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述

内容提要文化是政治与经济的产物,抗战文化即是抗日战争时代的产物.抗战文化在抗日救亡运动前期中心――上海得到实现、发展,并迅速走向繁荣、高涨,并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先后形成了以“孤岛”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抗战文化,出现了以重庆为代表的国统区抗战文化中心和以延安为代表的边区抗战文化中心,构成了抗战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 键 词抗战文化发展抗争民族救亡

作者朱敏彦,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教授.（上海：２０００６０）

文化是政治与经济的产物,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抗战文化即是抗日战争时代的产物,它给予伟大影响与作用于抗日战争.正如所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１］抗战文化在抗日救亡运动前期中心――上海得到实现、发展,并迅速走向繁荣、高涨.上海沦陷后,一方面,以“孤岛”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抗战文化在进行着艰难抗争,乃至上海全面沦陷后,仍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下顽强苦斗；另一方面,随着抗战文化的西迁,出现了以重庆为代表的国统区抗战文化中心和以延安为代表的边区抗战文化中心,抗战文化在曲折中繁荣和发展,形成了抗战文化发展的新格局.

一、抗战文化在抗日救亡运动前期中心――上海得到实现、发展,并迅速走向繁荣、高涨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在阶级矛盾为主向以民族矛盾为主的国内社会矛盾转换中,决定了文化的双重性和过渡性的特征,即左翼文化与抗战文化的交替和转换.

３０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化界,左翼文化代表着进步倾向的主潮.以１９３０年３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为标志,一批左翼文化团体推动着中国革命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支左翼文化新军积极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展现了革命文化工作者队伍的雄厚实力.他们纷纷创办刊物,开辟和占领舆论阵地,扩大革命影响,使白色恐怖下充满阴森的中国文坛,呈现出盎然生机.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抗战.上海各界人士倾其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也都纷纷声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第一次抗日救亡.革命文化工作者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各类报纸和文学刊物立刻转向刊登反对侵略、主张抗日的小说、诗歌、剧本；许多学校、团体抓紧排练演出,宣传抗日救亡,抗战文化气氛浓郁一时.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领域,先后涌现了“救亡文学”、“救亡戏剧”、“救亡电影”、“救亡歌曲”等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化热潮.如《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等作品；《桃李劫》、《风云儿女》等救亡故事片；《义勇军进行曲》、《黄河之恋》、《热血》、《青年进行曲》等救亡歌曲.

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以后,尤其是一二九运动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２日,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等２８３位文化名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１２月２７日,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随后上海各行各业各界也纷纷成立救国会.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８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上海的救国运动迅速推动了第二次抗日救亡.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左翼文化团体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于１９３５年底到１９３６年这段时期自动解散,走上了新的战场.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抗战的旗帜下,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各界救亡运动一下子达到沸点.据《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上旬的统计,卢沟桥事变以来上海各界先后成立的救亡团体达１４０多个.上海成为第三次抗日救亡的中心.在抗日救亡热潮中,广大文化工作者一致表示：要下定决心,“上文化战线,唤醒同胞,组织同胞,共同为抗敌救国而奋斗”［２］.文化界人士把文化与抗战紧密相联,并积极主动地用文化的表现形式为抗战怎么写作.

文学领域的表现最为突出.如郑振铎的《战号》、王统照的《上海之歌》、郭沫若的《战声集》等诗集,茅盾的《炮火的洗礼》、巴金的《控诉集》等散文、报告文学集,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华北的烽火》、《给予者》等.这些作品揭露日军暴行,歌颂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传播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宣传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战胜利的道理,对鼓动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和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起了重大的作用.

其他如戏剧、报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保卫卢沟桥》剧本汇集了话剧界和电影界近百名主要演员排练了１０天,８月７日正式公演,轰动全上海；又如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等,这些戏剧报刊成为上海抗战文化实现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外,上海的艺术家们以歌咏、漫画、朗诵等最活跃的艺术形式,广泛传播抗日救亡思想,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艺术的感染中高扬起抗日救亡的爱国意识,极大地发挥了社会教育和鼓动的功能.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向文化界发出了紧急动员令.所有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坚持抗战高于一切的原则,自觉地将自己的所有文化活动纳入为抗战怎么写作的轨道,从而使自３０年代初就萌发的抗战文化,终于在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的上海,很快得到实现、发展,并迅速走向繁荣、高涨.

