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侨往事(二题)

点赞:17101 浏览:79576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1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咏诵者

彼德是波尔塔瓦拉夫卡村人.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他随着母亲来到了哈尔滨的香坊居住.

关于“香坊”,这里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当然,作为小说家的介绍可能会浪漫一点,不会像历史学家和心血来潮的历史爱好者那样,每一个字都讲究来头.对于小说家来说,靠谱就行了.历史是死的,小说才像过江之鲫一样,鲜活的,水凌凌的.

一说是:香坊原是一个酿白酒的小村庄.后来,哈尔滨迅速扩展成一个大城镇,生产白酒的香坊开了第一个铁路食堂.老板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叫阿尔杰斯基,可以说,他是哈尔滨第一个俄侨商人,生意很好.不久,他又开了他的第一家私人旅馆,名字叫做“香坊:给过路客准备的房间”.虽然那是一幢又小又脏的二层楼小旅馆,但是一直都是客满的.香坊因此得名.关于香坊的另一个说法,是说那儿有一个做香油的作坊,人们只要一进入这个地方就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香油味,故名香坊.两种说法,一个是酒之香,一个是油之香.不过,“哈尔滨”这个名字来自于满语,即扁岛的意思.这个周围都是野水,有点像威尼斯的地方当年还很荒凉,尽是些沼泽,并连着许多小岛.旅居在哈尔滨的俄侨,大部分居住在香坊这个地方.

彼德的母亲落下脚之后,很快在铁路上找了个做饭的差事,然后将彼德送到了俄侨商业学校学习.这有点类似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奔赴到深圳或海南创业一样,很多人都打算从商业开始入手,再一步一步地走上发财之路――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但彼德的母亲在认识上与他们不同,她看到侨居地的生活和命运并没有什么保障,当地政府对他们这些流亡者的施舍又差强人意,所以,兜里必须要有钱,而且要有足够的钱!

而若想兜里有足够的钱,通常有两种冒险的方法:一个是去当强盗,这就不说了,另一个就是去经商.当然,经商也容易倒大霉,与强盗的命运相似.但这并不影响一个饱受坎坷的女人的原始冲动,即把儿子送到俄侨商业学校学习.可是当她带着儿子去报名的时候,却被告知:学校的名额已经满了.彼德的母亲对校长说,我的儿子很固执,跟谁学就永远忠于谁.校长听了之后,二话没说,就留下了彼德.

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彼德在商业学校都学进去了些什么,个人的意志品质受到了怎样的影响,教他们的老师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来路?这些我们都不了解,老师自己也守口如瓶.事实上,彼德同学毕业以后并没有从商,而是到了哈尔滨火车站(当时铁路是俄国人主管),在那里当了一个敲钟员.

的确,从彼德的性格上来看,他并不适合当商人.商人必须善于结交各种各样的人,譬如古怪的人,不可理喻的人,虚伪而又奸诈的人,充满着匪夷所思的梦幻感、又处处斤斤计较的人,以及看上去“老实巴交”或“直肠子”的人.一句话,什么样的人都要热情主动地接触.目的就是,把他们的钱装到你自己的口袋里去.而且你还要八面玲珑,人行,鬼亦可,撒起谎来不脸红,很自然,很诚恳的样子,就像街上的树,你永远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破绽.然而彼德不行,他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给生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他在想着逃离呢.你搞不清楚他为什么总是处在一种自卫的状态里,那种战战兢兢的自卫状态真是让人困惑.

当然,所有人的性格形成都有它的源头.彼德之所以是这种样子,这和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有关.由于苏维埃红军的进攻,留在远东共和国的那些不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就逃亡到了中国.他们是分别朝着两个方向逃亡的:一部分人走海路,前往中国的上海;另一部分走陆地,最终来到哈尔滨.走海路的大都是军衔比较高的军官和海军,以及有钱的资产阶级.不能付钱上船的平民和士兵只好走陆地,过边境到哈尔滨.包括彼德母子在内,大约有七千人.通常,逃亡者的子女有三种性格,一种是随遇而安,一种是成了歹徒,另一种就是孤僻的人.彼德属于第三种.

