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到“中华文化”

就在网上热炒《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一书有着近60年历史时,其主要审订者董金裕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了这一说法.“我在1988年开始编写这门课程（课程名原为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教材,此前的版本并非由我编写,因为是为同一课程编写所以同名.你们所说的近60年历史,是从最早版本开始计算的时间.”

1954年前后,最早版本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早期书名）问世,根据董金裕所述,由于目前已经找不到这一版本的教材,主审订者是何人也无从考察.根据资料,最早版本的教材,只按原著篇章次序,选录《论语》、《孟子》的白文,没有注释.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这本教材才正式进入课堂.

其后,课程教材先后经历了李曰刚编译版本以及陈立夫、林品石编译版本.与早期版本相比,这两个版本虽然加上了注释或白话翻译,但由于篇章框架设计缺陷,令学生难以接受.陈立夫版本自1983年推出,更是反对声不断,才有了改编的下文.

统编教科书时代的终结

1988年,时任“国立编译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编辑小组召集人的董金裕开始接手改编教材,编写新版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董金裕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任政大名誉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专研理学及儒学.这一次的编写,用董金裕的话,最大的突破在于“不以《四书》原篇章次序段的框架,而是将所选录的《四书》重要篇章依内容分类排列.”这个改变,主要从高中生的理解、学习能力出发,以论语部分为例,分为《论孔子之为人》、《论学》、《论仁》、《论孝道》、《论道德修养》、《论士》、《论君子》等共12单元.这样的分类,令学生能够集中了解某一种传统思想,免去教师自行归纳的麻烦.

董金裕告诉记者,自己在编写教材前,与“国中”、高中老师经常接触讨论,最后才决定选择这个方式来编,而此前的版本都是按照《论语》、《孟子》的篇章次序来编写.“春秋战国时代编写的书,没有类别的概念.而现在给学生类别的概念,会比较好理解.”

1988年董金裕编写教材时,台湾的教科书编写方式还属于统编,多由“国立编译馆”编纂发行.1994年,台大教授黄武雄发起“教改”大游行,有近15000人参与,统编教科书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99年,台湾持续近半世纪的统编教科书时代终结,民间编写教材被开放,各校也可自行决定采用何种版本的教科书,而台湾的教育部门负责颁订教材标准,这就是所谓的“一纲多本”—这也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及地区普遍采用的方式.

尽管出版政策改变,但由于董金裕1988年版的教材极受欢迎,所以各个出版社几乎都是按照董版的方式来编写,架构一直沿用至今.康熹提供给时代周报记者的一组数据或可说明情况：目前台湾的高中一个年级大概有12万名学生,使用该课程的学生有8万-9万,而董金裕版的教材一年的发行量约在6万本.

不管教材编写方式怎么变,至2006年前的几十年间,该课程都属于“必修”,附属于台湾的国文科课程标准之下,每周授课一小时.课程持续高中三学年六学期,故教材总共有六册.

去“中国化”下的《论孟选读》

2006年则出现重大的改变.在“去中国化”的政治动机下,《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课程作为台湾中等教育中传统文化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强制改革.不单该门课程从国文科独立出来,由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这一沿用几十年的课程名字,亦被改为《论孟选读》.《论孟选读》课程纲要规定,“各校可依实际教学需设计成一期二学分或一学年四学分之课程,每周授课二节”,也即是说,课程的授课时数被减少,教材也由六册变为一册或两册.

不过,根据台湾“教育部”2011年的调查,开设选修课《论孟选读》课程的学校,高达百分之七十几.“正因如此,我们后来才有信心将这门课程恢复为必修.到2012年,马英九政府又将其改为‘必选’课程.”董金裕解释道,“之所以没有改为必修,是因为原先必修的课时数已经被其他科目占据,只能作为选修课,但强制规定‘必须选修’.”与此同时,台湾社会上仍有“去中国化”呼声,故教材中的“中国”两字被改为“中华”.由此,《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变成了《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不过,将课程强制规定为“必选”的做法在当时也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这是政治手段,其实不合乎程序.即使我们赞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的教学,也不赞成这种政治手段.”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阎鸿中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