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与中国文化之价值取向探究

点赞:23740 浏览:107158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层面上看,文化转型特指人类由低一级文明形态向高一级文明形态的跃进,如西方发达国家经由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的努力,已率先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这次转型的过程通常被表述为现代化.现代化对西方而言是一个历时态的发展进程,但在共时态上也是发达国家凭借工业文明积蓄的力量和在科技发展上领先的优势,把不同国家、地区都卷入现代化浪潮的过程.相应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农业社会的封闭体系在西方列强掀起的全球现代化浪潮中被打破了.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华民族将对话交流而不是闭关自守作为奉行的准则:一方面,力主文化的多元化,努力捍卫文化主权,以文化本土化应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抗争之后,已将现代化发展道路作为自己积极、主动的选择,与此相应,中华民族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建构自己未来的文化,已成为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课题.文化分化是与文化转型对应的概念,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分化、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都纠结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因此,厘清文化分化的趋向,剖析存在的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点.

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分化表现为上层贵族的雅文化与民间俗文化的逐渐分离,而进入现代社会,文化的分化明显加剧,广义的文化分化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部类,其中精神文化不仅进一步区分为科学、审美、法律、道德、哲学等不同的领域,某一领域内部又演变出不同的形态,表现在审美领域,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化和对立:①西方自19世纪中叶以来,大众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下形成,大众文化成为一道绚丽的文化景观,而面对都市大众感性的沉沦,面对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压制,现代文化精英力图在宗教衰微之后,将艺术推举到现代信仰的高度,对现代人实施审美“救赎”(韦伯). 与此相应,学界通常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区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化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整浑不分的总体性或中心化社会,②特别在建国后的一个阶段,由于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各种资源高度垄断,使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社会尚处于低分化状态.③ 改革开放后,外来异质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介入和渗透,政治中心化的体制逐渐削弱,借助日渐开放的市场和大众传媒的作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众文化产品甚至日韩的大众文化产品潮水般涌入中国,与本土的大众文化产品合流,甚至已侵袭到中国最边远的民族山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面对这样的境况,中国现代的文化精英深感忧虑,无论在理论研讨上还是文艺创作实践上都体现出文化批判的精神.具体看,与西方发达国家历时态的演进不尽相同,中国现代文化的分化有自己的特点: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是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叠压及其自身文化转型的产物,文化是政治意识形态长期渗透的结果,民间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亦努力维系自己的生存空间,它们多元发展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基本格局.

总的看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必须直面文化转型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危机.在西方有关现代性病症的疗救方案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韦伯的“审美救赎”方案,韦伯认为理性在引导社会脱离传统束缚的过程中,科技、市场、法律、政治体制等貌似合理实为功利的理性行为转而又对价值理性造成新的束缚,面对这些工具理性的“铁笼”,审美特别是艺术在宗教衰微之后能为现代人提供世俗的“救赎”,它可以把主体引入超功利的充满情感和想象的空间,从而消除工具理性的压制.相形之下,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问题要复杂得多.首先,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亦不能不直面现代性的矛盾和悖论,其次,与西方现代性呈现出的断裂性特征有所不同,全球现代化浪潮中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还必须处理好民族自身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现中国特色的文化转型.再者,中国社会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发展上都是不平衡的,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性强,文化观念、经济发展都更具有现代特性,西部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时还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还比较滞缓.总之,在全球化的场域中,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时空叠压的特征,在传统甚至是原始的、现代包括后现代的话语重叠交织在一起的情形下,如何超越以往复古主义还是全盘西化、保守还是革新的简单言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态势,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经历了一个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文化反思还是文化批判,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中西文化的比较.尽管中国传统文化较之西方现代文化,既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又有时代的特征,是前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在我们反思西方现代性的矛盾和悖论,努力探寻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转型路径时,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思想资源是可资借鉴的.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主客两分,用抽象的概念揭示事物的性质,重视逻辑归纳和演绎的特征不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视主体体验,强调主客交融,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特征,相应的,“与中国哲学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以及后来的有无、形神、虚实等)、‘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都是功能性的.他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和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④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在对立、斗争中寻求互补从而和谐共生的观念,最早见于《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儒家思想中的中和观念,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趋于和谐的特点:这段话里的“中”强调个体应节制自己的情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发乎情止乎礼仪”(《毛诗•,序》)对其做了进一步升华,而此处“和”除了强调多样统一,还包含着对天地自然运作之“达道”的认识.在后来的阐释中,“和”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了:在人格精神的和谐上,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人与自然的存在状态上,“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礼记•,乐记》)“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等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一路推演下来,“天人合一”无论在中国传统哲学还是美学中都是最高境界.并且,“天人合一”观念不仅限于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都共同持有这种思想,例如道家在《老子》中就有“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表述.在以上观念的濡染下,效法天地、崇尚自然,追求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审美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而要践行这个理想,就必须求得各种对立因素的多样统一、多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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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中追求和谐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诉求既是民族心理特征、思维方式的反映,又是前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传统文化不同于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其局限性也是不容回避的,但华夏文化作为多种区域性文化汇聚、融合的结果,在几千年各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冲突甚至战争中之所以长盛不衰,可以说和谐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面对文化转型中的现实矛盾,我们应该继续发挥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积极作用,化解由于中西文化碰撞、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作用引发的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努力探寻多元文化互补相生的动力机制,实现文化的顺利转型.

