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杂志的文化身份

内容提要　《论语》杂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刊物,论语派因此而得名.关于论语派的研究过去相对薄弱,而对这一刊物的系统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本文重点分析《论语》杂志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市民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在三四十年代依然是新文学的中心,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启蒙主体、对象及其形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论语》式启蒙更具备现代市民社会所要求的世俗性、民间性和现代性.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如中／西、雅／俗、古／今、新／旧、传统／现代、启蒙／救亡等等,这些概念之间因缺乏必要的过渡性往往关系紧张而非相互融合.在这种两极思维方式的运作下,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为各种极端文化选择和文学观念的冲突地带,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常常是更有恒久价值、更能体现社会生活真实样貌的历史现象被忽略、被遮蔽,丰富繁杂的文学史被条分缕析成几大条块.这些条条块块或者以政治概念来划分,或者以创作方法的异同来归类,文学史常常被简约化为给作家作品定位极其方便的几大流派,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绝对化倾向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时期心态的浮躁与看待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某种程度上的非理性与不成熟.实际上,有许多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不能以简单的政治概念和创作手法划分出一个清晰的阵营,论语派就属于这样一种情况.

论语派的形成以１９３２年创刊于上海的《论语》为标志,此后又相继创办《人间世》、《宇宙风》,加上论语派文入主办的《逸经》、《西风》、《谈风》,在３０年代的文坛上形成了一道别具风格的风景线.这些相同类型的刊物以大致相似的题材、内容、形式和风格,在刊物上提倡表现幽默、性灵、闲适的小品散文,运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的复制性,成功地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一股幽默风,“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虽然语带不恭,却也形象地反映了论语派的幽默文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势头之猛.论语派的主要刊物《论语》的生命跨度更是长达十几年,在文学类刊物朝生夕灭的当时来讲可说是凤毛麟角.

