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是玩的还是用的

人们高呼弘扬传统文化已经好几年了,出发点似乎不尽相同.渐渐地,我的脑子里就形成一个疑问:传统文化是干什么使的是玩的还是用的读了刘梦溪先生6月17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一文之后,这个疑问更加清晰了.

马一浮这个名字,我以前在一些文章中见到过,知道他是一位大学问家,他的书却没有读过.毕竟是隔行如隔山,有许多学问,如果与自己的饭碗没有太多的关系,也就无暇顾及了.刘梦溪是何许人,我居然也不知道.从他的文章看,显然是当代儒学界中的佼佼者.他在文章中说,马一浮的学问很深,“当时在复性书院听他课的人,没有几个人听得懂”,连资质最好的几位早期门生“也没有真正地懂他”.而刘本人自然是懂了,否则不会有上述这篇文章.以此推测,刘梦溪先生的儒学造诣一定了得.作为一个门外的普通读者,我对于儒学只是看见一个轮廓,对它的深奥理论不敢说三道四,只能以常人的眼光和思维说一点常人的理解.

刘先生说,学问家中极少数人能担当得起“高人”的称号,熊十力和梁漱溟都不是,而马一浮“的的确确是高人”.据他说,熊先生在学理方面有点杂,而且还有“理障”,梁先生则“未免太过讲究学问的实用性”.他还说,现代学者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影响,只讲“证据”,不讲“证悟”,不能“达之于道”,明确反对西方为谋求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奉行的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可见刘先生心目中真正的学问是悟道,是偏重于内心的,似乎与心学比较近.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自明始由盛转衰,当时据统治地位的、专门研究心性的理学要负重要责任.所以,明末出现了一批清醒的学者,主张搞学问要有助于国家社会,提倡经世致用.他们嘲笑理学家们是一些“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废物篓子.但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抛弃了专门谈心性神学的经院哲学,转而研究实用的学问,科学研究蔚然成风,才有了后来的崛起,对于我们来说,也才有了后来的战争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如果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提它干什么,现在谁还会打上门来不然.全球化时代的本质是全球合作加全球竞争.当今世界是一个列国纷争的时代,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优胜劣汰的挑战比任何时候都现实.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世界毕竟还没有大同,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本单位的强弱、贫富、盛衰关乎单位内每一个成员的福祉甚至身家性命.不要听西方人谴责民族主义,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奉行民族主义,都在谋求本国、本民族的利益.美国人在形势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大力倡导自由贸易,当自由贸易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不是民族主义又是什么呢现在,国人都在期盼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什么不仅仅是光荣、解气,其中有重大利益在.常在国门外走动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崛起意味着在世界上占据有利的竞争位置,意味着国家的竞争力,意味着国力的增强,意味着我们这个核算单位的财富,也自然意味着中国人的幸福、体面和尊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调动一切因素为民族崛起这个目标怎么写作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且不说国家的竞争力可能带来的利益,如果不迅速壮大起来,连固有的利益都可能丢掉.新疆有分裂势力,西藏有分裂势力,台湾也有分裂势力.此外,东南亚的某些国家强占着我国南海一部分领土,而且还提出更多的要求.日本正拼命地企图合法占有钓鱼岛.在所有这些势力的背后,都有美国和欧洲大国的影子.印度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和中国较劲,背后也是利益争夺.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这些合法利益能保住吗我们有什么理由“袖手谈心性”呢

为我们这个核算单位的利益计,弘扬传统文化应该为现代化怎么写作,为民族振兴怎么写作.传统文化应该是用的,不是玩的.怎么写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改造我们的文化,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另一个是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增强软势力.其背后也蕴藏着巨大的物质利益.

如何创造一种能为民族崛起提供精神支撑作用的新文化,是一个目前还模糊不清的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明晰的文化战略,许多行为都是盲目的.这么多人在弘扬国学,却少有人指出如何对待其中的糟粕.从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应该是弘扬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优秀古代文化,不管它属于哪门哪派.季羡林先生晚年提出“大国学”的概念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刘梦溪先生对此不屑一顾.他连“中国学”都反对,只偏爱“小国学”.他十分赞赏马一浮的主张,认为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据他说六艺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刘先生看来是现代的董仲舒,在那里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退休以后,我读了一些我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只是一个门外汉透过窗户往里窥视,多少弥补一点自己知识的不足部分罢了.但外行有时候可能有外行的优势,就是“旁观者清”.

