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背景下执政党文化方略的选择

点赞:4890 浏览:1383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1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内容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不同文化之间密切交往,多元文化在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如何应对多元文化的挑战,如何处理现代国家中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各国执政党在文化战略上面临的问题.

关 键 词 文化 多元文化 政党 宽容

作者 常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387)

多元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一时代不可避免的趋势,也是现代国家的执政党所面对的一个新课题.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执政党应采取何种文化方略,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

多元文化存在的长期性

什么是多元文化?一种是指多元价值,即不同的思想价值的并存和发展;另一种系指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多元文化,即以一定的民族或种族为依托而产生的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主要体现为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群体,特别是指不同族群在世界或在一个国家中的并存.本文探讨的多元文化主要为后一种意义上的多元文化.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们生存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作为地球生物进化中的最高层次,就体征看,主要有黑人、白种人、黄种人、棕色人种等.这些人种不仅肤色、毛须、体型不同,而且最初的生活区域存在着差异.一般说,黑人主要生活在非洲,白种人生活在欧洲,黄种人生活在亚洲,棕色人种主要生活在东南亚和南美洲.这些不同体征的人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往往都以群体的方式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共同的自然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经济生活,使这些群体建立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活动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一定的制度规范.这些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纽带,在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们连接在一起的同时,也把不同国家和民族区分开来,从而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民族文化群体.

人类不同群体之所以对自己民族或族群的文化情有独钟,关键是文化对人类的生存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一定的文化为一定的群体提供了生存的哲学、奋斗的理想.这种理想通过哲学、艺术、文学、史诗、日常叙述、生活习惯等,或获得理论与艺术上的升华,或通过家喻户晓而生根于群体成员心中.它如同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长期地占据着人们的内心,支撑着不同的群体去面对各种挑战与挫折,战胜各种困难而自强不息.

其次,特定的文化为与之相适应的群体提供了一种内聚力.这种内聚力之所以能“聚”,其重要前提在于共同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共同理想、共同信念、共同价值理念和共同的网络资本.这种内聚力将处于同一群体中的成员联系起来,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一个民族被异己文化排挤和侵犯时,民族的这种凝聚力更能唤起民族成员同仇敌忾,戮力同心.

最后,一定的文化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国家不是生存在真空中的,而是由一定的文化作为基础,得到一定文化支持的.国家通过一定的文化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说明,并通过文化延伸其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在这之中,社会成员通过文化培养起来的政治心理和价值认同,成为社会成员衡量政治好坏的基础.一定的政治统治,没有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是难以长久存在下去的.

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些国际规则逐渐地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活构成影响,迫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与国际规则中的某些内容相一致,出现某种制度上的趋同.然而通过对文化构成的分析可以发现,问题远非那样理想.

首先,物质层面的文化容易趋同.人们在与自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各种产品,既是在一定文化观念影响下设计和生产出来的,反过来也反映了一定的文化观念.这些物质层面上的文化因素,传播和巩固着一定的文化观念和制度.但由于这些物质层面的文化,主要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等方面的需要为目的,也就是人们在消费和生产中考虑的是它的使用价值,或通过它来实现一定的利润.因此,当人们生产或运用这些物质层面上的用品时,完全可以超越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上的考虑,甚至可以根据客户或客户所在国家和民族的习惯来生产.麦当劳发明在美国,但因备受老少喜欢而在世界各国建立了众多分店;中国的丝绸和纺织品因细腻大方,也行销五洲诸国.显然,物质层面上的文化容易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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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制度和行为层面上的文化较难趋同.什么是制度,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如马克斯•,韦伯认为,“制度应是任何一个圈子里的行为准则”[1 ];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2 ]”.总体而言,所谓制度就是调整特定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权威性行为规则.由于这些规则体系浸透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核心价值、文化习俗,是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结果,并与民族个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制度和行为层面上的文化在实践中很难趋同.即使存在着某种借鉴,也因国而异,因族而别.