论语派的杂志曾以提倡“幽默”、“闲适”、“性灵”受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阵营的猛烈攻击,不仅论语派的文学主张受到质疑,而且论语派文人也被定位为对抗革命文学、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的“帮闲文人”,《论语》类杂志自然成了“帮闲文艺”的载体.《论语》主创者林语堂自然是首当其冲的被批判者.胡风曾对林语堂及其创办的刊物有过比较详细的分析和批判,他注意到“这两个刊物底存在与成长和林氏在学术界底经历与地位有不可分的关系”①,所以他的文章直接用《林语堂论》做标题,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左翼文艺阵营对林语堂及其创办刊物的批判做了一个总结.他这篇文章的用意是“想说明,作为一个进步的文化人,他的‘处世’态度的变迁表现了什么意义,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学见解,客观上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②.他全面回顾和描述了林语堂的文学道路和文学思想,把林语堂３０年代后的转变看作是一个进步文化人的倒退和落伍,并对林语堂所主办刊物的文学主张提出批评：“呼呼叫的地方人们无暇幽默,赤地千里流离失所的人们无暇幽默,彳亍在街头巷尾的失业的人们也无暇幽默.他们无暇来谈心灵健全不健全的问题.世态如此凄惶,不肯多给我们一点幽默底余裕,未始不是林氏的‘不幸’吧.”③表面看来,胡风的批评语言要比其他左翼文学家更为客观,但是中心意思依然是在批评林语堂的文学主张及其主办的杂志和社会政治的脱节,重在批评国难当头时机林语堂的文化和文学主张的不合时宜.还是鲁迅的言辞更为尖锐有力,他指出：“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期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④这里虽然并没有点明《论语》杂志,然而句句直指《论语》及其主编林语堂.他认为林语堂及其主办的刊物“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⑤如果说这一评价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中还有一定的道理的话,在这场论争中鲁迅进而还用更为激烈的语言把论语派推到了对立的一面：“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气的.”⑥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批评家对论语派及林语堂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们脱离革命斗争和现实社会而言,这些观点受到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自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文学现象的批评不能仅停留于政治层面的考察,也应该从更为开阔的文化层面和思想史层面给予评价和定位.然而,解放后的文学史写作依然延续着从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给作家作品定性的思路,把论语派归入国民党法西斯文化的阵营.在８０年代以前的文学史写作中,论语派几乎都是被作为革命文学的对立面加以全面否定的,《论语》半月刊也被斥之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刊物.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对林语堂研究这一学术禁区的冲决,学术界也开始正视论语派的存在,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史料入手,对《论语》上发表过的一些针砭时弊、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文章予以有限度的赞赏,从政治层面开始为论语派在文学史上的存在寻找合理性依据,说明论语派也有其值得肯定的积极一面,对他们的功过是非要做具体分析,不应一笔抹杀.施建伟在详细分析《论语》杂志的作品类型和创作倾向的基础上,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论语派及其所谓‘幽默文学’,孕育于新旧交替时期变幻多端的社会现实,论语派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摇摆不定的面貌出现于文坛,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如果片面地将其两面性中的任何一面当作问题的全部,就必然会导致以偏概全的后果.唯有把论语派左右动摇的实际情况置于当时风雷激变的历史背景中,对它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作具体的剖析,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⑦万平近从对《论语》主编林语堂的研究入手,也涉及到对论语派的重新评价：“以《论语》半月刊的创办为标志、以林语堂为主帅、打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旗号的论语派,是３０年代前期中国新文学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文学派别.它不同于反动统治者御用的‘民族主义文学’,也不同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着左翼文学阵营的‘自由人’、‘第三种人’.它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在一定时期内徘徊于十字街头,在不罹牢狱之灾的情势下给旧社会以轻微的讥刺.”⑧有的学者从文体特征来看待论语派：“林语堂及其同人的幽默在官场黑暗、政客横行、民生涂炭、社会空气被封闭得比罐头还要严密的３０年代,能借笑的方式,把人们心底郁结的怨愤,哈哈地吐它出来,也是不无裨益的.然则,由于林语堂式的‘闲适冲淡’丢掉了我国传统幽默的社会性（干预生活）,也抛弃了西方幽默的哲理性.谐谑有余,庄之不足.诚然,‘闲适冲淡’未必就是‘开玩笑’、‘讨便宜’,但是离开一定的社会生活,为闲适而闲适,为冲淡而冲淡的幽默,那只是顶着幽默的外壳,抛却幽默的实体.再加上当年上海滩的一求生存、二难温饱的国情民生,就决定了林语堂式的幽默的惨淡前景.”⑨还有的研究者把论语派文人从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身份中解放出来,认为他们“大体上属于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受过现代教育,向往自由,有一定正义感和爱国心,有的还对劳动人民抱有同情.他们不满于蒋政权的封建和对日妥协投降,在那个国事日非、民族危机的关头,不甘沉寂,拿起笔来抒发自己的愤懑与不平.他们所作的各类文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时代风貌的一个侧面,即相当一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和对时代的感受.”⑩虽然这些观点依然没有脱离从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来判别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的窠臼,但它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仅从政治层面描述、评价作家和流派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中国新文学史是单层次,即只讲革命作家、进步作家的话,林语堂当然排不上位置,但如果是多层次,即包括各种不同政治倾向和创作倾向的作家的话,则应实事求是地给林语堂以一定的历史地位.”*11　用这种态度来评价林语堂固然能够拓开人们的视野,把它用在对《论语》杂志的研究上也更为恰当.这种多层次就是要从文化层面、思想史层面和政治层面等多重角度对论语派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使现代文学史的整体面貌更完整清晰.