在中国当代的文化格局中,政治意识形态一直以强势的、主导性的力量引领文化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长期做政治代言人和政治附庸的惯性,更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的需要,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曾经携手共进,但文化精英的独立性、先锋性又使之具有背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向,这便引发出许多不谐和的音调.较之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显示出的是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在商业化的运作机制下,文化从目的下降为手段,成为商家获取实利的工具和途径,关乎人类命运、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终极价值在大众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被遮蔽了,大众传媒技术的长足发展大大促进了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但作为工具和载体的技术手段常常反客为主,变成文化的最高律令,对文化的个性、风格、品位和深度产生了严重的消解作用.于是乎,大众文化媚俗逐利藏污纳垢的特性使之成为文化精英讨伐的对象,与此同时,由于大众文化我行我素急速扩张的态势,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包括外来意识形态藉由大众文化产品对中国的渗透,也遭到了文化的遏制甚至围剿.

不过,秉承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学者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理论圭臬,中国现代文化精英强调文化的价值和艺术自律,批评排斥大众文化的做法也遭到了猛烈的还击,如王朔、韩寒就俨然是“大众”的代言人,“我觉得咱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⑤“有些人大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是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哪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⑥面对这样的境况,一些文化精英也进行了认真地反思,并认为大众与精英对立情绪如此之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专业化分工导致了部分人的文化特权和大多数人在文化上的被剥夺现象,“专业化所带来的问题不仅在事实上剥夺了民众参与艺术创造的权利,而且还在于,由于专业化、学院派作风以及贵族主义的精英意识,使得艺术作品不能成为或很难为民众所接受.这就导致了艺术专业化的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由于专业化,艺术创造的水平和技巧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也许正是伴随着这样的提高,专业化的艺术也就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远”.⑦也正是在政治上背离、精神上失落的多重困境中,即便是在现代文化精英内部,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具体实践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当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化呈现出的更是一个文化既多元发展又交流互渗,融合大于冲突的趋向,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主要是由于20世纪中叶以来兴起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富余产品的出现、劳动者收入的普遍提高、闲暇时间不断增多,在城市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他们在物质需求得到一定满足的情况下,精神需求极大地增长起来,而借助先进的大规模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过去只能为少数人享受的文化产品迅速走进千家万户,文学、艺术、影视、体育、旅游、娱乐、网络等活动,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消费需求的拉动下,文化产品的生产经历着从属于市场成为一般商品的过程,表现在文化类型上,“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是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⑧在文化市场上,消费者一方面被商家、现代媒体操控,现代广告和传媒通过符号意义的生产,引领着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另一方面,市场为消费者表达自己的文化选择提供了一个平台,也影响着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走向.

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几种文化形态特征各异、诉求不同甚至充斥着对立和矛盾,但各种文化的融合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而面对这样的现实,和谐发展已成为文化发展的基本指向.当然,在中国文化发展上强调以和谐为价值取向,并不是简单化地将各种对立因素进行折中、调和,这里强调的和谐具体应包括以下内涵:

第一,和谐的文化是优势互补的文化.进入现代社会,在经由不断分化而形成的各种文化形态背后,都体现了不同群体的文化诉求,每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所以,无论何种意义上的文化,都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高低之分,而和谐文化观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要善于取长补短,甚至敢于吸纳其他对立因素和有差异的因素,最终化解矛盾、多样统一,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和谐的文化是多元竞生的文化.和谐虽然在效果上是要达到一种整体的均衡状态,但这种状态不可能静止不变,相反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节的过程,必须在与其他文化的竞争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并通过自身的不断调节和创新,以构建新的和谐.如在现代市场的逻辑和产业化运作机制下,艺术的历史就是一部建立市场的竞争史,面对外来大众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市场的冲击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国家必须投身市场进行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同时,这不仅只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在文化底蕴、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上的大比拼,也是国家文化精英之间水平的较量,此外,精英对大众的“终极关怀”如果不愿只是局限在形而上的层面,市场可为其价值的实现提供最好的平台.


第三,若还是回复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层面上看,和谐的文化应是具有包容性的文化.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各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独特的文化,就缺少了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和能力,因此,世界各民族理应在捍卫自身文化主权的前提下,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能为不同文明背景中的人们接受的价值观念,让不同文化和文明都“和而不同”地发展与共赢.

注释:

①本文中有关文化分化的观点参考了周宪的著作《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周宪 :《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③参见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4期,孙立平:《总体性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1期.

④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⑤王朔:《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⑥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⑦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133页.

⑧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院)

责任编辑 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