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锁沙》四题

更高的光亮和声音

写生态保护的小说我读过一些,但像《锁沙》这样,不是借着“人与自然和谐”的名义,一味地敬畏和膜拜,迁徙和逃离,而是以大勇者的迎击姿态,力擒孽龙,遏制沙化,扬厉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的作品,却很罕见.写草原人文风景的小说我也读过一些,但像《锁沙》这样,把环境的酷烈,人的奋争,爱的纠缠,村官大学生的艰难成长,上升到人类自我拯救的高度,并以诗意葱茏的笔墨精心描绘的作品,也很罕见.《锁沙》的不同凡响在于,它不仅讲述了一个遏制草原沙化和人心沙化的故事,而且始终有一种更高的光亮和声音在牵引着它,那就是主人公对道德理想和精神信仰的持守.这种持守成为整部作品的灵魂,使得《锁沙》这部小说因为灵魂信仰的坚实而拥有了人类文化精神最重要的资源.在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信仰缺失、精神萎缩的当今时代,这是弥足珍贵的.文学的奥秘便是这样得到阐释,没有一种高尚美好理想化的东西来鼓舞、召唤人心,理想社会的方向在何处呢?舍此之外,人类还有什么可靠的自救和自强之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锁沙》有着较强的浪漫主义成分.

《锁沙》是有境界的作品.其境界首先由它的故事和人物托起.历尽辛苦终于大学毕业的郑舜成,在深圳一家大企业谋得了一份令人艳羡的职业,且得到董事长爱女的青睐,不料,报到上班之前,回乡看望父母,一路所见景象使他怵目惊心,仅仅四年时间,他魂牵梦绕的美丽家乡,已面目全非,成了首都北京主要的风沙源.渐近曼陀北村,遇到的事情更令他惊诧莫名,村里十几个青壮汉子竟然在村民兵连长的带领下,准备纵火焚烧村头唯一一棵被奉为神树的千年老榆树!说是要扫清生态移民最后的障碍.因为最好的躲避,就是申请“生态移民”,可以得到政府资助,一再地退却和漂泊下去,任沙尘暴恣狂.这情景似一枚芒刺射入眼帘,使郑舜成惊愕和痛楚.完全是本能,他冲上前去,展开了护树斗争.终于,在同行的美院研究生陶可配合下,以“舍身相救”方式帮老榆树躲过了一场大劫.接下来,是在父老乡亲夹泪夹泣的恳求中,在镇党委书记刘逊的殷恳挽留下,经过激烈的内心搏斗,他终于决定放弃华丽前途,肩起重担,带领大家开始了治山锁沙、向风沙讨还美好家园的悲壮的征程.

郑舜成放弃优厚待遇而选择筚路蓝缕,在常人眼里,是傻瓜,是悖离常情常理甚至失真的行为,但正是这样惊世骇俗的抉择展示了人的潜在的精神伟力.放在大的人类文化传承的空间里审视,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善的根脉的维系,生命基因的传递,是人类独有的悲慨和壮丽的精神之树.事实上,他的选择与他的身世密切相关.“他身上流着完全不同的血液”,他“并不是曼陀北村的后代”,而是28年前,“随一群满怀接受再教育愿望来到乌兰布通草原的”两名北京知青爱情的结晶.他的亲生父母白照群、上官婕以及老水利科学家宋一维、工程师曹文修们,曾在的年代,为草原生态建设献出了宝贵生命.作品中三代人的故事可以用“献身”这两字串接为一.最早的,可追溯到一百年前的僧人占古巴拉,他曾用生命救下了老榆树,情形一如今天的护树.小说从这个节点切入,一下子贯通了古今,让百年时光艺术地化成一瞬.作品里拟人的老榆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然要受难,你以为耶稣是怎样成为耶稣的?”这句话说道出了郑舜成及其同伴们既平凡又高贵的殉道秘奥.神永远都不会抛弃人类的,只要人类不自己抛弃自己.

