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两种品格

点赞:22370 浏览:10434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周立波是当代湖南文学最重要的作家,沈从文是现代湖南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均为文学湘军赢得了巨大声誉,都是“湖南文学界开宗立派的人物”(1).湖湘文化造就了周立波、沈从文不朽的文学成就,也生成了他们的创作风格.在著名“乡土作家”的共同头衔之下,亲近乡邻,不忘故里,广泛运用湖湘土语方言,多维审察现当代湖南的发展变化,成为他们文学创作共同的关注点、着力点.然而,基于独特的个性禀赋、生活经验、价值追求,加上湖南地域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特征,周立波、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又各具特色,这既反映了湖湘文化的丰富性、包容性,亦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才情、识力.

一、

宋代以降,特别是近代以来,湖南地域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讲经世致用”、“重知行合一”、“尚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湖湘文化.受此种文化精神的强力推动,“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慷慨情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中兴将相,十九湖湘”的历史事实,“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文化环境,湖湘志士喊出了自己的口号,迎应了时代的挑战,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与进程,亦“对湖南作家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以强韧的规范”(2),奠定了现当代湖南文学“倡导经世致用”、“重视政治使命”、“标举时代精神”的整体基调.周立波的文学创作直接反映了这种文化精神的熏染.

第一,在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激励下,通过吸取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营养、借鉴外国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资源,周立波创作了一大批描绘时代生活、反映社会变革的文学作品,发挥了历史“镜子”、时代“号角”式的强大功能:《暴风骤雨》讴歌土地革命,《铁水奔流》描绘工业建设,《山乡巨变》拥护农村合作化,《战地日记》鼓舞战斗,俯拾即是.第二,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引下,周立波塑造了一大群深具湖湘特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形成了联系湘中、湘北地域文化的“清新秀丽”风格.卜春秀的极富主见、敢爱敢恨,对应湖南人的“刚劲强悍”,“亭面糊”、王菊生、盖满爹等农民形象,邓秀梅、刘雨生等干部形象,盛淑君、盛佳秀等妇女形象,生动惟肖而富有内涵,体现了湖湘地域独特的乡土气质,或者反映了湖湘文化熏染的性格旨趣.(3)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生动描绘了社会环境、时代主潮,准确摹写了大量人物的心理世界、思想脉动,“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画面之中”(4),勾勒了一幅乡村生活的全景图画,开启了“茶子花”派的创作先河.第三,在文艺“工农兵”发展方向的规范下,周立波深入群众,坚持大众本位,落实与强化了文艺的现实功用.一方面,周立波的“大众本位”文艺观,紧密关联他的家庭背景、政治身份、文学观念等因素.周立波出身贫寒,对大众的苦难理解颇深;曾经参加左联,投身普罗革命文艺运动,是党员,以实际行动为大众谋福祉;认真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创作,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多次亲赴前线,强调“深入群众,是作家们的第一位的工作”(5),参加土地改革,举家落户老家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强调“心是需要用心换的”,“观察广”、“挖掘深”、“体味细”,注重“用庄稼人的话,说庄稼人的事”,以此进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周立波的“大众本位”文艺观,回应了文艺“工农兵”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巨大.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路径选择中,区别于崇“洋”、尚“古”,周立波的朝“下”负荷着政治革命、社会进步、文化启蒙等多重意蕴,它积极迎应了文艺“工农兵”方向这一时代“共名”,文化激进主义的色彩明显.其“大众”人物往往是革命战士、阶级群众的标签词,“类”的色彩明显,他们的性格要素可通约为革命性、阶级性、人民性等,带有简单化、绝对化等时代局限.然而,在《山乡巨变》、《暴风骤雨》、《山那面人家》、《扫盲志异》等大量作品中,缘于对文艺大众本位的坚持,周立波生动描绘了湖湘乡土世界,其浓郁的乡土色彩、一定的民间立场“构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一定的冲淡和消解”,“对时代政治的囿限有所突破”(6),亦有正面影响.