俄侨往事(二题)参考属性评定
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关于母亲的论文例文 大学生适用: 学院学士论文、学年论文
相关参考文献下载数量: 74 写作解决问题: 写作资料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模板、论文目录 职称论文适用: 刊物发表、中级职称
所属大学生专业类别: 写作资料 论文题目推荐度: 经典题目

追本溯源,按照设计,中东铁路从哈尔滨这个地方经过(当时这里还不是什么城市),并在这儿设立一个站点.站点一设立,注定这个地方要诞生一座城市了.当时这个小站就叫“哈尔滨火车站”.彼德就在哈尔滨火车站上班,当了一名敲钟员.顺便说一句,这是彼德背着母亲自己找的工作.要知道,孤僻和固执是孪生姐妹,就像一个人的左脚和右脚.

彼德的母亲并没有责怪自己的儿子.要知道,找工作很难呐.那个时候的香坊周边都是荒野,常有狐狸和狼出没.说实话,这样的区域并没有多少职位可以提供,中国人酿酒做香油,你个外国人总不能也做香油吧?这样一来,不少俄侨只能靠着从俄国带过来的东西典当过日子.当时在哈尔滨的大街上有一家俄国当铺专门干这种事.令人心疼的是,为了生活下去,为了不饿肚子,为了在寒冷的冬季取暖,彼德的母亲曾忍痛当了奥尔加波的斯科夫人母亲用过的一套瓷茶具.记得俄国当铺的老板看到彼德母亲当的东西时,很惊讶,当然内心也很惊喜.他一眼就看出彼德母亲窘迫的处境,于是极力地压低,大约是这个当品原有价值的千分之一.彼德的母亲接受了.是的,只有富人才有拒绝的权利.彼德在这种窘境下去工作,母亲会责怪他吗?

最早的哈尔滨火车站马马虎虎的,简陋得像一个猎人的小木屋.周围都是泥泞的道路,那也是自然形成的,即“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火车站为了方便旅客上下车,在月台上铺了木桩.当年,无论是火车发车还是进站,都要敲那个吊在老榆树杈上的废铁轨,当,当,当,声音像钟声一样悠扬.彼德的工作就是按照调度的指示,手持一根铁棍,去敲击那节吊起来的铁轨.然后,就没事了.于是,彼德就坐在木房子外面的长椅上,呆呆地望着伸向远方的铁路线.

彼德不喜欢和其他人来往,即使到了吃饭的时间,车站里的几个人都围在木桌那儿聚餐,那儿有一大铝锅热乎乎的肉汤,有面包和很不错的马林果酱,还有香喷喷的奶油,必要时可以偷着啁一口小扁壶里的伏特加,他们一边吃一边聊一聊家乡,聊一聊圣诞节,聊一聊那儿的姑娘.革命最讨厌了,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说这种让人不开心的话题.而彼德则默默地把汤打到自己那个猪腰子饭盒里,拿着面包,到木房子的外面,坐在长椅上独自一个人吃.屋子里的人只好耸一下肩,继续他们的话题. 彼德的工作,要求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这个站台,包括睡觉的时候,值班员可以随时随地把他叫起来,让他敲“钟”去,用来报告火车的到来和离去.通常,彼德敲过“钟”后,并不马上离开,而是站在那儿,杵着那根铁棍,认真地审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直到最后一个旅客离开之后,他才会悻悻地回到木屋里躺下.

当初,彼德跟他的中学女友加沃尔索娃在俄国分手时,曾约好在哈尔滨火车站见面的.但是,加沃尔索娃一直也没有来,也没有任何音讯.五年之后,彼德才从一位从俄罗斯到哈尔滨侨居的老乡嘴里,知道加沃尔索娃早已经结婚了,并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彼德第二天就离开了火车站,是不辞而别.

离开令人绝望的火车站没多久,彼德又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他可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同样,在新职位上他依旧像一个自闭患者一样,从不和同事说话,像一只猫,悄悄地走,悄悄地来,如同空气一样不留任何痕迹.为此,同事们经常拿他的这一特点取笑.彼德决定再次辞职.但是,新的工作并没有让他躲开同事或工友的嘲笑.在那些日子里,嘲笑就像恶魔的影子一样紧紧地跟随着他.后来,彼德真的病了,而且病情严重,他经常会产生一些幻觉,说一些胡话.只要有人走进院子,他就说:“瞧,加沃尔索娃来了.”这让他的母亲愁肠百结,没办法,只好把儿子送进了精神病院.