再次,观念和心理层面上的文化趋同最难.文化的核心部分是观念和精神.它是通过一定的民族语言编织起来的人心和人的情感.人心是文化的关键,它构成了文化中最具有稳定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精神气质.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气质一旦形成,就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支柱.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些外来的文化可能进入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层面中,并对其某些观念构成影响.一些新的词汇、新的观念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哲学体系和信仰.如人权、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等,甚至如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概念,在一些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中是不曾见到的.而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些概念也已经出现在非西方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学语言中.但必须看到,作为文化内核的东西,即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用来支持这些文化内核的基本价值观念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动.它们作为民族的脊梁,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群体的文化屏障.

文化是一定的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渊源.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一定群体的文化会作出一定的变革,但核心层面的文化依然保持着它的权威性,由此决定了当代世界或特定国家中多元文化的存在具有长期性.

当代国外执政党文化方略的变革

政治是价值的分配.一个国家的政治安排,尤其是国内政治采取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基本秩序和利益分配.这种价值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得以建立:首先,一个国家本身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传统;其次,通过一定的思想家、政治家长期作用而形成的思想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尽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在自身利益的实现上采取了更为实用主义的路线,意识形态似乎走向“终结”,但由于现实中政治秩序基本上都是一定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原则的客观化,因而从实际考察,作为基本秩序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它是一个国家基本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定的基本价值代表着国家的一元方面,是诸多价值的核心.之所以称之为是核心,就在于这种价值构成了一个国家内部其他思想价值的基本依据.而国家内部的多元价值,不同程度上要受到这种价值的影响,并且只有合于这一基本价值时,国家认同和政治合法性才能得到保障.这里产生出一个问题,怎样叫“合于”基本价值?由谁并且通过什么方式“合于”基本价值?这是现代多元文化国家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代世界,多元文化国家多是政党政治的国家.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而获得国家权力后,往往通过政权的力量将自己的政治纲领中阐明的价值准则转变为国家的政策,并通过国家权力将自己的政治纲领或主张变成实际行动.

然而在全球化的现实条件下,进入执政地位的执政党如何既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思想主张,又要面对来自国内外多元文化的挑战?一般说来,一定的执政党在其纲领与思想主张中,表达了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同盟集团的要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要求.但也要看到,其所主张的思想和坚持的价值原则,与同盟集团,特别是与自己相异的其他民族价值和信仰也存在着部分不同或完全不同的方面.执政党如何使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准则和自己所坚持的价值准则得到更多群体的认同,构成了执政党能否执政,或继续执政的关键.

为坚持执政党的纲领与原则,为维护国家的某些核心价值,一些执政党往往采取刚性的思想文化策略,对待异己的族群文化.较为常见的策略主要有:1.排斥方式.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当选后,运用国家权力给自己的民族或族群以政治特权,试图通过控制政权为本民族利益怎么写作.如斯里兰卡1956年大选时,班达拉奈克为了赢得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民族的支持,提出了“只要僧伽罗”的口号.在的“多数原则”支持下,班达拉奈克果然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其后,斯里兰卡政府立即通过了“只要僧伽罗”的相关法案以兑现诺言.这个法案伤害了国内另一个主要民族泰米尔人的民族感情,同时也煽动起了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烈火,成为新的民族冲突的导火索.2.强制同化.如上世纪马来西亚的巫统、印度尼西亚专业组织等,在执政期间曾对华人进行公开的歧视,引起民族或族群间的暴力冲突.3.种族清洗.如上世纪德国纳粹党对犹太民族的种族清洗和屠杀.

