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人的自恋文化(上)

刚刚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在受访时,如此解释为何他的作品都聚焦在“家庭”、“回忆”、“二战”和“自我”等主题：“因为生活的偶然性等还有一种恒定不变性,那就是你看待事物的眼光.我常常会感受到我那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相比,专心能力下降了.我想到了普鲁斯特或劳伦斯迪雷勒以及他的《亚历山大四重奏》.他们生活在一个能够更加集中精力思考的时代里,而我们这一代人,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而在加拿大哲学家泰勒的笔下,随着世俗社会的兴起（他在最近的访谈中呼吁用一种开放性的世俗主义取代封闭性的世俗主义）,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基于传统共同体的道德视野日益弱化,个人便陷溺在一种“可悲的自我专注”之中.前者认为这个时代的个人已经丧失了“自我专注的能力”,生活变得支离破碎,而后者认为当代人过于关心自己,缺乏更多的价值资源来反省自己,从而从更长远的道德和文化传统来看,就显得极为可悲可怜.

这是两个伟大而敏感的知识人,对同时代人的心灵感知和诊断,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尖锐对立的,但究其实质可见,这两种判断是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生活在这种时代的个人遭逢的困境,竟然是殊途同归：我们在对自我无限的关注之中,反而离真实而自由的自我越来越疏远了,而一个内在自足的自我的建构也显得越来越艰难了.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中,泰勒所言的“自恋文化”就形成了,这种文化形成的背景是：“这种个人主义导致以自我为中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那些更大的、自我之外的问题和事务的漠然,无论这些问题和事务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历史的.其后果是,生活被狭隘化和平庸化.”（《本真性的》,程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而这种自恋文化的特质表现为：“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

弱势的自恋,总有一种创伤性的记忆,甚至受迫害的妄想症,或有一种退隐回内心城堡的冲动.强势的自恋,是扩张的、战斗的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这种自恋不是祈求“他人的承认”,而是掌控评价他人的“认证资格权限”.

回到当代中国知识人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莫迪亚诺和泰勒所描述的这两种充满张力的心灵世界和人格特质,也是奇异地扭合在一起.知识人全方位地拥抱新媒体的时代,生活世界被媒介文化系统地更改和置换.媒介设置的议题深度地介入了知识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而知识人在媒介空间所拥有的话语霸权,以及这种话语扩散所形成的即时而广泛的回响,都让知识人的心灵时刻被卷入到时代的浪潮,同时被卷入一种话语权力形成的幻觉之中.一个更为集中、单纯而持久的思考、理解、判断、讨论和写作时间变得遥不可及.这就导致当代中国知识人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对峙：既支离破碎,又高度自恋.前者折射出的是相当多知识人面对媒介时代抵抗力的匮乏,而后者显现的是知识人对自己在媒介时代的“影响力”的“病态的焦虑”. 两种自恋意识

旅居美国的李在今年发表的一篇长文《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中,敏锐地指出了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对一部分学人深层心灵结构的影响.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也是拒绝公共说理的文化的,它既具有任意性,又有专断性和排他性,故有“高处不胜寒”之意.皇权意识是中心话语情结的精神结构,而中心话语情结是皇权意识的表现形态,北京是中心,北京以外就是边缘,中心是精神和文化的发源地,因此就天然地高人一等,应该被供奉、朝圣.由此可见,权力话语对知识话语的深度渗透.所谓中心话语情结,就是独占话语权威的情结.

李做出如下分析,“他（海子）等不及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他写了太多大而无当的诗歌,并且反过来把所有那些大而无当的意象当作补药吞了下去.我把这称作意象吸毒,或者说意象中毒.而在这样的意象中毒背后作祟的,则是皇权意识,皇权崇拜.这类意识和这类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个个人,比如对的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种自然形象,比如太阳,土地,或者其他什么大物事的顶礼膜拜.有时也会体现在对诺贝尔奖的渴望上,因为得到那样的大奖,就如同被加冕为皇帝一样.反正形式多样,对象不一,但秘密只有一个,要成为高高在上的人物,要成为大众欢呼的人物,要成为君临天下的人物.正如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场火炬游行,中国民众又何尝忘记过广场上由成千上万的人群组成的红色海洋?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那个瞬间,可能将永远停格在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的内心深处.”这种分析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但在某些关节点也有一定的度,与此相对照的是李对那些保持平常心的作家的认同,比如史铁生等人的人格与人生,他说：“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的大院气息,而是充满着普通人的人情味,朴实得让人感动不已.”

大凡对当代中国知识界略有观察,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接触的人,都能体会到相当一部分知识人身上都弥漫出一种强烈的自恋意识.

何谓自恋?在我看来,自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弱势的自恋,总有一种创伤性的记忆,甚至受迫害的妄想症,或有一种退隐回内心城堡的冲动,总感觉自己在被这个时代、世界或他人拒绝,总活在一种“承认的焦虑”之中.这种自恋意识不是进攻型的,而是防守型的,往往是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精致地抚摸自己的每个生活细节和心灵感悟,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在一个突兀的大时代,搭建一座细腻而敏感的心灵之塔.这种自恋意识在文人群体身上往往较为触目.