母亲对精神病院院长说,我的儿子很固执,谁给他治病他就永远忠于谁.院长二话没说,就留下了他.

当年在香坊确实有一个俄国人的精神病院,这个医院到现在还在经营,不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传染病院.当时的俄国精神病院如同监狱一样,而那些精神病患者只是一些被抽掉了灵魂的木头人.令人惊讶的是,经过院长的精心治疗,彼德的病情居然得到了好转.出院以后,由于彼德的孤僻症还没有彻底治愈,经精神病院院长的介绍,他去马家沟(这座城市当中尽是些沟哇,河呀什么的.当时城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是船)一所教堂当了一名敲钟人――可能是院长考虑到他曾在火车站敲过“钟”的缘故.

当然,在教堂敲钟和在火车站敲铁轨完全是两回事.在教堂敲钟是一种神圣的艺术.钟楼上大大小小的钟有不同的音调,不同的音色,彼此要相互配合,相互照应,相互协调,才能把上帝的声音传达到信徒们的灵魂里去.这绝对是和在火车站敲铁轨无法相比的.显然,彼德也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他敲出的钟声很机械、很呆板、很枯燥,让听到这样钟声的信徒们面面相觑起来.于是,仁慈的神父让他当了教堂的守夜人.

守夜这项工作,宁静、寂寥、孤独,非常适合彼德.夜里,偌大的教堂里只有他一个人,加上他又很精神,睡不着觉,除了看书,彼德就像主教大人那样,站到了教堂的讲诵台那儿,大声地朗诵《圣经》等书,像《基督――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灵魂,升天吧!》、《主的羔羊》,还有《播种者》、《基督之路》、《信仰与生活》、《东正教之光》和“神圣之春”,等等.

我们必须承认,宗教的确是一种力量,它可以震撼人心,温暖人的灵魂.年轻而又孤僻的彼德,就是在这样的朗诵当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安慰.不仅如此,他那种声泪俱下的朗诵,连偶然听到他朗诵的神父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我曾经看到一份俄侨档案,即研究人员曾经在一千份随机调查抽样中发现,像彼德从事的这一类职业的人竟然有二百四十个之多,其中包括神父、牧师、教堂主持、修女、副祭、正教会事务员以及《圣经》的咏诵者.

白天,彼德依然是精精神神的,他睡得很少,两三个小时就足够了.或者是受到了宗教力量的感召,或者是白天他有大部分的空闲时间,于是,白天的时候,他就会去“一滴奶”那里做义工.“一滴奶”是由哈尔滨创办的,意思是每个人节约一滴奶去救助那些贫困的俄侨.这个慈善机关还办有“简易食堂”、“齿科”、“药坊”、“门诊”,等等,为俄侨提供免费的膳食和义务治疗.就是在这里,彼德认识了他的妻子丽塔.

丽塔曾经就读于赤塔护士学校,是随着“卫生列车”进入中国满洲里的,然后就在哈尔滨定居了下来,先后在东铁贸易处当办事员,在铁路医院做护士工作,不久,又转入中长铁路哈尔滨卫生检疫站当了一名护士.

彼德和丽塔结婚那天,去了很多人,像老哈尔滨火车站的那几个工友,俄国精神病院的院长等,是神父亲自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彼德的母亲感动极了,她已经赎回了当掉的那套奥尔加波的斯科夫人母亲用过的瓷茶具,作为给儿子儿媳的结婚礼物.她悄悄地对儿媳妇说,我的儿子很固执,他娶了谁就会永远忠于谁.

这一次,母亲说对了.成了家以后的彼德情况变得好多了,而且,他夜间的朗诵愈发地成熟且声情并茂.我想,神父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带他去了天津和大连等地,在那里的教堂,彼德成了一名优秀的《圣经》咏诵者.总之,这一段时间,彼德进步得很快,对国家的“沦丧”(实际上是解放),对个人的不幸(实际上是应有的报应,谁让他们是资产阶级呢),已经不在意了,他完全是一个圣徒,开始用《圣经》来看待人和人生,以及周围所有的一切.

后来,升为主教大人的神父去了罗马之后,彼德才回到哈尔滨,和母亲妻子团聚之后,先后在十字街南修道院、街41号教堂、大直街教堂、水道街73号教堂、营部街43号教堂、文景胡同9号教堂任《圣经》咏诵者、副祭者,直到一九五五年,他才带着母亲和妻子,去罗马找到主教大人.

