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的偏离与矫正

摘 要 ：经济文化偏离是民族国家经济发展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全球化时代,经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逐渐消解了空间性特征,因此经济文化偏离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并直接影响到特定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性.认真反思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文化偏离现象,有针对性地进行矫正,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需要.

关 键 词 ：经济文化,文化偏离,社会逻辑,矫正

经济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在经济发展目的、手段及效果评价等问题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经济文化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经济活动主体如果不能适应这些特征,就会出现经济文化偏离现象.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在“时空压缩”背景下,经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逐渐消解了空间性特征,“以人为本”、“创新驱动”、“利益与责任平衡”、“经济与幸福同在”等成为经济文化的核心理念并对世界各国经济起着导向作用.当然,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条件下,过度强调全人类利益和全球治理有一定局限性.不过,个体利益不能成为无视社会整体利益或者全人类利益的理由.因此,探讨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文化偏离现象就非常必要.

一、经济文化的偏离及其表现

经济文化偏离,是指符合时代特征的主流经济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引导作用不明显,或者某一场域的主流经济文化明显有别于更大时空范围内为人们所接受的经济文化的现象.经济文化偏离的极端结果是经济建设成果丧失,一般情况下则表现为经济总量保持上升势头,但积聚的各种矛盾不断增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趋于降低.目前中国的经济文化主要是以对GDP总量追求为特点.从本质上说,这种经济文化延续的是人类社会从封建时代向工业时代转换初期的那种经济文化理念,一定程度上与当今世界正在形成的价值观念相矛盾.在全球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条件下,如果后发国家不利用时代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克服早发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出现的苦难,经济文化偏离现象就出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耗能低产出、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等等,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做法在中国的重演.这说明,我们的经济文化偏离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具体来讲,这种偏离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宏观战略过度重视经济总量问题

经济文化包括宏观经济文化和微观经济文化两个部分.其中宏观经济文化以全球和社会整体论为出发点,要求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公正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断提升.但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些问题,仅仅关注经济总量是否扩大.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文化决定经济主体对财富的态度,进而决定对获取财富的努力的态度”这一观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样与对“富裕”目标追求的文化氛围形成密切相关.不过由于经济发展是按照传统生产型经济模式来进行的,主要得益于投资增长、资源耗费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因此继续发展开始受到制约.首先,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这种模式的延续.世界自然基金会《2010年生命行星报告》显示,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8全球公顷,中国仅为1.0全球公顷.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对海外资源依赖度不断增大,风险也随之增加.利比亚政权更迭后,中国在利比亚数百亿美元投资打水漂这一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其次,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以空气质量为例,在传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影响下,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后,由于新增PM2.5平均浓度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全国将有2/3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十二五”期间,仅以PM2.5为主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控就需要投入超1000亿的资金.这说明,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扩张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战略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障碍.例如,为了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近年来我国对稀土和焦炭出口采取限制措施,但部分发达国家却以违反WTO规则为由对中国说三道四.中国公司被动卷入柬埔寨拆迁纠纷、国外媒体称中国实行新殖义掠夺非洲资源等问题,也与我们奉行比较优势战略、一味追求经济总量扩张有关.中国富豪猛增主因是经济增长模式有缺陷这个判断虽然刺耳但却值得我们深思.受这种规模扩张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国专利数量不断攀升,实际质量却不乐观.因此,如何改变宏观经济文化,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首要问题.

2.“知行矛盾”现象普遍存在

经济文化不仅仅是理念上的存在,而且具有强大的实践功能,使人的经济行为始终保持某种一致性和目的性,形成一种自觉的社会机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1]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充分体现了经济文化的这一功能.如果没有对摆脱贫穷状态的强烈渴望,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会进展这么顺利.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经济文化是一个系统的、统一的整体.经济的物质文化如果没有精神文化的推动,那么二者的不协调是会生出一些问题的.例如,实现经济总量增长和公众幸福感的统一是当今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之一.我国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幸福”二字.其后,提升幸福感取代GDP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不过,2011年期间,虽然很多地方官员表示要“提高市民的幸福感”,但各地出台的新五年计划依然都强调“地区内生产总值翻番目标”.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要求增长的成果必须为广大群众所享有.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意味着这一目的没有实现.世界上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地理位置引起的,这些地理障碍可能比古老的阶级障碍更加难以逾越.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国不断出台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各地陷入了政策竞争之中,实际结果是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差距.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突出,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事件层出不穷,部分行业的从业者没有将符合的制度规则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深圳禁止民工群体、舟曲不顾地震台反对上马大批无证小水电、多地违建高尔夫球场交完罚款继续营业、康菲溢油事故诉讼半年无一桩被立案等情况说明,我国经济文化中知行不一的矛盾非常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直到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仍没得到解决,原因就在于政府博弈的客观存在使得好的经济发展理念无法落实.一方面中国已经习惯于强调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们还在为追求增长而不计后果.这就是知行矛盾的生动体现. 3、社会生活泛经济化问题严重