我总的印象,儒学是强调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说“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主张修身,谁要想怎么写作于社会就必须首先修身,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的很多理论和论说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一直到后来与禅宗合流,专门在“心”上下功夫.这对于提高人的道德素养有一定好处,但不能单匹马地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现代人类学确信,人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天使一个魔鬼,一个人性一个动物性,而不是如孟子所说只有一个良知.光靠发掘“良知良能”和“明心见性”一类“狠斗私字一闪念”式的心理调节,不可能除掉人的特别是当权者头脑里的魔鬼或动物性,必须有一系列制度和法律作保障.没有制度和法律作保障,是历朝历代官员腐败的根源,许多是伪道学,说一套,做一套,居然如鱼得水.不以“修身为本”的帝王比比皆是,百姓奈何不了他们.西方人比较早地认识到了教育不是万能的,所以他们提出了契约论.他们认为,国家是全体公民的,不是一家的私产,人民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国家的当政者,好比董事们将管理权交给总经理.但当政者不能为所欲为,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你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可以罢免你,另找别人,就好比董事会决定另找总经理一样.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思想教育和道德熏陶,基督教仍然受到尊重,提倡“爱人如己”之类,所以他们比较注意尊重他人的利益和尊严,慈善事业也比较发达.教育和制度两相配合,他们的社会就比较有秩序,人也比较守规矩,作奸犯科的事情也常有,但不那么普遍,出现了也能比较快地发现和处理,没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西方比儒家高明.

还有平等意识,儒学在这方面比较落后.儒学不提倡人人平等,而是强调等级差别,强调承认差别,尊重差别,“礼”就起着规范各等级行为的作用.儒学的“仁”也不是泛爱,不是兼爱,而是“爱有差等”的,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所谓“亲亲”.饱读诗书的施蛰存先生晚年发表文章,说终于明白儒学的核心是仁和义,“仁”是要求统治者善待百姓,“义”是要求百姓听君主的话,如此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他是这样说的:“孔子也创立了一个主义,叫做中庸主义.中庸主义有两块王牌:一曰仁,二曰义.仁是对统治阶级说的.他劝告统治阶级多施仁政,不要使人民控诉‘苛政猛于虎’.人民只要有一口苦饭吃,有工作做,养生送死,没有多大困难,他们自然就不会怨气冲天,起来闹了.义是对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用的.他劝喻人民在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下,要克己复礼,正名定分,即使有些愤怒不平要发泄,也可以发泄一下,不过要‘发而皆中节’.这就是说,人民的怨恨不能升级而成为,成为革命、造反.所以汉儒解释说:‘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人,就是人道主义,宜,就是安分守己,不为过甚.越过了这一个宜的限度,就是犯上作乱,大不宜了.”我相信这位老先生的分析.这样的学说是否适应现代社会呢恐怕不行.老板再好,总不如自己做老板吧现在人们热烈赞美民本主义这个传统文化.民本主义比不顾百姓死活当然要好得多,可是无法与主义相比.现代社会需要现代文化.所谓现代文化,人人平等应该是一个重要内容.没有平等,就谈不上自由思想,也谈不上.我常常想,“”的灾难,现在看来太荒唐,可当年几乎是人人认真的,而且是异乎寻常地认真.不能全部归罪于“”,也不能全部归罪于,千千万万近乎狂热的人民就没有一点责任传统文化就没有一点责任倘若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人都能独立思考,有独立表达的机制,事情会发展到如此狂暴的地步吗还有当今的腐败,如果人人都有平等意识,对于各级领导不是像宠物猫一样驯服温顺,腐败分子有这么大胆量吗“一把手”能实行“一言堂”吗用钱能“一支笔”吗某些领导连放个屁都是香的,都是“重要讲话”,不在一个等级上,哪里敢提出不同意见我国传统社会的气氛的确非常适合于专制和.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乡政府的科级干部,甚至一个村委会主任,在群众面前就像皇帝一样气派,一副君临天下的气概.周围的人也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他们转,胁肩谄笑,吹喇叭抬轿子,鞍前马后,唯恐落后.一旦他们出事了,或者退居二线了,或者退休了,人们的脸立刻就变了,非常之快,他们又急急忙忙地去捧新星了.有时候,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太没有架子,不说官话,下级就会不尊重他,官场油子会一撇嘴说:“这人根本就没有那个素质.”在他们看来,“官者,治人者也”,就要有个的样儿.最近在报纸上读到作家王跃文的文章,说当领导光临的时候,别人都站起来,他没有,最后也迟迟疑疑地站了起来,觉得特别尴尬.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分流”了.我本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人不能做官,因为不合时宜,不遵守传统文化.《曲礼》明明说了,当长者、官员和家里死了人的人在前面走过,必须站起来,等这三类人中的任何一类人走过之后才能坐下,反之,若从他们面前走过,必须低着头急步走过,以示尊重.对其他两类人是应该的,为什么对的也要这样呢老实说,我就做不到,谁是他娘怀孕二十四个月生的但儒家在维护等级制和等级观念方面就是这么规定的,而且规定得何等细啊！

在这方面,儒学不如佛教.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佛祖没有正面对抗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却明确提出“百川入海,同一咸味,四姓出家,同为释氏”.佛教认为“大地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成佛”.《金刚经》里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谓“无我相”就是人我平等,所谓“无人相”就是一切“有情”即动物一律平等,所谓“无众生相”就是人与自然万物一律平等.这种彻底的平等观不仅优于儒学,放到世界舞台上也是超前的,它可以直接引导出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趣得很,在这方面,不懂佛学的美国人却在实践了,可见佛家这个理论的超前性.他们的奥巴马总统当着电视镜头拍死了一只蚊子,就有人提出批评,并建议总统用一种捕蚊器,将蚊子捉住,然后放到屋外去.大国学把佛学包括进国学有什么不好啊当然,佛学里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东西应该抛弃,它们不过是一种包装,重要的是内容.