历史表明,一些国家采取的刚性文化策略,可能一时获得了国内的整齐划一、政治稳定,但难保长期的稳定.在当今世界,由于大多数国家都处在开放的环境中,维护国家的核心价值是一个国家获得稳定和发展的关键.但如何使社会的多元文化都认同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方式确实是多种多样的.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角度看,执政党要承担起政治整合的重任,既要维护一元的权威,又要承认多元的存在.而多元存在本身在保持差异的同时,执政党又要采取灵活的方式促进这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形成最大共识.因此,现代国家的执政党要有效地发挥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整合作用,就需要在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多元文化与共识之间寻求平衡.没有核心价值引领,共识就失去了基本方面的原则,共识也难以形成;一味强调核心价值的权威,追求某种文化上的同质性,而忽视了民族个性与差异,也会造成核心价值与文化个性之间的矛盾,甚至走向冲突,核心价值也会处在孤立无援的紧张环境之中.因此,执政党既要维护核心价值和本党的纲领,又要因时因人因地,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将核心价值与多元文化存在结合起来,在获得更大共识的基础上,才能维护执政地位的稳固,从而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此方面,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和新加坡的和谐多元观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上世纪70年代,在自由党执政时,加拿大政府制定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此后这一政策得到不断的完善,并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当代西方解决族际政治的楷模.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颁布至今近40年,加拿大政府在不同时期都曾给予过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完善,但主要体现了自由党人在此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即:1.承认多元文化主义是加拿大公民权的中心,明确肯定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加拿大人实质上是平等的,文化上的差异是加拿大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2.每一个加拿大人都能够享受、提高和分享其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加拿大人有权选择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容;3.加拿大政府有责任发展和实行多元文化主义.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提出,无疑是对传统的“盎格鲁化”的一个超越.这似乎给人以检测象,加拿大已经从原来的个人主义文化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以群体权利为本的时代.实际上,正如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代表人物金里卡所言,“多元文化主义在总的政策体系中只是一个较次的政策.政府支持融入的主要支柱是授予国籍、教育及就业方面的政策”[3 ].而这个“总的政策体系”是什么?它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其基本精神依然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不过是自由主义原则的一个扩充.正如金里卡确定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特点时,将自由主义放在了多元文化主义前面,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显然,西方采取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离开自己的核心价值.而是在核心价值下,为多元文化开辟出一个政治空间,不同文化通过参与社会而实现沟通和协商.其政治上的设计,就是实现了传统的多数人向比例代表制的转变.

与西方国家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不同,亚洲国家的一些执政党往往通过强调集体优先的原则,而承认多元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在此方面的代表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文化方略.1991年1月15日,人民行动党主政下的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其内容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种共同价值观的提出,一方面为新加坡不同族群的文化价值认同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价值准则.凭借这一准则,可以有效地推进不同族群的共同身份――新加坡人的认同,这对于新加坡的国家建构无疑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共同价值观的提出又承认了不同族群或宗教所特有的价值观的地位.不可否认,这一共同价值观的提出主要依据了儒家,但它所采用的的表述,表明了没有任何一项宗教价值,如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或佛教,成为人们认同的基础,但它们依然可以根据自己所认同的文化价值,以丰富的、具体的事例来解释抽象的共同价值观.华人可以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观来解释;马来人和印度人可以分别依靠马来风俗习惯和伊斯兰教,以及印度习惯和兴都教来补充.显然,这种共同价值观在承认不同族群的多元差异的同时,又通过共同的价值观的建立,引导族群成员超越族群局限,而走向公民认同.


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方略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渗透,使多元文化越来越作为一种现实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在这一状况下,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对待多元文化,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当代中国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即“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这是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确立的新的文化方略,尽管这一方略主要针对的是社会思潮,但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文化观念与道德体系,在维系本民族群体的发展与认同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各民族你来我往,共同生活与相互涵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共享的共同体,这就是中华民族.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华民族的发展获得了勃勃生机,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回顾上世纪后期世界的变革,特别是苏东剧变,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这些国家放弃了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而转向寻求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由于整个国家价值体系的剧变,不仅带来整个国家性质以及思想上的巨大混乱,而且导致其中的不少国家走向分裂.而中国在这样一个全球变革与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变色的浪潮中,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思想文化原则和核心价值,从而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稳定.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构成了连接中国各个民族的精神纽带.要使这一价值体系在多民族国家中获得长期稳定地位,仅仅靠外部宣传是不够的,还必须正确处理好核心价值体系与多元文化或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在此,“包容多元”与“宽容差异”构成了对待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基本方针.