郑舜成这个人物无疑是被理想化了的,脱掉了一切低级趣味的形象,完美得近乎神,慧鉴法师把他写进了自己的著作,跟宗教典籍里面的高僧大德们相提并论,认为他的“从最根本处改善民生是一种最辉煌的苦海慈航”.我认为作者是有意这样写的,她在有意扬弃写实主义的平庸.在她看来,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就是那些自觉担荷苦难,负重而行,用自己之苦换来大众之甜的人.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讲述郑舜成的故事,其实是自己的被感化、被改造、被引领的故事,像银凤、郑义、那斯图、林青田、乌力吉、张枝等人完成的表达是：郑舜成是“先改变这块土地上的人而后才改变这块土地的”.在这个过于现实、急功近利、几乎完全物化了的时代,作者高扬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显示出独有的思想魄力和创造魄力.

小说的整体叙述是由女作家胡文焉完成的.她当年的走出塞外,是一种文化寻找,她感受到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双重恶劣,毅然启程,去寻找理想的生存之地,来到了美丽南方的西曼,隐居在鲜花丛中著书立说.但她渐渐意识到,并不是身在宜人的自然环境中就能幸福,首要因素是人性的清澈,道德品质的高尚,西曼自有另一种沙尘暴人心的贪婪、,人性的浑浊,相对于自然界的沙尘暴,这种“沙尘暴”更加可怕.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她向心造的圣地走去,就是“国家最北边的村庄”曼陀北村.胡文焉的线索作为另一种思考丰富了作品的意义.

《锁沙》的语言彻底突破了传统理解上长篇小说的模样,呈现出诗的、散文的特质,这提供给人的审美享受固然丰实巨大,它对于长篇小说创新、发展和提升的意义尤为深刻而不容忽视.诗化的语言与包含着全部人类生活的盈满干净的内涵、崇高的思想品质共同制作出作品宏丽的诗性.《锁沙》诗性的另一源泉是情感,很少能够在长篇小说里看到这样炽真纯粹的情愫,感觉作者是捧着一颗心在进行文字行走.《锁沙》是一次以生命进入的真情写作.

作为长篇小说,《锁沙》具备了好散文的要素,具有富于时代感的思与诗交融的言说方式.它的诗的、散文的形式和韵致,注定了它是一场远离快感阅读的审美阅读.但是,一个超越的追求总会对应着一个明显的不足.《锁沙》偏重于诗化的特质于形式方面的表现,造成了小说阅读上“抓人”不够,削弱了故事的推进.但细细推敲,会发现这些诗章的段落,已经脱离了诗歌的原有之意,具有了叙事功能.当然这似乎并不希奇,叙事诗是一种拥有悠久历史的艺术样式了.不同的是,在这里,诗章作为叙事形式的一种,是与作品的整体叙事紧密相依的.诗叙事使得文本顿然具有极大的张力,叙事变得如此精练、简洁,如此充满灵性慧气而拥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使得这部作品在诗的形式上的创制,具有了长篇小说形式上美学意义的探索和创新价值.

《锁沙》的追问,表面上是对生态、环境、灾难、生存、毁灭等等问题展开,实际上却是直对着最宏大沉切的两个字：幸福,从这个角度,这部书有着人类幸福宣言的意义.通过《锁沙》,我们能得出这样鲜明的体认：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人类不仅要尊重生命共同体中的其他伙伴,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包括尊重人自身这个自然.任何行为,只有当它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与发展时,它才是勇敢的,美丽的,富有诗性的.

（雷达：中国作家协会）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环境与生态主题的文学近年来得到很好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在经济腾飞过程中,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现实的紧迫性越来越严重,同时人们对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一时间,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各种文体对生态主题的书写呈现兴旺景象,在涉及这方面主题的创作中,显然男性话语是主流,也许,这样沉重理性、这样严肃复杂的课题,是一般女性所难以把握的吧再也许,这样粗粝、冷峻、严酷的题目,也是普通女作家所不愿意触及的吧?因此,郭严隶写作《锁沙》,有着特别的理由和意义.