除了佛家,在这方面墨家也比儒家进步.墨家主张“交相利,兼相爱”.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设计,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墨家理论还可以作为一种理想价值推向国际.墨子说:“大夫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具此而已矣.”我们可以说,当今世界“之乱,具此而已矣”.墨子提倡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主张国际合作,争取双赢和多赢.这么好的思想,为什么要抛弃,将它排除在国学之外呢

此外,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也一定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如果有益于现代化,我们有什么理由将其排斥在外

当然,对待佛学也好,墨学也好,应该和对待儒学以及一切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要加以筛选,有用的留下,无用的放在一边,有害的扬弃.这样地弘扬传统文化,才能达到怎么写作于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才有利于关乎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福祉的振兴大业.

我这样主张,不是反对少数专家关起门来钻故纸堆研究学问.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一把火烧掉,总要有人研究,研究得好,研究得深,也是有意义的,也受人尊重,如马一浮.在一个多元化的自由社会里,也应该允许公民有自己的爱好,比如刘梦溪先生酷爱六艺,这是很雅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不能将自己的爱好全民化.比如你喜欢吃红烧肉,这是你的自由,你不能要求全国人民的饭桌上天天只有一碗红烧肉.刘梦溪先生恰恰在将个人爱好推广给全社会.他说几年前就发表文章主张在小学设国学一科,内容以《论语》和《孟子》的选注为主,“搭建通向六艺即六经的桥梁”.这种主张如果得以实行,恐怕不是中华民族之福.

中华民族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是打破国界的,是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有用的文化元素的杂交型文化.这是指制度和价值观层面上的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它应该有利于器物层面上的文化,即生产力的大发展,快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与每一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也与中华文化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弘扬密切相关.这里有两层意思.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一方面,兼收并蓄的杂交文化往往表现出更加强大的活力,而近亲繁殖的文化,也就是新儒家们所爱不释手的纯而又纯的传统文化如“六经”之类,则往往缺乏生命力,最后只能导致民族的式微,明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六经”这根苗上生发出来的庞大无比的理论体系,两千多年来其著作堆山塞海,汗牛充栋,并没有挡住中华民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由于民族的羸弱,自1840年以来,我们的祖宗不知道有多少人吃尽了苦头甚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会赞成现代儒家们的主张吗所以,我明确反对独尊儒术的小国学,而拥护大国学的主张.我不但拥护大国学,还赞成开放式文化建设,广泛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不管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总之,不要分什么国学和非国学.第二层意思是如何才能真正弘扬传统文化.我的看法是,强势文化的背后,无不有强势经济作后盾.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国家强大了,其文化才有吸引力,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开来.太平洋里的瑙鲁,非洲的斯威士兰,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文化知道他们的领导人说了些什么三十年前,世界上有多少人关注中国文化现在又有多少人在学习汉语以中国文化符号孔子命名的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地开花,这在三十年前谁敢想象所以,即使从弘扬国学角度考虑,也不能谴责文化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

国学热是对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集中涌入的一种反弹,其情形与二十世纪初一样.一些人怀着爱国主义情怀,产生了危机感,发誓要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祖宗创造的文化.这种感情是崇高的,值得尊敬.问题是,其中似乎也有一些人失去了之所以弘扬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目标,抱着玩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好像古董家对待一级国宝一样,反复把玩.玩本身可能也是我们的一种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在宋代达到了极致.宋代皇帝们偃武修文,对外屈辱求和,关起门来过日子.有宋一代,三百一十九年,倒有二百六十多年向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纳贡称臣.和平和稳定的小环境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繁荣,另一方面也养成了举国上下玩的习惯.宋徽宗本人就是一个大玩家,他书法好,画也好,做了俘虏,被金人押送到东北的途中还惦记着他的蛐蛐.南渡以后还是玩,都城临安青楼曲栏林立.风气所及,儒学也被玩了,而且越玩越精致,理学恐怕就是这么产生的.理学的勃兴与国家疆土的日益缩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的积弱在这时候就种下了种子.到了明代,明显地走了与西方不同的发展方向,差距也就逐渐拉大了.历史也是国学.现在的国学家们不可忘记这段历史.

我深知,一个一辈子关注国际风云的人,和一个专门研究儒家文化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视角和视野,也有不同的敏感点和爱好,因此会有不同的观念和意见.我的意见很可能有点刺耳,而且有班门弄斧之嫌.但我坚信,身处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面对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世界,中国人应该培养自己的全球视野,将中国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下考察,将中国当作世界的一部分来考察,并以此来检验自己的学术观点和主张是否有益,起码要抬起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绝不能死守在自家小小的四合院里,沉湎于一家一门的学术,潜心地求得“证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