紧跟社会主潮,把握时代脉搏,以大众为本位,“铁窗、烽火、风云突变和戎马倥偬、铁水、犁头、机器轰鸣与稻浪起伏,铸就了周立波一代人民作家的典型代表”(7),湖湘文化精神强化、聚焦了周立波文学作品的现实功用,彰显了文学参与社会变革的直接作用.正基于此,高度评价周立波的创作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样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它在促进革命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这是沈从文难以比拟的.

二、

同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湖湘之子,沈从文亦割断不了湖湘文化对他的直接影响.通过文学创作,沈从调“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8),批判了城市人的“阉寺性”旨在唤醒汉民族的“雄起”,均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然而,与周立波不同,沈从文这位“中国的大仲马”,重点继承的更是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湘楚文化精神,更多一些原始气息、幻想色彩、神秘格调.他的作品笼罩着浓厚的神秘氛围,自然人性、原始生命力被格外尊重,彰显了屈原开创的“楚骚”传统,巫鬼文化的影响明显,感伤而浪漫的风格突出,用以反映“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9).正基于此,著名学者丁帆认为,沈从文既非写实、也非浪漫作家,他融合了“再现”与“表现”这两种成分.事实上,在《阿黑小史》、《边城》、《三三》、《萧萧》、《长河》、《神巫之爱》、《雪晴》、《月下小景》、《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等大量作品中,沈从文建构了一个神秘的湘西世界,这是一个充盈欢悦、闪烁“神性”光辉的地方.以湘西情歌、龙舟竞渡、婚丧嫁娶、木傀儡戏等丰富民俗作伴,在沈从文的小说中,神话式的互渗思维随处可见,原始韵味明显,神秘征兆繁多,悬念层出不穷,巧妙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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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笔下的神秘,是一种以“生命神性”为基础的神秘,旨在弥合生命与生活、人性与神性之间的裂痕,大有深意.一方面,它直接关联沈从文“楚人后裔”的文化身份,渊远流长.作为沈从文故乡的湘西凤凰,地属辰沅一带,而“辰沅水系城乡文化,主要是楚文化;而辰沅山系村寨文化则大都属‘诸蛮’文化”(10),以“神秘”为关 键 词 的巫鬼文化影响很深,“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沈从文深刻体认到了这种文化身份,他说,“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12),这是湘西最值得珍藏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它深刻关联沈从文“重构湘西精神”的文学理想,意义重大.在沈从文的小说世界中,神秘与生命、自然、审美并置,这是湘西最需要开掘的文化资源.以审美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癫子”的境遇描绘,批判了视自然人性为“癫狂”的功利文化;湘西男性的勇猛豪强、刚正尚武,“反讽”了都市男性的虚伪懦弱、市侩无能,直接指向阴鄙性、阉寺性、庸常性等阴性人格;高扬以合乎人性为内核的神性,“谴责”了现代工具理性带来的社会异化等它们“寄托着沈从文试图用湘西原始魂魄重塑民族品德,用湘西生命形式强化民族生命活力的良苦用心”(13),思虑深远.“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14),强调“信仰”对“兴趣”的超越,神秘性几乎被沈从文界定为文学的基本属性.