《锁沙》是现实生活的产物,是从作家心里生长出来的,这是一部凝结了自己人生经历和感悟的作品.读罢作品你不得不承认,它源自作者郭严隶对家乡刻骨铭心的爱,对那一方水土生态状况、社会现状的深入认识.须知,她受够了昔日家乡风沙之苦,“从塞外的春天出发,正好走进天府之国的夏天,便一下确定自己是来到了满意的地方,那些无处不在的树啊,它们令我的心掉进忧伤一样逼真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并没有麻醉了她,也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因为故土发生过的一切,作者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切,总是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小老树”,这“树里的侏儒”,赤峰,这人们从来没有放弃绿化努力的地方,以及“故乡那些挥锹举镐,餐风露宿,年复一年,在大山上、在荒漠中,与风沙殊死搏斗的人们”,所有这些都积淀、发酵成了她创作的最好原料.她在当地日报担任记者时采访的所见所闻,她接触到的为了治沙付出一切的人们他们有的是残疾人、有的是妇孺、有的是退了休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感动着她.用自己的笔把这些人写出来,是长期以来她心中的一个梦想,这本书就是这样来的.

从大的视野上来看,《锁沙》是一部人们为生存而战的作品,人类生存的目的是什么?人类文明真正的呈现是什么?当然是人类的创造、是积累、是传承等等,但就个人而言,也许正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最终目的就是能够让人们生活在美好的生态环境里,充分享受大自然容颜的靓丽,享受社会氛围的祥和清新,如果我们人类不能拥有一个宜好的生存环境,就不能拥抱幸福,也就谈不上一切进步和发展.人类发展的前提是生存,生存然后才能发展,而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与其说生存与发展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如说是纠缠在一起,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作品对日益威胁人类生产与生存的沙漠化问题所进行的艺术化的表现,从创作动因上讲,就是表达对人类幸福的呼唤.

作者显然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和爱,把她的“深切憧憬和想望”都寄托在了一个带有浓重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身上了,这就是回乡的大学生、提出植树锁沙、改变生态环境目标的郑舜成.这个有着不幸家庭、贫寒生活背景的小伙子,是在与乡亲的不断碰撞、交流、互动中找到实现目标的坦途的.作品艺术地表现了郑舜成作为新一代大学生的不凡追求.为什么他已经在各方面领先的深圳谋得了一份收入高、同时前景看好的工作的情况下,来到乡村呢?他在毕业后回乡看望父母的时候,有感于家乡沙漠化贫穷落后,有感于人心惶惶的情形,从而能够毅然放弃个人原来的选择,毅然肩负起了家乡的前途和命运.他为什么这样做?固然是出于良知、道义和责任,也出自现实逼迫,是现实的发展把他推到了前面,促使他做出违背常情、常理的“逆向”选择.郑舜成敢于放弃个人的私欲、私念,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父老乡亲们的苦难、希冀绑在一起,自觉背负苦难、艰难前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风骨和情操的光辉写照.

