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自恋症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诗歌的话题突然多了起来.这其中,有的是针对诗歌、诗人的处境等诗歌以外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还有一些是对诗歌的功能性、审美特征等关涉本体的问题所作的探寻.虽然客观上来说,讨论本身会有利于引起公众的关注从而带来诗歌更大范围的普及,但显而易见,公众的广泛参与将会使问题更为复杂,更为粗浅化.

事实上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各种陈旧的问题又换了一种新的面目在卷土重来,有的甚至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们与林纾对垒时的老问题.或许是经历了多年的诗歌探索之后,诗人们对绷紧了神经的求新的状况厌倦了,想休息休息,因而使那些复古的论调有了再生的机缘.

世界上有很多没有答案或者永远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有很多空洞的指向不明的词语.比如传统和当代、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以及“传统”、“汉语之源”、“汉文化之根”等词语的确切性问题.这里,请允许我先打个比喻.

很久以前的某一天,我的母亲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指着上面的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对我说:这是你,你小时候.起初我还有些怀疑,但旋即在母亲坚定的话语中相信了.我相信了那个与现在的我没有丝毫相像之处的孩子就是我.事情也许真是这样,可是有时我也止不住突发异想,即事情或许也有另一种可能:母亲,这位我过去的历史的见证人,她说谎了,或者,她记忆出错了,被她指认为过去的我的这个孩子压根儿就与我无关.

当然,母亲为了使我相信,还可以拉上另外的人证,但如果他们两人为了某种目的,一起说了谎,或者同时记忆都出错了呢她可以再找来第三个、第四个人证,事情可以无休止地推演下去,不断予以肯定、否定.而我与这个孩子的关系将会一直处于悬而未决之中.

的确,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无法通过某种形式的阐释复原那段历史.个人史是如此,一个群体、一个族类的历史也是如此.何为汉语之源、汉文化之根残缺的泥版、甲骨,浩瀚的蛮夷、儒释道典籍,史官和历史学家,各色各样的见证人是否会准确无误地将它们指认出来见证人和指证本身的真实性又有几何那些被他们加以肯定的 “根”和“源”会不会是与汉文化、汉语毫不相干的东西人类未记事时期的文化和语言形态已经永远无法探究和看到,企图充当“母亲”这一角色的想法是虚妄的,所有的指证均建立在猜测和推演之上.寻找根源的做法要么是为当下行为找到一个合法性依据,从而为自己少得可怜的创造力辩护,同时将对手的创造扼制在可以控制的公众理解力之内,要么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将寻找的过程视为学术的考古玩物.

今天,很多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传统”、“汉语之源”和“汉文化之根”,我想,他们是另有目的,他们无外乎想利用“祖宗的规矩”的权威性在艺术领域内展开一场道德清洗.“传统”是已然逝去的时间链上的一个个节点――即时性的文化形态,受制于当时的时代和生存环境,时代和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文化形态必然随之而改变,“祖宗的规矩”便变得不合时宜.本来,创新应是艺术的基础和前提,现在却不得不被提升到“传统”的对立面上作为开路的口号,这是十分悲哀的.也只有在我们这样古老的国度里才会发生这样的争执.如果硬要说“传统”,那么历史上的东西方、不同族类、不同语种的文化皆应成为我们的“传统”,因为“汉文化”本身就是容纳了印度文化、古西域文化、北方匈奴、鲜卑、蒙古文化等多种文化因子的杂交文化.即使从“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明天的历史”这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也不应该拒绝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那些文化者经常以埃兹拉庞德青睐唐诗为例来证明汉语的优越,而我们能不能反过来看,正是由于国外诗人并不以本民族文化为傲――虽然这种文化已然成为深深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举足轻重的因素,有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襟怀才使得他们成为了世界性诗人有鉴于此,面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勿庸赘言了.记录下我们身在其中的,各种“文化源流”汇集于此刻的这个时代的场景以及孤立的个体的眼前处境,应成为当代艺术准备对我们的文化有所贡献的天职和责任.

我之所以说出这些,是因为我深刻地感受到文学界内部的某些言论正在利用人们对过去历史的天然的追怀,艺术探索者进行诋毁和围攻.尽管在眼下,他们采用的是一套新的时尚话语,比之以往更为巧妙,但他们讨论的问题仍然如以往任何时候一样,越出了艺术的领域.对此,我们要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