合理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角色.与以按照直接创造多少社会财富为评价标准的企业这类功利性角色相比,对社会公益组织或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等这类表现型角色,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主要不是看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而是看在社会正义等价值观的宣扬与维护方面所做贡献.中国现代化进程重新启动以来,这一历史性分工虽然还存在,但社会生活的泛经济化日趋严重,社会财富成为了两类角色的共同价值追求.首先,经济组织过于注重利润获取.三聚氰胺、地沟油、等灰色技术的泛滥以及重金属污染不断加剧就是例证.企业为了追逐卖点,使用“法租界”一词作为宣传用语,节油与机长收入挂钩导致吉祥航空拒不避让事件,诺华借赠药增加适应症以扩大销售等事说明,部分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为了利润根本不考虑社会公序良俗.其次,一些表现型角色也将利益获取作为活动准则.个别福利院通过涉外收养创收,慈善组织以慈善名义敛财从事经济活动等都是典型案例.在一切金钱至上的社会文化氛围下,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也以利益得失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而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会生活的泛经济化.矿难频发但部分矿工家属却因利益纵容企业瞒报,房产成家庭诉讼首恶,争产权抢遗产影响亲情,承包寺庙成新暴利行业等现象说明利益取向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更为严重的是,部分政府机构也以各种方式介入经济活动.例如,民政部评选最具爱心捐赠时,要求年度捐款要达百万以上；婚姻法新解释公布后,部分地方针对婚前房产加名征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后,有些地方税务部门以各种原因延迟推行新规等等,说明政府主管部门对社会生活的泛经济化具有很大责任.可以说,在对物质利益追求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创造了一个物质高于道德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4.不利于技术进步的思潮泛滥

工业革命以来,对矿物燃料的依赖使人类走上了一条破坏甚至毁灭环境的危险之路.为了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技术、制度和价值观,按照世界主流经济文化发展趋势调整我们的行为.当代世界经济竞争主要在于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知识产权被广泛视为产业和市场竞争力来源.中国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为了维持较高的利润率,不是从如何加快技术进步这一角度考虑对策,反而醉心于如何压低工资,由此导致了大量“劳务派遣制”员工的出现.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对此指出,“派遣劳动”从成本上考虑有可行性,但可能会妨碍日本高水平技术的传承,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修正.[2]因此,如何解决目前大量存在的劳务派遣制用工问题,是中国改变经济文化理念的一个入口.另外一种不利于技术进步的观念是以老龄化社会为由,强调延迟退休年龄.确实,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以中国人勤奋的生活态度,现有的退休年龄确实过早.不过,年轻人是新思想的主要源泉,降慢下一代人的升迁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速度.[3]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理上,我们还面临灰色技术大量使用的问题.当技术拥有者在研发某一技术时,不是从有益于社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有所贡献,而仅仅是从获利多少来考量时,技术的发展的负面效应必然出现,进而滞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这种思维方式甚至影响了国家标准战略的发展.标准是专利的集合,是最高的产业竞争力.在乳业新国标、校车标准的制定上强调国情而置世界经济文化发展趋势不顾,只能说明我们目光短浅.我们可以发布报告称我国产业竞争力全球居首,中国制造业超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虚名背后存在多少隐患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发展经济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现实,中国激增的专利数量与实际质量之间的差异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5.国家富裕、个人富裕与社会福利问题

国家富裕和个人富裕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社会福利是人们关注的话题.确实,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出现后,世界已经习惯了一种观点：全球最大经济体一定住着全球最富裕的人.随着中国崛起为超级经济大国,国家富裕与个人富裕间的联系正被打破.[4]如何在相对富裕的基础上持续发展,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注意的重大课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不意味着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中国公民都富了起来.相反,绝大多数人需要忍受因经济快速发展而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更为严重的是,阶层固化使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国家财富增长过程中使自己的财富获得预期的增长.随着社会契约受到侵蚀,因缺少有效群众政治机构疏导不满,导致的不是清晰的意见而是不成熟的愤怒.[5]只有形成个人财富稳定增长的机制,群众的不满才能真正消解.在这个问题上,人均GDP增长的解释力是不够的,收入分配方式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平均数以下.发展不是仅仅少数企业家发财.在大部分民众变得更为富裕并对自身未来抱有信心之前,中国无法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领袖.调查称中国百万美元富翁人数超50万,富裕家庭数量已超过英法德等国家.不过要看到我们的人口基数比这两个国家多很多.现在不断有人说欧洲过度福利养懒人,中国应警惕福利主义陷阱,不希望该风气传染中国.诚然.欧洲福利制度可能确实存在问题,但是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必然让低收入群体失落,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中国发生的件和其他国家的活动原因各不相同,不过共同点是一样的：人们在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而斗争.要“富国”先“富民”.在高科技与信息化成为现代经济文化主要特点的情况下,个人富裕必须提到比国家富裕更重要的层面,必须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待二者的关系.