随着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向文化领域的推进和深化,近几年的一些专著和文章开始从文化和文艺美学的角度研究探讨林语堂和论语派,拓宽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视野.在对论语派重新评价时,有一种倾向是把论语派与新月派等一道划入自由主义范畴,论语派的作家群与《论语》杂志被当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上自由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论语派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表明它是自由资产阶级文艺流派,从政治上说,它是属于中间派,既同国民党反动派有一定矛盾,又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存在矛盾.从文艺观上说,林语堂一类人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主观超然的性灵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自由资产阶级的文艺,他们既反对封建主义的卫道文艺,也非难无产阶级文艺.”*12　王文英主编的《上海文学史》把论语派与京派、“自由人”、“第三种人”、后期现论派和“新月派”等都划归为“自由主义”文学流派；还有学者在评述现代文艺思潮时说道：“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以及整个文化思想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斗争的历史.等就是在这些斗争中,有许多次,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或其派别乃是其中的一方.从最初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二十年代同‘现论派’,三十年代同‘新月派’、‘论语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与抗战无关论’,四十年代同‘文艺自由’论等展开的论战,莫不是如此.”*13新月派、现论派等团体与论语派的相似之处不少：他们都是以东西方文化为共同参照系,反对集权政治和专制统治,同属于自由文化派.然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还是明显的,除了文学趣味的显著不同之外,他们在文化态度及价值趋向方面都有倾向性的差异.论语派是以中国文化的民间形态为基本出发点,结合西方文化中有利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因素,而新月派与现论派是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和价值依据,散发出浓郁的“洋味”.新月派与现论派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坚持其自由主义立场、用西方式的文化价值构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这种用心可谓良苦,而其效果却也堪忧.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内在走向,只是简单地用一种移植和嫁接的方式代替潜移默化的文化浸润,并不能对民族文化的建设起到行之有效的、积极的作用.论语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主张创作自由与文学不受政治的干预和支配,表现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品格和精神,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若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框架来与论语派的文化取向与文学趣味相印证,却不免有些格不入,甚至有些关公战秦琼之嫌.

纠正这种简单笼统的研究方法的有效途径,是对现代文学做文学现象学的研究.由现象的丰富复杂性,还原出文化意义的原本性和深刻性.抛开对论语派的各种政治界定,返回到它的代表性刊物《论语》进行原点探寻,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既成的、极端的概念圈定、涵盖的文化集合体.《论语》甚至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刊物.它涉及面极为广泛,文化、政治、经济、教育、文学等等,社会生活领域内几乎无所不谈.在这份发行跨度长达十几年的刊物上,体现出的风貌是难以用中西、雅俗、新旧等概念中的任何一端去界定的.

经过深入细致的阅读和分析,我认为,《论语》杂志是一份中国现代市民知识分子创办的、代表了中国现代市民知识分子文化趣味、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的刊物.它所表现出的那种不中不西、不雅不俗却又中又西、又雅又俗的独特风格,与当时中国尤其是当时上海的市民社会的文化形态有着同构的关系.它们同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的表现形态.围绕在《论语》周围的是一个超越于政治和党派的自由批评家和思想者团体,他们不仅在个人身份上兼具普通市民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而且在政治立场、文学观念、人生理念等思想形态方面也是贯穿着市民知识分子的意识.《论语》杂志广为畅销,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市民意识与知识分子使命感的结合,一方面也是他们中西文化精神融合的文化取向与市场需求高度契合的结果.他们通过现代大众文化传媒,立足于市民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在新的时代以全新的形态接续了自晚明以来就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延续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阔视野,体现出中国现代社会市民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启蒙意识.但是,同样是启蒙,《论语》杂志体现出的启蒙精神已经与五四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特性比五四时期启蒙者更加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和现代意味.