而另一种自恋是强势的自恋,是扩张的、战斗的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这种自恋不是祈求“他人的承认”,而是掌控评价他人的“认证资格权限”,作为某一个或某几个圈子的掌门人,谁可以准入、谁被防堵、谁应该被清理门户,都由他说了算.这自然也是一种掌握了象征资本的文化权威.这种自恋意识,其实有点类似于传统江湖意识里的“老大意识”,老大是唯一可以论资排辈排座位的人,老大也是可以随意超越规则并以此显示独特权威的人. 从“士大夫政治”到“文人政治”

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的那样,这些作家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

传统中国的知识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意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恋意识,只不过这是一种相对温和、理性和健康的自恋情感.无论是宋儒的得君行道,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豪情,还是明代士人的“觉民行道”面向普通民众启蒙的悲情,都是读书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和公共责任的一种承担.这种士人人格“见之于行事”,也就是说士人读书治学的义理往往与“事功”难以切割.士人入仕之前与乡村的农耕生活紧密相连,入仕之后也介入了地方或政治的实际治理过程.他们从儒家经典习得的自恋、自负,往往会在现实政治的锤炼之中采取更切实际的调整姿态,这从传统中国的地方社会基本上能够依靠士绅群体来维系可见一斑.

到了科举制度废除,王权瓦解,依照史家杨国强的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大脱节,即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的急剧变动与变化相对迟缓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脱节,沿海口岸城市的迅速发展与内地社会之间的脱节,知识人与大众之间的脱节（《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年版）.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近代中国特别引人瞩目的边缘知识人群体.这个知识群体受过一定教育,接受过启蒙理想的感召,也具有一定的民族国家意识,但社会无法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学业、就业、婚恋、生活等空间.备受挫折之后的边缘知识人或游民知识人群体特别容易抱团取暖,形成一种集团性的自恋意识,比如创造社成员即如此.而与之相应的是清末民国形成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从梁启超、康有为、严复到后来的胡适、丁文江、储安平等人.这个群体强调重建社会重心,强调“少数人的责任”,甚至有些知识人强调“新式”.胡适在《努力周报》曾经发表一篇《政论家与政党》,自诩他与其同人要做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超然而客观地提供理性的政治评论和裁断.简言之,前者是在自轻自贱的烦闷中自我矮化、自我贬损,却又以一种极度高亢和自负的形态表现出来,比如1930年代在上海文人圈流行的“文人无行”、“文人无用”的知识话语,后者以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舍我其谁的气概自诩,事实上却又是高度精英化的政论话语,在生活方式上也隔离于当时多数的中国人,比如史家蒋廷黻就曾经在《知识阶级与政治》一文中反省过.

就这个历史脉络来看,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存在着一个从“士大夫政治”向“文人政治”的范式转型,前者无论是修齐还是治平,都凸显“任事”和“实践”（无论是道德实践还是政治实践）的能力、经验（当然传统中国也存在一个文人的历史脉络,但并非主流）,而后者则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的那样：“这些作家的处境本身也为他们对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 （《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与法国大革命前后这种文人政治类似,孙歌曾引述英国国际政治学家卡尔的理论指出,1919年到1939年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年,德国知识界的多数人也具有理论化倾向,比官僚更加追求政治理念,在事实上成为近代以来乌托邦式政治运动的指导者,而且比较容易具有左翼乃至激进主义的倾向,但这些人往往无法理解现实的状况.（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三联书店2011年版） 历史中形成的心灵习性

几乎在同时期的中国,相似地活跃着一个左翼的激进知识人群体,这个热衷于政治理念而疏离于政治实践的文人群体,最后被压抑、清洗和置换,文人政治从独亢一时到陷溺在长时间的沉默之中.“牛鬼蛇神”式的符号化和污名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裁断,或者如瞿秋白《多余的话》中的自我描述成“高等游民”甚至“废物”,这些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压力,对20世纪初年启蒙运动形成的现代文人群体构成一个摧枯拉朽式的毁灭.所以革命年代的知识人是不可能存在广泛的自恋意识的,偶尔有之,也是极为例外的情况,比如萧军《延安日记》所呈现的那种自恋、自负而敏感的心态.20世纪中国革命最显著的特质之一就是反精英主义,而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最显著的特质恰恰是精英主义式的政治实践.这两种文化构成的严重断裂,导致现代中国知识人处于两头不靠岸的悬浮境地.作为不自由悬浮的知识人,似乎只能依靠自恋来维系和安顿自我的身心.这就如杨国强先生在一次学术研讨会所言,“人（健全的人格）不是批评出来的,而是尊重出来的.”可惜20世纪的中国似乎更强烈地弥漫着一种批评的精神,没有尊重,哪来自尊?最后知识人就只能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来自我抚摸,也就是强烈的自恋意识.

学者许纪霖曾如此反思他们这一代（77、78、79新）知识分子：“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浩劫造成了10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10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17年（1949～1966）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以及“缺乏道德感”等,正是对这一代人相当严肃的批评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