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文化变译

摘 要：变译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新术语,而事实上,变译行为至古恒有.本文例举分析了林译小说中的文化变译现象,以期验证变译存在的合理性.

关 键 词 ：变译 文化 林纾翻译 读者需求

一、 引言

“变译”是翻译理论中一个与“全译”相对应的全新术语,黄忠廉对其定义为：“译者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特定读者群的特殊需求所采用的增、减、改、编、述、缩、并、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这一新术语的提出猛烈地冲击了千百年来以“信达雅”“忠实通顺”为标准的中国译坛,学者争论不休,不同之声不绝于耳.事实上,变译的使用并非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文体任何读者群,定义中的两“特定”一“特殊”已清晰的体现了其“局限性”.众所周知,翻译以语言为直接对象,但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故看似仅为语言转换的翻译活动也实为文化交流.而因地域、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等种种原因,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试图一字不漏、忠实对等地“全译”原作内容,尤其是一些带有明显文化差异的部分来顺利实现翻译目的并不是总能奏效,而在中外译介史采用变译针对特定条件下的特定读者群的特殊需求来实现翻译目的的大家也并不在少数,我国晚清译家林纾则可推为典范之一.

二、 林纾的文化变译

林译本中的变译处处可见,而“增、减、改”这三种翻译手段的使用尤其明显.

1. 增译.解释当时读者一无所知的外国生活习俗,宗教传统以达到降低陌生感,《黑奴吁天录》一书中,林纾对蜜月的增译处理即为经典一例.原书中作者这样写到“the married couple were enjoying their honeymoon”, 林纾翻译为“彼夫妻在蜜月期间,两情忻合无间”,考虑到当时读者对西方婚俗的一无所知,林纾不仅是将“honeymoon”译为“蜜月”的第一人,并且还在后增译一解释：“蜜月者,西人娶妇时,即：挟其妇游历,经月而归.”事实上,为照顾读者对西方文化、宗教的无知,增译在该译本处处可见.在处理“lord bless you”此句时, 林纾不仅将其译为“天主保佑主母”,为减轻读者对西方宗教的陌生感,在后增译一解说“此西人自明心迹之辞.”

2. 减译.减译在林译本里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根据后人对《黑奴吁天录》的研究,林纾将书中大概以下方面有关宗教的内容加以删除：⑴书中人物不同的道德情操或宗教观点；⑵原著多章节开头所用的《圣经》引文或宗教诗歌；⑶有关人物坚守宗教信仰及从中获取或施以他人精神慰藉力量等描写.对于这样的处理方式林纾在其译本例言中有着如下解释：“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去其原文稍繁琐者.”而在其《块肉余生述》的译本中,对小说中表现的教堂、礼拜之类的内容的删除达到54.39%.而据后人统计,林纾对原著中涉及宗教,道德等内容的改译程度分别高达91.23%,81.63%,这也直接导致其译文字数仅30余万,而张谷若先生的译文字数却为80余万.

除删减无法理解的宗教信仰等内容,林纾也因保守敏感的中国文化,在其译本中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准则.《迦茵小传》原文本中男女之间正常的身体接触,如握手、拉手都被毫不留情地删除或改译,更不提恋人之间情到深处难自控的大胆流露.在其第十四章有处亨利迦茵私定终生的描述,亨利对迦茵深情的告白做出了大胆直白的反应,“他看到了她的眼泪,他的心就融化了,因为,她的泪水比她所有的话还要打动他. ‘我的爱人!’他喃喃地喊道,把她拉进怀里.”林纾对此就直接进行了删除.

3.改译.中国文化深受儒家道德的熏陶,推崇以“忠”“孝”治天下,清代更甚.因此,为照顾当时读者的道德需求,林纾不仅对译文内容大大夸张加强忠孝,甚至把与忠孝毫无关系的一些书名硬生生地改译,较为众所周知的如以下几部：Montezuma’s Daughter被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 The Martyred Fool为《双孝子血酬恩记》, Le gentilhomme Pauvre为《孝友镜》, Niy-three为《孝女耐儿传》.从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译名我们不难看到林纾的翻译被有意识地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道德色彩,将世人简单的手足之情、父慈子爱升华到“忠”“孝”的高度,从而使得晚清读者在外来作品中体验到熟悉的情感模式,真切地满足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要求,从而使得自己的作品在阅读的最初阶段就有可能抓住读者们的目光,为近一步的阅读打下良好的基础.