作者在描写郑舜成的时候,更多的是通过别人的讲述,让他出现在人们的感情和忆念中.这种艺术的呈现让人们更为方便地看到人物的光彩和魅力.郑舜成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能够用自己行为诠释“正确的爱”.比如他拥有一个热血男儿的担当精神和责任心,他对故乡,对父老乡亲,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养父母等有着无限的眷爱.同时郑舜成更是一个被高度理想化了的人物,作品把他写得过于完美,乃至慧鉴法师都把他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与宗教典籍里面的高僧大德们放在一起,认为他的“从最根本处改善民生是一种最辉煌的苦海慈航”.作者这样处理,是要有意扬弃写实的平庸,给现实以浪漫主义理想的光照,把郑舜成当成了当今时代的代表性英雄人物,当成了像雷达先生所说的“自觉担荷苦难,负重而行,用自己之苦换来大众之甜的人”,在他的身上凝聚了人们的普遍愿望.而人们的这些愿望是有感染力的,通过传播这些愿望,讲述郑舜成的故事,也在经历着自己被感染、被改变、被引导的过程.郑舜成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所带动的一切,体现了祖国边疆地区的人们不畏艰辛向自然宣战、向灾害要出路的勇气,也充分表达了勇敢的人们追求纯真感情、向往美好生活的情愫.我们在几乎完全物化了的现实中已见过太多的急功近利,多些浪漫主义的色彩、多些英雄主义的气概,也许不无意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情致的艺术、也是以意蕴、性灵取胜的艺术,读过作品之后,我们吃惊于作者对题材的处理：这样粗粝、枯燥的题目,为何能够写得如此柔美、活色生香?在我们这个略显浮躁的时代,人们注重行动、注重实利,对许多美好没有了感觉、没有了感受,如风景在许多小说中悄然遁去,是我们创作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人们或多或少地倾向于消费景色而不去感悟、触摸景色了,《锁沙》中令人赞叹的景物描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作品说草原上的两个美景：“一是蘑菇圈,一是彩虹.都是要等雨后才会出现.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天上的还不算造化独宠,因为运气好了,其他地方有时也可以一遇,只是不像草原的那般透着浪漫空灵.蘑菇圈那就非草原不可了,那完全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本来只是绒毯似的一块大草甸子,上面间杂着一丛一丛野花儿,一场雨罢,突然就噌噌噌,冒出一大片雪白的蘑菇来.形容的不是声音,它出来时丝毫没有动静.是它的快,就在一眨眼工夫.远远地看,那很像天上飘落的一团白云,也有些像簇拥的浪花儿被刹那定格.到了近处,你会忍不住笑起来,因为中间大的竟像童话里睫毛卷卷的小公主们撑的那种撑阳伞,边儿翘翘的,样子实在顽皮.”你不得不承认这些文字的力量.

当然,文字的隽丽、诗意的巧妙传达,显示的不只是技巧,而是一种清新心境和无尘的向往.《锁沙》之所以能够读起来感觉有性灵,有飞翔的纯净感染,还在于有对宗教的感悟、有对人生的思考,如果我们不把作品提高到善于以宗教式的超越注视整个人类的存在与未来,也起码会明显感受到作者的大慈悲、大情怀始终贯穿于字里行间,时而庄严、时而优美,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作者追问灾难和痛苦,更追问吉祥和幸福.因为在作者看来,离开美好的自然环境,人类没有幸福可言；没有高尚的道德境界,人类的幸福也就不存在了,她试图以治沙、锁沙、降沙为外壳,把更宏大的主题、更沉厚的情感、更深刻的向往,寄寓在书里,让它们与时间同行、飞翔.我们透过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透过作品所广泛涉及和探讨的佛学、植物学、宗教学知识,看到了作品内容的丰富,以及行文的充实,也看到了饱满的情绪,富于感染的张力和可读性,这无疑是极为可贵的.

（梁鸿鹰：）

关于《锁沙》的创造性

《锁沙》的优势首先在题材上：写治沙的长篇小说,在全国也许是第一部.我想,所有那些正被沙魔吞噬着的土地上的人们,都可能想读一读这部作品,这使它天然拥有特定的读者群.但作者郭严隶心目中的读者群会更为广大,她想使生活在绿洲上的人们也来关心这部书,这就需要更纯粹的文学才能了.把《锁沙》称为“开创性题材的长篇小说”、“重要的环保作品”是准确的定位,但这未必意味着能立刻引起所有人的兴趣.读小说的人要读文学性,而环境问题本身并不是严格的文学主题.过去有“典型环境中写典型人物”一说,不过“典型环境”指的是人文环境,而不是自然环境.小说是人文的,当一个故事主要讲述人与自然的斗争时,多数读者不会感到兴趣盎然.所以,环保题材创作往往会遇到同样的难题：如何在题材和文学性间取得平衡.《锁沙》的成功,很在于作者的选择,她谨慎地将题材的外部特征与内部张力区别开来,赢得了更多读者.小说里治沙的困难来自自然环境,更来自人文环境,即人群中的保守势力和腐败势力.郑舜成等与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较量,其过程始终扣人心弦,就与其它题材无异,成为真正的小说.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作为重大背景存在,成为引起人际冲突的根源,又使作品题材特色突出.小说开首,就出现了惊心动魄的场面：郑舜成回到家乡,正遇上村民火烧老古榆,准备举村搬迁,情境迫使郑舜成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担当起毫无思想准备的角色.这是精彩的一幕,既具有人间的戏剧性,也具有题材的规定性,可被称为环保文学的典范章节之一.