海外研究沈从文的著名学者金介甫,曾把地方作家分为两类,一类“超然”于政治、思想和纲领之外,另一类是卷入社会潮流的区域性“民族主义”作家,他认为沈从文兼而有之.笔者深以为然.一方面,沈从文坚持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强调文学的自足性、独立性,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商业化倾向,坚持“一个人写作的动力,应当自内而发”(15),其建构的湘西“乡下人”世界,山青水秀,“两山不高而翠色迎人”(16),“沿河两岸连山皆深碧一色,山头常戴了点白雪,河水则清明如玉”(17),民风纯朴,与世无争,“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现,即人与自然契合,彼此不分的表现,在这里可以和感官接触”(18),怡然自乐,“超然”性明显.另一方面,血管中流淌四分之一苗族血脉的沈从文,借助“反现代”的艺术形式,以湘西世界为核心,勾勒了他理想中的民族/人性主体,建构了他希冀的社会生活图景,“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不失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生成方案.这些主张负荷着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他“乡下人”自称中的“乡下”,多指苗乡、苗乡风俗影响之地,他希望“在历史上能负一点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他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19),“重建诗性主体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艰难路途”(20),这位宣称“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难以真正“超然”.这是沈从文的矛盾所在,更是他作品的魅力之源.


三、

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周立波走的是“尚动”、“向前”的路子,主张紧跟时代主潮,重视发挥文学的现实功用,他的风格表现为清丽现实,其基调有如汹涌浪涛,滚滚前行,“敏于反映时代转折的剧变”.沈从文的创作相对“主静”、“溯往”,生成了湘西的神秘氛围,用以强调楚人的文化基因,以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1),纯美浪漫是他的总体风格,其基调好比平静缓流,徐徐走来,“描写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对人们生活影响极小的常态”.前者搏击“时代生活的激流”,后者“撷取生活的细碎浪花与微澜”,共同“反映了湖湘社会生活的主流与边缘、激变与常态的状貌”,表现了社会历史“动态与静态发展的不平衡性,主流与边缘的较大差异性”.(22)

在文学的发展方向上,周立波、沈从文均描绘了大量底层劳动者,强调其正面价值,重点开掘了湖湘民间文化资源,反映了潜在的湖湘文化、语言习得对他们的共同影响,但其所蕴实质却大不相同.周立波以大众为本位,落实了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文艺“工农兵”方向,享有“革命作家”的光环,体现了文化激进主义的主张,其创作发挥了革命时代“战歌”的作用,它以一种比较舒缓、自然过渡的方式,完成了知识分子由“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改造,在他身上,城市文化圈与农村文化圈的冲突并不明显.沈从文笔下的大众形象,如桔农、行脚人、小店老板娘、吊脚楼里的、流浪士兵等,这些湘西世界中自在自为、淳朴率性、生命力旺盛的下层民众,他们无关于革命、阶级、集体、战争等宏大话语、知识谱系.沈从文的“乡下人”情结意蕴丰富,它重点批判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虚伪、庸俗、懦弱、势利等,体现了“对古朴拙讷的苗族文化的认同和皈依”(23),鞭笞了现代都市文明的负面因素,这种“他者”视野体现了沈从文潜意识的创作“自卑”心理,是“缺失性体验”、“补偿性需要”的统一体,在他身上,城市文化圈与农村文化圈的冲突非常明显.沈从文继承与发展了“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观,文化守成主义的色彩明显,具有乡土文明“挽歌”的功能,比较适合冠以“进步作家”称谓.(24)同为湖湘之子,因影响资源、主体心性、文学旨趣的不同,周立波与沈从文的创作具有很大差异.

注释:

(1)(4)(22)王竹良:《论当代湖南文学的两大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

(2)李阳春:《湘楚文化与当代湖南文学的叙事立场》,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5期.

(3)(6)贺仲明:《文学本土化的深层探索者论周立波的文学成就及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5)《周立波选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王竹良:《周立波小说与湖湘文化》,《船山学刊》2007年第3期.

(8)沈从文:《长河流不尽》,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

(9)《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10)刘一友:《沈从文与楚文化》,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0页.

(11)《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12)(16)(17)(18)《沈从文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6、82、180、294页.

(13)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

(14)(15)《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333页.

(19)《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20)仇敏:《论诗性主体及其当代性意义》,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5期.

(21)《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3)费虹:《论沈从文的苗族文化心理》,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6期.

(24)刘忠:《大众化、民族化语境下的人性写作沈从文与他的小说世界》,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09B1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