审美标准也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受迥异的文化渊源及生活环境所影响.“金发碧眼”、“丰满高挑”是西方人眼中的,但对于千百年来钟情于“肤如凝脂”、“轻盈柔弱”的晚清读者而言是无法认同的,因此,在晚清诸多西方小说译本里我们不难找到“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笑处辄动微涡”、“轻盈动人”的西方形象,而林译本也将一句简简单单的“She turned, and a bright ile lighted up her fine eyes”译为“回眸一盼,瓠犀粲然”.当然,差异更大的要算是东西方文化中所认定的女人美德了.晚清读者所认同的“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形象与西方人所推崇的“意志坚定”、“聪慧机智”、“处事果断”的女性品质简直就是大相径庭了.对于顺利实现翻译目的,林纾通过改译毫不迟疑地站在了晚清读者的一方.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原作者刻画了一位位虔诚、贞洁、完美的女性形象,而在林译本里我们看到的却是温婉顺淑的大家闺秀.如下例：

“Mrs Shellby was a woman of high class both intel－

lectually and morally. To that natural magnanimity and generosity of mind which one often marks 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women of Kenucky, she added high moral and religious sensibility and principle, carried out with great energy and ability into practial result.”(Stowe, 1981,p.11)

“爱密柳者,贵家女也,识力高旷,心术惠懿,坎脱沟之第一闺秀也.恒人仁爱,特托空言,而爱密柳之为人,实于行为中推见其仁爱”（林纾,1981,p.7）

而在《大卫科波菲尔传》一书中,原作者意图表现的要求男女平等、彼此尊重的西方妻子在林译本里化身为遵循夫纲的中国小媳妇.

“Mr Micawber delivered an eulogium on Mrs Micaw－ber’s character and said she had ever been his guide, philosopher and friend, and that he would remend me, when I came to a marraying time of life, to marry such another woman, if such another woman could be found.”（Dickens,1950,p.541）

“密考泊遂历称其妻嘉言懿行,为世贤女,能相夫教子,共处患难,且谓余曰：“汝论娶者,所娶亦当如吾妻,惟不审闺秀中更有贤类吾妻否?”(林纾,1981,p.375）

三、 林纾变译成功之由来

毫无疑问,林纾以上的文化变译必定削弱了原作的艺术魅力,然其译文深受当时晚清读者喜爱却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有学者无奈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审美悖论：林纾翻译的错讹之处恰恰是其获得成功的地方.其实,如果我们从变译两“特定”一“特殊”的角度去解读林纾的翻译,其成功就显得是水到渠成.

首先,林纾的翻译活动发生在外侮频生,有识之士尝试从西方文化需求富国强民之道的晚清末年.在这样的特定时期,文人翻译西方小说强调的是其“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政治功利性,而绝非传递文学艺术；其次,因长期深受闭关锁国之苦,当时的读者群对他国民族、风俗、生活习惯及宗教仪式是一无所知.对于他们的情况,王宏志也总结了两大特征：一是经过长时期的封闭,绝大部分读者包括译者对西方的认识是有限的,往往无法理解交代译出语和译入语在文化上的鸿沟；二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得中国读者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与西方文化所表现的天壤之别,在接受上读者对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可能产生一种抗拒.这正如蒋林研究所言：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物质文化即坚船利炮是基本认同,但对西方的制度精神文化仍是不屑一顾的.因此,当面对列强无坚不摧的长短炮,国人们虽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政治科学上的不足,也无法轻易从千百年来对中国文学的自我优越感中清醒过来,“西人所强在格致.政事,文学则不行”,就到过欧美的开明人士也道：“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因此,当读者的阅读需求是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角度读探索富国强民之道,那些饱含外域文化特色、或许能真正体现西方文学艺术价值的内容也就无可奈何的为照顾读者需求而变得面目全非.在面临这样的特定条件、特定读者及其特殊需求,林纾采用“增、减、改”的变译手段虽无可避免地损害了原文内容的丰富及情节的曲折复杂,甚至有的情节因此还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但却也造就了“小说一出版,不胫走万本”的盛况,使得自己特定的翻译目的最终得以实现.

四、结语

从林译本的文化变译我们可以看到：变译并非是对原作的任意胡来,它只是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的特殊翻译活动.翻译终究是有着特定目的的行为,而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如果翻译要求需要译者考虑译文读者的可接受性,译者就不得不调整规范,甚至采用变译来适应译文文化的标准和规范,林纾即是.因此,当我们来衡量一种行为是否得当,可以尝试综合考虑影响这一行为的多种因素,以期对此作出较为全面科学的评价.

[注：本文为重庆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动社会语言学中语言的社会变体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k2008-71.]

[6]蒋 林、梁启超：《“豪杰译”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7]刘洪涛、刘 倩：《论林纾小说〈迦茵小传〉中的创造性叛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3．

[8]林 纾、魏易译：《黑奴吁天录》,商务印书馆,

1981.

[9]童 真：《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 ― 以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三个中译本为例》,《湘潭大学学报》,2008.3.

[10]姚艳波：《从“读者期待视野”角度解读林纾〈黑奴吁天录〉的翻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8.

范 荣、涂 青：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