《锁沙》又是超越环境题材的作品.我们知道,文学与科学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不是逻辑性和论证式地推进,不可能用一两个单纯的主题限制其内容.它必须是感性的、现象的、更丰富和多义的,好作品中的人物更不可能被主题所拘囿,一定会体现出任何思想和概念都不能涵盖的趣味.《锁沙》正是如此,这部作品的复杂内涵还来自另一种不容忽视的价值,就是作为新乡土小说的存在.事实上今天的乡土小说并没有终结,它还在发展,大批大学生和研究生到乡村去,为传统的乡村注入现代性成分,改变那里的人口结构,就是一种新的现实.《锁沙》也在切入这种现实,从另一角度凸显着作品与时代的生动联系.郑舜成不仅是当代环保精神的代表,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尤其是,作品中分别设计了他和他的生父白照群、以及老水利专家宋一维的不同命运,联系起来,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乡村经历的一条谱系,揭示出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不同寻常的对应关系.

关于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讲得最多,他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他看出这种结合的两种意义：一是“很有必要”,二是“大有作为”.但是,在过去时代,这两种意义都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小说里,白照群和宋一维曾力阻农民伐树大炼钢铁,曾在山上进行修建水库的勘探考察,结果都失败了,被村里罚去放羊.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郑舜成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时代变迁的必然.作品以生动可感的情节,表现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不仅可以大有作为,而且是大势所趋.只是,对于知识分子在乡村的作为,作者写得过于浪漫了一些,或者说,“大有作为”的一面写得多了些,“很有必要”的一面写得少了些.这里的“很有必要”是指知识分子也要向农民学习一些东西,才能适应农村的环境.

《锁沙》确实是一部浪漫主义色彩浓烈的作品,无论在情节还是语言与叙事方式上,都能使人明显地感受到这种风格.我想说的是,浪漫主义在今天不算过时.虽然自“新写实”以来,中国的纯文学小说几乎已经形成零度写实的一统天下,但不说明小说只可以有这种写法.事实上,青春文学和80后写作的兴起,已经打破了写实主义的单纯色调,带来些许浪漫主义的气息,正是部分地由于有了这些新鲜气息,吸引了更多的青年读者.所以,郭严隶的方式也许还是恰逢时潮的.

爱情描写,在长篇小说中,几乎总是不可缺少的内容,特别是关于主人公的爱情描写,又总是成为人物塑造的重要手段.但令人惊讶的是,《锁沙》中,在郑舜成身上并没有发生真正的爱情故事,书中的漂亮女性,无论是胡文焉、陶可还是银凤,与他都没有什么感情纠葛,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个缺憾,而我认为这是个优长为什么长篇小说的主角就一定要谈恋爱呢?没有爱情就不能刻画好人物吗我认为恰恰在这一点上,郭严隶显示了她的不落俗套、大胆而不乏创造性.

(胡平：中国作协创研部)

《锁沙》的精神启示和诗意传达

读郭严隶的新作《锁沙》,感悟良深.《锁沙》是一部意蕴深厚、艺术传达独特的长篇小说,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及审美信息.就其展示的广阔社会生活而言,很多都值得我们关注,如大学生村官和一代青年的价值取向问题,农村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问题,城市化的进程和资源及环境的保护问题等等.而其中作品涉及的生态问题尤其给人以启示.从小说的表层看,《锁沙》写的是塞外一个治沙的故事.作品的深刻在于具有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和精神价值,兹拈出三点,以概其余.