“启蒙”与“救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已经有许多学者对中国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和现代的“民族救亡”这两者关系问题进行过深入分析,其中主要强调了“救亡”的时代要求对“启蒙”意识的制约性影响.“启蒙”与“救亡”似乎成为一对不可两立的矛盾.这也是二元对立式思维方式的表现之一.启蒙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情结”,成为有志于富国强民的先进知识分子心中始终都未能完成的梦想.对此,我是这样看的,中国现代的民族救亡战争及与之有关的救亡思潮,无疑是超于一切之上的时代主题,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思想启蒙被救亡需求中止的结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来合理地看待救亡时代的中国新文化思想的发展与表现.也就是说,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新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形式”与启蒙运动的问题.在观察历史现象时,如果过于集中在表面形式上规模较大、范围较广、特征明显的那些“潮流”和“运动”,往往可能导致对另一些重要存在因素的轻视甚或忽视.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以后,社会思想主潮由宽容、多元的个人喧哗转变为“群众”、“阶级”的集体呼声,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单一的政治型文化思想成为时代舞台上的主角.它们一方面为中国社会的改天换地奠定了不可质疑的理论支持和文学阐释,另一方面却也忽视甚至压抑了致力于长期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流派和个人.在这种氛围中,封建专制主义和旧有文化意识形态不但未能从根本上予以清除,相反是不断地死灰复燃,造成了新的文化专制主义.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类似“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在表现形式上可以说是消退了,但启蒙的思想和文化精神并未夭折.相比之下,启蒙思想及其文化精神的表现只是更加具体化和个人化了.《论语》作为现代市民知识分子刊物,在现代意识的启蒙问题上是与“五四”新文化精神一脉相承并以之为基本前提的.《论语》立场的民间性、文化取向的多元性,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标本.

二、

所谓中国现代市民知识分子,是指中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体制、进入现代历史阶段以后,在发达的都市中生活、工作,具有现代市民的自由平等意识,与主流社会保持着疏离感,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和市民这一概念相关的汉语词汇还有公民、平民,这三个概念有相交叉之处,即都具有一种非的民间性质,但是它们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市民这一概念由于它的中国本土色彩和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密切联系,比较适合运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现代社会中的相关现象和问题.

中国的城市起源甚早,在殷商时代就已初具规模,及至战国,“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万家之县,万家之邑”,散布于各国.往后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城市也不断增加、扩展,城市的经济职能发挥得更多了,商业化气息更浓了.但是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具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并没有形成过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能够对社会公共领域有极大影响的现代市民知识分子阶层.中国自古以来的“市民”总是与乡土有着太多的联系,这不仅仅表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形成过现代形态的市民理念和观念体系.他们在大一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享受着城市的繁华与优越,内心却还保持着乡土中国的特质.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晚明无疑是一个奇峰凸起的时期.由于社会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这期间封建纲常名教的松弛,人的自我意识渐渐从朦胧中觉悟过来,社会心态也由收敛而趋放佚,个性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在那时达到较高水准.新兴的市民阶级队伍开始壮大,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工商业者那种浓厚的世俗气息也熏染着自命清高的文人雅士,散布到学林文苑.传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也与新兴的市民阶层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相互沟通、相互融合.

随着市民阶级的扩大,市民社会也应运而生,但是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与西方式的市民社会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的市民社会是建立在民权思想基础上的现代形态的社会,中国明末清初时的市民社会只是君权统治下的城市经济繁荣地区,市民并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同时,由于当时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依然占据极大比重,由于缺乏足够的异源文化冲击,人的观念体系并没有冲破传统范畴,知识分子依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依然不能以独立的身份干预社会公共事务.此时的市民意识也只是小市民的生活享乐意识与士大夫对国家政治社会的权力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某种融合.所以这时的市民知识分子虽然已经略有雏形,但还不能构成一个阶层.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市民社会尚属阙如.只有在民国以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具备现代形态和现代观念、不必也不屑依附于任何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群体才能出现.在上海,各国的租界在上海市民面前树立起了西方式市民社会的制度文化的榜样,市民知识分子阶层在上海这一处于中西文化交汇、雅俗文化相容、意识形态的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带最易产生,也最为集中.《论语》这份杂志的诞生可以看作是这一阶层的文化选择与思想观念初步成型的反映.

如果说市民社会的形成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那么市民知识分子则是现代型社会文化的构成和推动因素.中国现代市民知识分子是一个既区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又区别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现代社会中的特殊阶层.中国现代市民知识分子与中国明末清初时的市民知识分子有一脉相传的一面,即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市民社会大众文化的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毕竟时代完全不同了,《论语》时期的中国市民知识分子已经具备了晚明时期市民知识分子所天然缺乏的现代文化观念和对人性自由的更高要求.