我曾经到过罗马,也到过他去的那个教堂,尽管我预先料到我的询问是徒劳的,但那座教堂里的牧师听了我滔滔不绝的讲述之后,仁慈地说,他在你心里就足够了.孩子,此时他正在上帝的身边.

寻梦者

最初――我是指安娜还年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在街头拉客的下等.作为一名“站街”的女人,风里来雨里去的,很辛苦.特别是哈尔滨这个地方,一年中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是寒冷期,夜里更是寒冷难耐,冷风刺骨.可是人在异乡,为了不饿肚子,也只能如此.这也是沦落风尘的女人最后的选择.

安娜是俄国基辅别其乔立村人.她的家乡是一个歌舞之乡,村子里无论男女老少,都热衷于唱歌跳舞.这是出了名的.从她们村走出去的少男少女,不少人成了名,或者成为某个演艺团体的台柱子,成了有钱人,在城里过着上等人的生活,成为别其乔立村年轻人的偶像和榜样.在安娜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她就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家乡,去了港口城市海参崴.在那里一边在餐馆当女招待,一边学习舞蹈专业.其实安娜完全没有必要随着那些资产阶级和犹太人流亡到哈尔滨来谋生,但是她听说,哈尔滨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在那里可以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 正如安娜所猜测的那样,哈尔滨这座新兴的城市,早在一八年的年底,就摆上了第一个台球案,与此同时,第一架钢琴也送到了哈尔滨.紧接着,哈尔滨第一个合唱团在铁路俱乐部成立了.第二年春天,来自捷克的厄尔莫里乐队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场交响音乐会.到了一九○三年,哈尔滨已经有好几座日常开业的剧院了.那里开始上演话剧、歌剧,举办各种音乐会、舞会等等.这样繁荣的行业,对从业人员的需求自然也不小,它们尤其缺少伴舞的年轻演员,而且待遇很是优厚.这对年轻的少女安娜自然是一个召唤.当然,她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去哈尔滨.不过,她开始关心和收集哈尔滨的文艺信息了.

接下来的信息终于让安娜按捺不住了,如俄国的著名演员和导演托姆斯基去了哈尔滨,并在那儿组成了俄侨话剧团,专门排练契诃夫、易卜生、苏德尔曼、奥斯特罗夫斯基等剧作家的剧本.还有,著名的指挥家卡普伦弗拉基米尔斯基,这位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在哈尔滨成功地指挥了歌剧《波利斯格东诺夫》、《浮士德》、《沙皇的新娘》、《黑桃皇后》等等.他们都需要大量的艺术人才和群众演员.

当然,这样的诱惑不仅仅是对安娜一个人的.自一九一七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之后,在众多到哈尔滨来避难的俄国人当中,有不少人在俄国受过专门的戏曲、舞蹈、音乐方面的培训,有的人甚至还是皇家剧院的演员,比如歌唱家雷波夫、合唱指挥沙拉波夫、著名的演员维拉奥梅利亚年科等,纷纷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的舞台上,上演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雪姑娘》、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柴科夫斯基的《女靴》、《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比才的《卡门》、鲁宾施坦的《恶魔》、达尔格梅斯基的《水仙女》等.此外还有以联合哈尔滨俄侨青年、培养文艺创作力量为目标的K.P.文学艺术小组,那里每周举行一次音乐会,演奏钢琴、小提琴、吉他,表演独唱、合唱.这个小组的主要演员基本上都是青年人.


安娜到了哈尔滨之后,几乎像一缕轻柔的春风一样,溜进了大门敞开的艺术殿堂,顺利地成为了俄侨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她兴奋极了,终于可以和大师同台献艺了.怎么说呢?或许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与安娜不期而遇了吧――当她在舞台上尽情跳舞的时候,她意外地发现总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她.事实上,安娜的感觉是对的,的确有一双眼睛在偷偷地注视着她,这双眼睛来自乐池里的乐队,来自一个外号叫“沉默者”的大提琴手.安娜把自己的发现跟舞伴儿们说了,可舞伴儿们却说,我们在舞台上跳舞,自然会被所有的人注意,为什么你单单说只有那个“沉默者”在注意你呢?