进入21世纪以来,地震、海啸、温室效应、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灾难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人类向何处去,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当下,我们会不时听到人类末日一类的议论.我想,此风断不可长,因为悲观的论调是比上述灾难更严重的灾难.而《锁沙》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气大声洪地提出了人类对付灾难的信心问题.小说开篇就是围绕曼陀北村的迁徙展开的.迁还是不迁,是逃离还是坚守,现实的酷烈是何等尖锐.乌兰布通草原的风沙穿过燕山山脉,就会直接刮进北京、天津两座大城.在沙进人退和人进沙退中,曼陀北村克服重重阻力,挺起了大山一样的脊梁.作品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如斯琴娅娃,她的父亲那斯图,祖母乌仁老人、巴特尔、银凤、刘逊、梅兰朵、白诗洛,郑舜成和他的生父母、养父母、宋一维、白照群、上官婕、曹文修等他们都是底层最质朴的草根,而正是这些普通的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担当!读《锁沙》,你会感到神旺,消去鄙吝的心.因为它给我们传达的是战胜灾难的信心和精神力量!

当然,仅仅依靠精神力量也并不能解决草原的荒漠化问题.这里需要的是科学,需要的是文化.作品对于郑舜成和陆展堂两代村官的对比性描写就非常说明问题.这里有人生价值取向的区别,也有科学与愚昧、文明与无知的分野.老村官陆展堂只能说是一个半文盲,他的“以树易金”的治村策略是饮鸩止渴,是加速草原荒漠化的一个直接原因.而他力挺的所谓“生态移民”,则是临阵脱逃的溃败.大学生村官郑舜成则是一代新人的典型形象.他是我们时代的优秀生命,他以大爱为信仰,以天下为己任,以科学精神为导向,燃烧自己,烛照时空,在辽阔的乌兰布通草原践行自己辉煌的“苦海慈航”.如何禁牧舍饲,如何退耕还林,如何在治沙过程中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三效合一,这在郑舜成的草原生态立体经济中都有智慧的呈现.作者在生动的艺术传达中蕴含了理性的思考,如果说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给社会提供情感和智力支援,那我们可以说《锁沙》在这方面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第三,《锁沙》还深刻地反思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两者关系的问题.通常,人们把自然和社会作为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在当行的生态文学,往往也是把人和自然的和谐作为作品的主旨.实际上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紧密相联.它们都是人类的家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构建美好家园的前提,而人与社会的和谐又为自然环境的美好和良性循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反之则是灾难频仍和人类大劫.曼陀北村和乌兰布通草原本来是林木葳蕤和水草肥美的福地.但是历史上的战争以及以后的大炼钢铁、“”的肆虐、近年来过度的牧放及大量的林木砍伐,造成了土地的荒漠化.是人类自身的贪欲和愚昧酿成了苦酒和灾难.土地的荒漠化和人心的荒漠化是一个同构关系,治沙和“治心”二者不可或缺,而且都需要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和谐作为支撑.小说深长的“景深”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如作品所描写的,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科学家宋一维,北京知青白照群、上官婕,就开始致力于乌兰布通草原的治沙和环境保护,但是在岁月的年代,这些先行者只能落得一个悲剧的下场.而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潮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郑舜成的壮行,为他的草原绿色立体经济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而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和谐深刻地制约和影响着人和自然的关系.小说于此的警策,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明白了以上三点,我们会对《锁沙》的意蕴和精神启示有一个全新的理解.锁沙,是对灾难开战,构建我们美好的生态家园；锁沙,也是人类的自省,我们要锁住自己的贪婪,根除人类的自私和愚昧,以科学的精神和实践,构建美好的社会生态体系.只有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人类庶几有救,前途光明！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锁沙》在艺术传达上也极具特色,富于创意.诗意的构建,氤氲全篇,形成作品的一个重大特色.小说的开篇就让我们进入了诗意的境界：

谁见过这么美丽的月光呢?妩媚得仿似阿兰美尼的眼睛.谁见过这么美丽的眼睛呢?清亮得仿似草原夏夜天空闪闪的繁星.

占古巴拉本是想念一段甘珠尔经,以锁住心中跌荡涌的波澜,不料闪出的却是这般诗样两个句子,他绝望了,在绝望中朝幸福的海洋深深跌落下去.