二、抗战文化在以“孤岛”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的艰难抗争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上海沦陷,成为一座“孤岛”.上海大量文化机构团体和大批文化名人纷纷西迁.轰轰烈烈的文化救亡运动突然沉寂下来.然而,租界的相对“独立”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日军侵占上海的战争火焰.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使“孤岛”文化出现了奇特的繁荣.

战斗在“孤岛”的爱国报人,首先冲破重重障碍,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借外商的名义,在租界办起了一批抗日进步报刊.如中国领导下的爱国报人创办的《每日译报》等.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５日创办的《文汇报》,由英国人克明担任发行人.《申报》也于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１０日重新迁回上海,挂起美商招牌复刊；《新闻报》也挂起美商招牌,得以免受日军的检查.一段时期“孤岛”上海出现了抗日进步报刊林立的状况,抗日宣传阵地日益扩大.

“孤岛”时期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孤岛”时期,上海先后出版的各种文艺刊物有１５０多种,其中文艺期刊９０余种,文艺丛刊近２０种,文艺副刊４０余种,陆续印行出版的各种文学作品集、单行本达１５０余种［３］.

除了文学创作的复苏外,出版界的成绩也十分突出,除了许多文学类著作问世外,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鲁迅全集》、有关抗战的著作和外国进步新闻记者访问延安的著作也相继出版,表现出“孤岛”出版界的活力.

然而,随着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上海全面沦陷,上海步入了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岁月.日军对文化界的法西斯主义统治,造成了沦陷时期上海文化的萧条.“孤岛”时期文化领域出现的繁荣很快就消失了,伴随而来的是以《古今》为代表的汉奸文化的大肆泛滥.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周作人、梁鸿志等汪伪政府要人纷纷在《古今》上摇唇鼓舌,大放厥词.最先与汉奸文学抗争的是一些上海通俗文学作家.他们利用通俗文学表面上较为“温和”的形象和一贯注重娱乐性、消遣性的表象,用一些健康的作品去影响社会、影响市民,宣传爱国的思想,暴露汉奸的卖国嘴脸.

上海沦陷时期,表现爱国进步文化人努力冲破黑暗的是一批地下抗日工作者打入日伪机构,创办刊物,刊登一些反映现实的健康作品.１９４２年８月,综合性月刊《杂志》复刊.复刊后的《杂志》隶属于《新中国报》系统,表面上该报以日本领事馆为背景,实际上该报主要领导如社长袁殊、经理翁永清、主要撰稿人鲁风、恽逸群、吴诚之等人,均为地下党员,其作者也以上海爱国作家和地下抗日工作者为主.１９４３年６月,柯灵出任《万象》杂志主编,使上海爱国作者有了发表作品的基本园地.《万象》不但刊发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成为上海沦陷时期始终保持政治清白的爱国进步刊物的杰出代表.《万象》和《古今》是上海沦陷时期爱国文化和汉奸文化两大营垒的象征.因此,尽管在上海沦陷时期,爱国进步文化虽然没有最后繁荣起来,但在与汉奸文化的对垒中,仍然卓有成效.

三、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抗战文化在曲折中发展和繁荣

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批的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纷纷西迁,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抗战文化中心.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策重心也由对外转为对内.原来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开始被严密防范、控制和限制的文化政策所代替.中国领导的抗战文化大军在继续宣传抗战的同时,还要同国民党进行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从而在艰难的环境下将抗战文化继续推向前进,推动着重庆抗战文化运动在曲折中发展.

戏剧是最具感染力的宣传武器.１９３８年６月４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成立,实现了重庆戏剧界的大团结,推动了重庆抗战戏剧运动的大发展.据统计,从抗战开始至１９４１年７月,在重庆公演的剧目达９９个,先后在重庆演出过的剧社、剧团和演剧队有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等近３０个.［４］同时,在南方局领导下,广大戏剧工作者同国民党作坚决斗争,创造了“雾季公演”这一盛事.据统计,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重庆“雾季公演”剧目达１０６个.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屈原》、《棠棣之花》等,参加演出的剧团有２０多个.［５］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仅广大剧作家在重庆创作的话剧就达２００多种.