一天演出结束以后,“沉默者”终于开口了,他走到安娜面前,很窘迫地对安娜说,您知道格兰德西餐馆吗?那儿的罐焖狍子肉不错.

安娜说,先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沉默者”满脸通红地说,的确,您说得对.的确和您没关系.说完,就打算离开.

安娜却叫住了他,等等,您既然提到了格兰德西餐馆的罐焖狍子肉,一定很好吃吧?那,我们就一块儿去?

“沉默者”惊愕地说,非常荣幸,真的,非常荣幸.

在后台换衣服的安娜悄悄地对舞伴儿们说,在台下观看我们表演的人,并不是人人都会请你去格兰德西餐馆吃罐焖狍子肉,对吗?

在格兰德西餐馆,两个人刚刚坐下,“沉默者”就对安娜说,安娜,请您嫁给我好吗?

安娜立刻惊叫起来,上帝呀,您在说什么呢,这算什么?难道吃一顿饭就要嫁给您吗?

“沉默者”也憋不住笑了起来.

那可真是一次愉快的晚餐,“沉默者”非但不沉默,反而变得滔滔不绝,居然还讲了许多笑话,让安娜大笑不止.

是啊,安娜后来还是答应嫁给他了.

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甜蜜.这一点,夜晚寝室里不灭的灯光可以作证.可是,好景不长啊,安娜的丈夫患上了白喉.当时的医疗水平就是那样,上帝也无能为力.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前面说“一件不幸的事情与安娜不期而遇了”.

安娜的第二任丈夫叫斯杰潘,他是个摄影家,很俏皮的一个人,有一种艺术家的范儿.他无论到了哪个艺术团体,那里就充满了欢乐的笑声.旅哈(哈尔滨)的许多俄侨艺术家的艺术照,包括演出的剧照,都是出自他的手.当然,他肯定不是天才,但胜似天才.

一次演出刚刚结束之后,他端着照相机走过来,对坐在那儿休息的安娜说,在您身上可以看到那种流亡艺术家所具有的、独特的、刺痛人的灵魂的、而且还会让人长叹一声的美.我打赌,这样的照片不仅可以征服整个俄罗斯,还可以征服全世界!

安娜说,别逗了,您知道,我的丈夫刚死等

摄影家斯杰潘说,您别动,就坐在那儿,我给您拍一张艺术照.对,就是这样:疲倦,哀伤,迷惘,无奈等很好,太好啦等注意――

斯杰潘虽然是俄国人,但他出生在中国的满洲里,是随着流浪汉的舅舅来到哈尔滨的.说实话,开始两个人在哈尔滨还混得不错,他的舅舅会拉洋片,他在旁边高声地帮助招揽生意.生意挺好.舅舅虽然是个流浪汉,但是他尊重知识,他不希望自己的外甥继续走拉洋片的路.舅舅说,小子,你应当成为一个绅士.斯杰潘说,舅舅,我的梦想是走遍全世界.舅舅说,很好.但你必须先去读书,你得会英格力式、法格力式,还有德格力式.懂吗?不然,你将寸步难行.

于是,舅舅把斯杰潘送到了哈尔滨的奥克萨克夫斯基中学读书.据说,那里的外语教员是最棒的.但是斯杰潘毕业不久,他的舅舅却患上了急性肺炎,发现的时候,医治已经无效了.舅舅临终前告诉他,回满洲里找你的母亲去吧.然后,头一歪,就离开了人世.

斯杰潘并没有回满洲里找他的母亲,他对从事风情业的母亲没什么感情,当然,母亲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感情,只是觉得有个儿子,挺有趣.但是久了,有趣还附带着产生了不少的麻烦,所以她当然高兴她的哥哥把这个私生子带走.她说,那好吧,您就带着他闯世界去吧.愿上帝保佑你们爷儿俩.

舅舅是好舅舅,这很有可能是上帝教育的结果.舅舅还攒了一点儿钱,斯杰潘就是靠这点钱开了一家以他舅舅的名字命名的“斯克维尔斯基照相馆”的.斯杰潘是个聪明人,他的艺术感觉很好,这可能是舅舅拉的洋片给了他艺术上的启蒙.“斯克维尔斯基照相馆”拍艺术照一下子出了名,许多艺术家和艺术团都请他来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