等

以下作品续写圣僧占古巴拉和阿兰美尼的爱情及内心的冲突.而这一切都是那棵千年老榆树的回忆.就在此时,老榆树脚下伐木声骤起,古树和乌兰布通草原的又一轮劫难降临了.作者的文思似天马行空,在此岸和彼岸、历史和现实、宗教和红尘间自由驰骋,构建出一个宏大的语境.在这里,诗歌的节奏、韵律、意象等元素,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它们也不是一种写作手段,而变成了有意味的形式,成为内容的有机构成.这在长篇小说的开篇写作中,可谓蹊径独辟了.这种诗意的构建,在作品中并非惊鸿一瞥,偶而为之,而是作为生动的气韵一以贯之.其中对老榆树的状写尤其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

老榆树在小说里是生命实体的存在.在作者的笔下,老榆树宏丽伟岸,历千年而生机勃郁,它见证了乌兰布通草原荒漠化的流变,也见证了草原儿女历经的痛苦与磨难,以及他们的奋斗、欢乐.作者的笔墨由此获得了寥廓的时空,自由地驰骋于古往今来.同时老榆树又是一个凌然超越的存在,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象征意义.榆树是生命,榆树也拯救生命.在我们多难的民族生命轨迹中,榆树多和灾难相连,在历朝历代的饥馑中,榆树的枝叶和果实都是饥民的“粮食”.中国人的“榆树情结”就是苦难情结.但这仅仅是从生存层面的读解,作者的高蹈在于赋予了老榆树更多的哲学沉思和精神引领,升华出大美的境界.老榆树是乌兰布通草原的菩提树,是草原儿女心中的图腾,它系念于古今,通灵于天地,它是自然,它是人心,它是祖先眷眷的遗爱,它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作品中多次出现人和树的对话,涉及了广泛的内容,诸如自由、幸福、灵魂、使命、受难、十字架等等.这不是一般的布道,它庄严而宁静,辐射出诗性和神性的光辉.作品中但凡出现老榆树,就会呈现超凡脱俗的神韵：

老榆树在村子西边,就像佛祖在世界的西边.她朝那里走去,披一身花朵似的月光.只有天边的村庄才会有这样的月光.只有这样的月光才叫月光.村庄中充满人尘的香气,炊烟、老牛、幼童、男人和女人相视一笑的眼风,它们在月光的背景中化为意象,而月光因为它们成为物质和永恒.

这是小说里作家胡文焉和老榆树对话的语境,如诗如画,它像清泉流淌,浸润着读者的心田.这样圣洁的文字,有净化人心的力量.可以说老榆树的存在,对于作品有灵魂的意义.

还须一说的是作品的诗意叙事中还融入了复调小说的元素.郑舜成的治沙是作品的主干.但作品内容不是在一个统一意志的支配下铺陈衍生,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视角构成了多声部的合唱.这不仅使情节和内容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刻画互为补充,互为映照,因而更为丰富多彩；而且由于叙事者评价体系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元的认知和情感态度.比如老村长那思图对郑舜成治沙的言说,就富于沧桑感和乡土气息,它质朴地展现了曼陀北村今昔的巨大变化,称赞郑舜成是一个“亮堂的人”,“他使乌兰布通草原,这块草原上所有的人,都成为幸福的化身”.而作为作家的胡文焉对郑舜成的治沙的言说,则是带有知性和审美的色彩,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语境中,深刻阐发其生态及人类学意义.这种不同声部的交融构建了全书绿色的乐章和旋律,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作为生态文学滥觞的美国蕾切尔•,卡逊女士的《寂静的春天》就指出：“人类在现代化的追逐中不断膨胀,以统治者的姿态君临自然、恶化了环境,使资源越发匮乏.在如此可怕的困境面前,以人性关怀为己任的文学自然会作出反应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高涨的生态文学思潮就是这种反应的集中表现.”今天的21世纪是生态的世纪,保护生态、保护地球、拯救环境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呼声.作家作为社会的良知,应该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我们欣喜地看到,长篇小说《锁沙》以崭新的风姿问世,表现了一个中国作家对此的思考、智慧和审美创造.在文坛弥漫浮躁、快餐文化盛行的时候,出现了如此厚重的作品,可喜可贺.相信它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何开四：四川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