三、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的历史阶段,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以他们偏激的文化姿态热情地迎接西方文化的君临,激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他们狂呼呐喊,汹涌,试图振醒沉睡中的国人.、科学、自由、平等,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概念第一次这么清晰地回荡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五四先驱者们是一些以天下为己任、具有中国传统儒家积极入世风范的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体现出的孤绝骄傲的个人品格却又不属于酷爱中庸的中华民族,这是处于世纪交替的历史时期特殊的一群.他们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突出地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核心刊物《新青年》上.纵观《新青年》,我们可以感受到,从文章标题到文章气势,无一不是带着咄咄逼人的教训口吻,那种决断的思维方式和斩钉截铁的结论给人以不容置疑的文化权威感,启蒙者对民众的话语优势地位被清晰地凸显出来.这种对话语权力的意识赋予精英知识分子一种虚幻的代言人的资格和身份,他们愤然以代言人身份宣布旧文化旧道德的死亡,热情洋溢地欢迎西方文化的东渐.精英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不仅体现在文章的霸气,而且也体现在他们对自己所提倡的新思潮的理解和运作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标举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和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传统并不是同一的概念,在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背景下,此一时期所倡导的个性解放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去探究个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而是旨在以个人的解放为武器彻底摧毁封建文化的基础,把重点放在了个人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上来考虑个人的价值.

相形之下,《论语》的市民知识分子特色益发显著,其生命形态更具有民间性.在《论语》创刊号的封里,登载着表明论语社同人态度的“论语社同人戒条”,摆出了一副不左不右、不卑不亢的中立面目.他们不再以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自居,不再凌驾于尘世之上对大众指手画脚,扮演导师的角色,而是立足民间,关注社会政治,评说道德人生,论析风俗文化,以世俗人生为皈依,进行现代性文化模式和自由人性的构建.他们对政治和思想自由的呼唤、对自适随意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相对于中国长期以来的专制体制和权力文化影响下的民众具有启蒙性质,只是这一种启蒙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启蒙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态.究其实质,论语派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氛围中继承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的自由精神和思想,同时却自觉地放弃了五四启蒙者的民众导师姿态.与《新青年》树立的话语权威形象相比,《论语》表现出的是市民知识分子的近情适意.论语社诸子对充分表现知识分子智性优越与刺激、迎合市场敏感点的幽默文学的提倡,本身就渗透了这一市民知识分子阶层的启蒙立场与价值取向的民间特性.他们明确宣称“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并以幽默闲适的娓语笔调与读者交流对话,这种平实宽容的态度更符合个人主义对他人个性的尊重.而现代市民社会的自由理念首先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在这种充分尊重读者的话语角色的对等交谈中,论语派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论语》畅销于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市场,并不是一件侥幸得来的事情.

《论语》不仅在启蒙姿态上发生了很大转换,而且在文化选择上也有很大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先驱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激烈态度,他们高张科学两面旗帜,对西方文化伸出双臂热切欢迎.以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新青年》为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与宏阔的世界视野,主要以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和历史进化论为理论依据,主张全面反传统,重建全新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化.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揭载于杂志上的文章,而且从杂志的装帧风格上也可略见端倪,在《新青年》的创刊号封面上,印着一排坐着的学生,上面写着“LaJeunesse”几个鲜明的字样,这是法语“青年”的意思.这个法语标题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它本身是法兰西文化和法国革命思想的深远影响在陈独秀一代中国启蒙先驱者身上的折射.相比之下,《论语》体现出的文化观念同样是开放的、多元的,而且比他们的前辈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在《论语》的世界里,蒸腾着深厚浓郁的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并不封闭保守,对西方文化广为介绍,但也并不因此而对之顶礼膜拜；关注社会政治和现实人生,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对民间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不遗余力地予以发掘,给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发展以有益的补充.

