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与尧文化·龙文化

通过陶寺遗址的发掘,大量资料与研究成果表明,陶寺遗址的文化性质有其本质的自身地域的特点,是晋南龙山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支,从而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确立了“陶寺文化”这一具有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揭开了晋西南乃至黄河中游一带距今4600年至4000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社会进程的神秘面纱,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理论和历史命题,提供了一系列不可辩驳的珍贵资料.在陶寺文化的早期阶段,大约相当传说中的“五帝”后期,这时的中原地带,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礼制,开始向“国家”过渡.独具特色的陶寺文化,不能不让人生发些联想,并生出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

陶寺文化与“文明古国”

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属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个时期,是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维系母系氏族社会“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原则被打破了,社会进入了父系社会.这时的社会权力、财富、文化知识集中到了上层少数人手中,私有制出现了.氏族和部落成员之间由于利益关系而产生了流血的“战事”,社会进一步分化,产生了不同的阶级和等级.

陶寺文化的社会形态是一个“部落联盟古国”.考古学家们推断说“陶寺文化是一个多氏族部落联盟的初期国家形态,而陶寺遗址则是这个联合体的中心所在”.有学者曾提出文明的六条标志：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书写；冶金术和金属器的使用；密集型的农业；宗教的统一力量；礼仪性的建筑.如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陶寺,看来还是挺合体的.

1.出土了铜器、礼乐器、玉（石）器、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等用于礼仪形式的器物；

2、发现了规模巨大的两代古城遗址,标示着当时不仅出现了城市,而且很发达；

3.发现了朱书文字；

4.发现了仓储区以及“仓形器”,间接提示了农业的发展情况；

5.祭祀、观象遗址的发现,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存在；

6、“金字塔”形组成的墓葬格局,可以看出他们之中已经有了“王者”,有了臣僚,有了帮“王”办事的官员,也有了他们统治下的居民或称之为国人、奴隶,反映出当时已经有了国家管理职能；

7、有了一定规模的人口.若按陶寺早中晚期墓葬的总合数量分析,在总数约4万平方米的墓区内有墓葬万座以上.按每家三口人计算,几百年下来,陶寺的人口应在三万左右,如果加上其他遗址即当时的联盟成员,估计这个古国的人口不下十万；

8、陶寺文化类型的遗址分布在以襄汾为中心,东到曲沃、翼城,西到吕梁山麓,南到新绛汾南,北到临汾、洪洞,总数目在80处以上,方圆有2500平方公里,这大概是当时这个联盟古国的“疆域”,这个古国的中心或可谓首府,就在今天的陶寺古城.

这时的陶寺文化已经发展的比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晚期更为兴旺发达,已由国家实体转变为具有成熟国家形态的方国.

蟠龙纹图腾：尧的文化象征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下五千年,浩浩荡荡,璀灿.这部文明史以龙为精神,发扬光大,彪柄千秋.龙,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和精神的体现和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表里相连的密切关系,它始终和中华民族的繁荣兴衰共存.以龙为图腾文化进而将龙作为民族精神,至高美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源泉.

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有“龙”为神灵和祥瑞吉祥的概念,并且创造出了艺术加工的形象.如红山文化玉龙、大汶口文化的龙纹乃至濮阳的卵石龙等.战国时的管子说：“龙生于水,被五色而灵,故神.欲小则如蚕,欲大则无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渊.”汉代的许慎在《说文》 中说：“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渲染得更加有气势：“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其实,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龙字.仅《甲骨文编》书中就收录有36种.这些龙看来都是作为神物来描述的.

闻一多先生曾指出,龙的形象是以蛇为主体的,“接受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狗和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很显然,它是一种多种动物部件综合而成的检测想动物.宋代的罗愿在他的《尔雅翼》一书中引用玉符对龙的描述,使龙的形象更加完美成熟.他说：“龙有三停九似之说,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免,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以鹰,掌似虎,耳似牛”,更加具体生动的描绘了这种拼装的检测想动物.这种检测想动物,最初被视为吉祥神兽,被人们作为神来敬仰,与民族精神还靠不上.只有当它被作为集团乃至联盟（最初型的“国家”）的精神代表成为民族精神的化身之后,才逐渐把远古人民的思想、感情、意识形态和美好期望都集中到了一起,变成了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勇敢善良的象征.长时间的积淀,完善,这种感情的象征就衍育成了民族精神的核心,成了整个中华民族乃至56个民族的传统信仰和性格品质的象征.尽管龙是多种动物部件拼装起来的吉祥的灵物,但它毕竟有一个完整美丽的形象.这个形象,渊源久远,影响极大.我们的民族信仰和崇拜这个浮想的神物,并且把自己看作是它的传人.

陶寺遗址的9座大墓有5座出土了“龙盘”是个不争的事实.所谓“龙盘”,实际上是把一条“龙”绘制在陶盘中心的一种器物.龙盘上的龙,用红白黑彩色绘制,身子卷曲,有双排鳞甲,有鳍,张口露具,口内衔一羽毛状物,有专家认为应属陶寺文化主人的族徽或者部落联盟的盟徽.龙族究应属谁,今本《竹书纪年》载：“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赤受天佑,眉八彩,须发长七尺二寸,而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威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太平御览》引《春秋合成图》也说：“赤龙与庆都合婚,有娠,龙消不见,既乳是尧,及尧有知,应都以图予尧.”《汉碑成阳灵台碑》更说：“昔者,庆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厥后,尧求祖统,庆都告以河龙.”从上引典籍可以看到,帝尧是赤龙或河龙所生,准此,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推论,尧部落应是龙图腾的主人.陶寺文化中的龙,应是中原龙族文化的先首.一定会有人提出异议：早在6000年前,红山文化等地就出现了龙,陶寺文化的龙才4000多年,如何能称之为“龙文化之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早在6000年前,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乃至河南濮阳都曾有龙形象的发现,但那时的龙尚不足以说明是国家灵魂的象征,学者们一般释为“吉祥物”或“天象”.只有到了帝尧时亦即陶寺文化的时期,龙才被作为集团象征的图腾将其提上了“政治舞台”,作了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从而使之成了民族精神凝聚的象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龙文化的肇始.早期陶寺文化已被看成是“国家职能趋于完备的体现.”

龙文化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根,这种最初具有象征性与凝聚力的图腾,以家庭宗法社会为纽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大无畏精神,适应性很强.龙文化在伴随人类文明发展衍进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融入许多优秀传统和积极的思想意识与道德观念,逐步形成了以龙为精神主体的传统文化要素.华夏民族认同并遵循这些要素,团结凝聚在龙精神的周围,发展成为广义的“龙的传人”,即伟大的中华民族.龙文化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刚健奋进、威武不屈、好学不倦、上下求索、天下为公、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等等,都是表现龙文化要素的精髓所在.

尧文化、龙文化、龙的传人,在山西尤其在晋南大地上结成了一条金纽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龙文化先祖的文化圈.在这块宝地上,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把崇山这座埋葬帝尧父子的神山,叫“卧龙山”,并把它作为心灵的神圣靠山去顶礼膜拜,瞻仰祭祷,甚至死了以后,埋葬的方向也要“头枕塔儿山,脚登汾河湾”.

龙文化和尧文化是相辅相成的,龙文化是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脊梁,是丰富发展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