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与多样性,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存在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合理性,甚至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中依然存在下去.对于这些长期存在于不同民族群体中的思想文化,中外不同国家历来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主张彻底否定其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将其冷冻化或采取完全强制的方式使其放弃原有的文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泛滥的时代,一些民族地区特有的思想文化也被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批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坚持民族平等原则,以博大的胸怀承认不同民族文化存在的差异.而且认识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存在丰富了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生活,对于激发社会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创造力具有重要价值.

但包容多元、宽容差异不等于说可以容忍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与稳定的因素的存在.对于不同民族群体文化中存在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危害社会稳定的思想文化,当然要采取批评和抑制的态度.但由于很多思想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形成的,靠外部行政强制是难以奏效的,更要靠社会主义价值的引导,真正使这些不同的文化向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包容多元与宽容差异决不是无为而治,而是无为中有为.这样就可以获得两个重要的效果:一是宽松的文化与政治环境的获得,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立需要宽松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也就是给予不同的文化以认识、理解和适应的过程,而不是采取阶级斗争年代“”的方式;二是积极地引导多元文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使其无论是在引导本民族群体,还是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建设和维护自身的核心价值体系方面,中国的文化方略还有一个值得注重的地方就是“共识”.“共识(consensus)”一词在英文中为“团体的所有成员取得一致的意见”之意,近些年在中国学术界与社会生活中流行开来.从“共识”的含义中可以看到,共识的一个前提是多元的存在.通过讨论或交流,多元的因素彼此在某些共同的方面达成一致.并且这种一致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今天的共识可能明天就会变为分歧.而且共识可以是全体一致,也可能是多数的一致,也可能是重叠的一致,同时参与其中的多元因素保留某些自己的意见.

将共识引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新时期党的文化方略的一个亮点,同时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特色.在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中,共识的形成更多带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具体而言,表现为多元的族群通过参与,在共同的对话平台上进行协商而最后达成共识.因而这种共识更多地建立在多元主义政治的基础上.而中国提出“达成最大共识”,则带有了中国注重整体与纵向的特点.在“共识”的形成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具有引导的作用,即“共识”的形成既不是自发的形成,也不是强制性的建立,而是引导其实现.所谓的“引导”就是带领的意思.也就是在“共识”的产生上,党和政府将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决不是采取强制的方式,而是通过积极的思想工作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使不同民族文化群体从实际生活中感受和认识到:惟有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摆脱贫苦,走向富强.即通过创造条件缩小差距,在现实生活中提高各个民族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认同程度.另外,“最大共识”的建立本身又含有了多元从原来的分散状态向整体方向的运动,从而使不同的民族文化群体从自发的状态,走向自觉地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显然,“最大共识”的形成过程含有寻求民族凝聚力的努力.

中国在新时期提出的文化方略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它实现了几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核心价值体系、多元文化与共识的有机结合;二是一元与多元的有机结合;三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这三个结合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提供了思想文化保障.

中国的思想文化方略,与当代西方国家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文化方略相比,表面上有着相同的方面,即在维护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承认了多元文化存在的地位.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方略,是在当代中国特有的国情和特有的价值理念指导下建立的.中国在历史上就是注重和谐文化的国家,在处理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与民族的多元文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为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由此发展和派生出来的和而不同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文化方略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在对待多元文化上的特色.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侧重于异中求同,异为基础,合主要体现为不同群体联合到一起.中国在处理核心价值与多元文化的关系上,则侧重于和而不同.前提和目标是“和”,既包括不同文化群体走向联合、形成整体之意,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和”.“和”不仅有和谐的意义,而且具有不同民族密切结合的意义,因而精神境界高远.中国的文化方略,也不同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共同价值”中提出的文化方略.后者侧重于当前意义,前者则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社会主义这一现实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文化方略.不仅注重当前,而且注重长远.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下所达成的“最大共识”,更使中国的文化方略带有了社会主义特色.这将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带来巨大的影响.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ZZ0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