论语派的主要刊物《论语》不仅直接以中国儒家文化原典为刊名,而且在创刊号的头条文章《缘起》中,颇有以孔门七十二贤人自喻之意.在以后各期一以贯之的用古色古香的签条方式作为其封面刊名,虽然各个时期有一些形式上的调整,如有时用古代贤哲题词,有时代之以谐趣横生的漫画,然而总是保持着其古雅的风格.孔子的《论语》所宣传的主张、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在的提倡和文人的尊崇下,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它与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一样,成为解开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在这些信息中,蕴藏着《论语》对民族文化生命基因的发掘和解密意图.配合着杂志中大量的对传统文化的谐谑式重新阐释,以及带着鲜明中国式市民享乐人生哲学的生活小品,《论语》显示出向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同时使传统文化资源更加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趋向.

论语派的文化思想体系是以传统文化在现代获得新生命或创造性的转化为目的,而发展与创新的现实途径就是尽量地吸纳以西方为主体的外来文化,这就是中西文化综合的根本精神之所在.《论语》及其相关杂志上,都无一例外的辟有专门介绍西洋文字的栏目,以其自由闲散的风格区别于其他正襟危坐的杂志.论语派杂志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西方文化与文学,也与《新青年》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们不讲西洋政治经济,不谈西方文学名著,只关切于西洋人生社会家庭风俗,融中国式人生哲学与西方文化崇尚个人本位主义的自由精神为一体,提倡一种人间本位的文化哲学,学贯东西文化的论语派主将林语堂认为,“世上道理原来差不多,只怕常人不肯看到底,看到底处,中外都是一样的.”这一样的“底处”就在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其本质意义都是在致力于使人类生活更美好,使人性更完善.

论语派的文化设想具有明确的中国特色,但是论语派的文化趋向并不与一般概念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相重合.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集合概念而不是单一概念,其中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不过,大体说来,中国文化具有人间的、现世的品格,同时又具有艺术的、审美的情趣追求,是一种执著于世俗人生又不忘怀心灵世界的人生哲学.这种精神特色是由儒道文化的乳汁哺育出来的,论语派所秉承的正是这种总体的文化精神,并不是要回归传统文化.《论语》对待孔子的态度就是最好的一例.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对孔子学说的利用,孔子的真实面目被渐渐遮蔽,最终化作虚幻化的圣人形象成为专制思想的傀儡.《论语》杂志不断地把孔子还原成为普通人,甚至于拿孔子开玩笑,做噱头,就是出于让世人重新认识孔子学说的愿望.当然,任何所谓的重新阐释都包含着阐释者自身的目的.《论语》对儒道两家文化中切近人生、关乎人情一面的把握和偏重,那种把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文人趣味与庸常生活的结合,是为了与西方式注重于个性自由、思想解放的精神相结合,构建中国式的现代文化,塑造个性化的人生.只是他们并没有严谨的高头大章式论文来倡导他们的思想,而是用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主张来潜移默化地引领.左翼文艺界之所以大规模地批驳论语派的幽默文学,也是看到了它在表面的无所谓的笑脸下,潜在地涌动着一股虽不够强劲却对权威性主流话语有足够瓦解力的内在力量.

《论语》杂志的文学主张和文化趣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具备足够的冲击现有社会形态的力量,但是他们的思想主张与文学表达方式与《新青年》强大的启蒙攻势相比,更能代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常态表现.《论语》杂志对当代知识分子在正常环境下反思自身的定位、对民众现代市民意识的启蒙,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 ①

胡风：《林语堂论》,《文学》第４卷第１号.

②同上. ②

同上. ③

④鲁迅：《准风月谈二丑艺术》

⑤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⑥鲁迅：《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

⑦施建伟：《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４页.

⑧万平近：《林语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３页.

⑨殷仪：《幽默文学面面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７页.

⑩张华主编,蒙万夫、鲁歌副主编：《中国现代杂文》,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５１页.

*11　万平近：《林语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３８页.

*12　贾植芳主编,曾华鹏、范伯群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７４页.

*13支克坚：《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论》,兰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４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