抗战期间,重庆的抗战文学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尤其是小说创作,发表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强的上乘之作.如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抗战三部曲《火》的第二部,老舍的《四世同堂》的前二部《惶惑》、《偷生》,沙汀的长篇小说《淘金记》等.其他中、短篇小说有巴金的《憩园》、《第四病室》,姚雪垠的《牛全德和红萝卜》,等等.此外,诗歌、杂文、报告文学等的创作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

抗战初期,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中国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在国统区创办了一大批抗日报刊,向国统区的人民宣传了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主张,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主张,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先后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和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在武汉公开出版了机关报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在武汉失守的当天,《新华日报》就在重庆继续出版.不久,《群众》也在重庆恢复出版.《新华日报》在重庆的８年多时间里,担负着在国统区宣传抗击日本侵略,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传播中国的抗日主张等任务.它是中国在国统区的鲜明旗帜、战斗号角和舆论喉舌.称它是中国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又一个方面军,即“新华军”.《群众》周刊作为中国主办的理论刊物,在重庆的７年多时间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国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分析和研究抗战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提高的干部、进步的理论工作者和文化人的理论水平,推动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广大文化工作者通过创办文化刊物,创作文艺作品,在音乐、美术、电影、出版等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现了重庆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四、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抗战文化的蓬勃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络绎不绝地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了以延安及其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战文化中心.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战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延安的抗战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延安时间不长,对根据地新的生活还不熟悉,有些人对文艺大众化还不太感兴趣,不愿深入生活、不愿深入寻常百姓家,从而使文艺为抗战怎么写作的方向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对此,１９４２年５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着重论述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怎么写作,首先是为工农兵怎么写作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从而开创了延安抗战文化运动的新阶段,出现了文艺为工农兵创作的可喜局面.

戏剧活动在延安成就十分突出,尤以秧歌剧和平剧为最.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新的秧歌剧,组织了许多秧歌队下乡表演,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秧歌热,并为当地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１９４３年２月,由鲁艺集体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首演成功,此后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秧歌运动.在新秧歌剧的基础上,文艺工作者又进一步创作了大型歌剧,有代表性的是《白毛女》、《周子山》、《血泪仇》等.其中《白毛女》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取得了很高成就,成为当时各根据地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节目.“很多农民说,这个戏为我们说出了穷人的心里话!”［６］平剧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功.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延安平剧院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祝贺,并提出了对戏曲艺术“推陈出新”的改革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平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史可法》、《上天堂》、《难民曲》等都获得成功.

延安的木刻艺术在美术领域的成就最为突出,形成了一个以鲁艺为中心、以古元为代表、在艺术上富有民族风格、在内容上以歌颂为主的新学派――“延安学派”.代表性的作品有古元、彦涵、罗工柳、夏风的《减租会》、《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学文化》、《从敌人运来的战利品》等.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和１９４３年１０月,这些作品还参加了在重庆举行的全国木刻画展览,颇为引人注目.延安的音乐创作也成绩斐然.仅１９３９年一年,鲁艺就创作了１００多首抗战歌曲.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又创作了一大批音乐作品.冼星海、郑律成、贺绿汀的成就最为突出.如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被周恩来称为：“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７］郑律成的《延安颂》、贺绿汀的《游击队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延安的文学创作成就也是十分显著的.如艾青的长诗《雪里钻》、《人民狂欢节》,何其芳的诗集《夜歌》等；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报告文学和通讯集有刘白羽的《延安生活》,丁玲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陕北风光》,吴伯萧的《南泥湾》等.尤其是赵树理的长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被誉为解放区新文艺的代表作,赵树理是“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８］.

延安时期的新闻出版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仅陕甘宁边区一级的报刊就有《解放》周刊、《人》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等２０余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６日创办的《解放日报》,这是机关报.题写了报名,并撰写了发刊词,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９］随着报刊事业的发展,延安的出版工作也取得很大的进展.１９３８年创办的延安解放出版社,是在抗日根据地设立的第一个大型出版机构,以大量编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的政策文件而著称.成立之初,就印行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和等中国领导人的著作.

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文化作为反侵略斗争的锐利武器,配合抗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动员民众,推动文化工作者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宣传的全面抗战路线,揭露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主张,为抗战怎么写作,为人民大众怎么写作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战斗作用.抗战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