稿.这一稿,我觉得有些进步,但仍然不大满意,主要是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没有突破.

7月28日,听传达谈计划体制改革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个观点,促使起草小组走出旧的思想框框,重新考虑稿子的结构.(待续)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