二、经济文化偏离现象出现的原因

危机本身就是一种调节过程.经济发展过程和经济文化本身出现一些偏离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能够认真分析原因,克服这些不正常现象,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当今中国经济文化偏离现象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1.追赶型经济与成功的包袱

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总量的追求成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标准,财富拥有量的多少成为判断个人成败得失的切入点之一.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如何快速积累财富成为个体与组织的首要目标.每个人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使自己超过他人.文化与政治的这种融合,是形成当前中国经济文化偏离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全球相互依存的历史背景下,通讯手段的进步使得公众随时能感受到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使他们对政府提出更多要求：不仅要实现增长,而且要赶超其他国家.[6]追赶首先是数量上的赶超.从世界范围来看,追赶型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建立自己的科研基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忽视,并无视因此附带产生的问题.[7]以社会生活的泛经济化为例,最高检数据显示：部分项目1/3工程款被用于行贿,但是因为对经济总量增长贡献很大,我们往往听之任之.中国问题的关键是缩小城乡差距及确保经济转型,但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不一定意味着新增财富能够支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最大的威胁在于这意味着环境负担不断加重,粮食和其他资源能源供应变得更加紧张.走出这一困境的最佳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改变对过去模式的迷信,不要背上“成功的包袱”.令人遗憾的是,在原来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作用完结并充分显现弊端之后,我们没能形成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的新增长模式,从而使各种制度设计逐渐偏离时代的需要.增进个人幸福感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但能为人们带来持久幸福感的决策在政府施政过程中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这是追赶型经济的最大弊端.其实,西方并非一个地理性的实体,也并非仅仅表现为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从根本上说,西方是一个由对创新的热情、自我批评的能力以及性别平等三个基本特征确定的心态.[8]关于“西方”与现代化认识的歧义,是中国经济文化偏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2、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文化

在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中,集团文化和经济文化的关系处理,直接影响到民众对科技发展的态度.中国古代,由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那时我们的经济文化和集团文化都非常重视知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带来了中国社会的相对繁荣.但是,当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制度确立后,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就逐渐背离最初的形态,对社会管理的重视到导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流行,集团文化开始压制经济文化.在人类整体上处于封建社会、技术进步频率相对缓慢的情况下,文化内部构成的这种偏向问题不大,毕竟那个时代,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是人口的函数,中国人口总量的优势决定了中国技术进步领先地位的维持.但是,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和人口总量的传统关系不复存在,偏重于集团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技术进步的制约作用就凸显了出来.

儒家文化强调社会价值而非个体价值.虽然这种注重集体的文化对中国以致亚洲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除了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由于将技术自主性作为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因素而大力强化,从而使得集体观念对技术进步起到了正向作用外,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是阻碍了技术快速发展.在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染下,缺乏批判性和个性化思维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主要特征.这使得中国形成了更适合于在明确指令下发展经济的历史惯性,即少数精英人物负责战略统筹,大多数人被动追随,而不太注重鼓励个人的创造性.这是中国个性化色彩更强的现代怎么写作业发展缓慢,而倾向于严格的流程规范的制造业成就突出的原因所在.创新需要个性与自我意识的张扬.然而在中国,标新立异并不是经济模式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应该说,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政治,以及追求和谐这两条重要价值观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对技术创新等现代经济文化理念的漠视.因为知识产权为个人思想创造了一个竞争市场,最终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9]这是我们理解儒家思想与科技发展关系进而了解经济文化偏离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3.风险意识与危机观念缺乏

随着活动空间不断扩大,人类步入了一个不确定性日渐增多的时代,风险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持续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得多数中国人信心满怀,觉得只要我们确定了目标,那么实现目标只是时间的问题.多年来,中国的战略设计基本就是这种乐观情绪鼓舞下的顺境条件下的目标实现的过程.如果有人对这种心态提出质疑,那反倒是不正常的事情了.经济长期繁荣使人们丧失了风险意识,导致政策设计上的粗疏和自满.经验表明,重大危机发生前预测性情报和分析得不到重视的关键是存在一种对风向的“冷”处理文化.在这样的文化里,苗头性的东西是不讨论的.警报无人关注是因为崩溃威胁不是即刻的和容易发现的,也是因为从政治上讲不能让人联想到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控制、也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干预手段和应对措施.[10]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风险性因素很多：科技自主创性能力差,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导致内需不振.面对这些不和谐因素,人们很少看到真正有价值的应对方法.2011年以来中东北非局势动荡的严峻现实提醒我们必须要以风险意识为原则,重新思考过去实行的经济战略.特别是要注意,意在加快经济复苏的经济政策,应当遵循医学上的第一原则：不造成伤害,不要加剧原已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11]例如,为了克服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消极影响,我们提出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虽然避免了经济衰退,但同时也滞后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我们要明确,注重短期效益的思维方式和过度的冒险投机行为,只能导致经济的泡沫化增长和严重的经济失衡.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审视延续多年的工业、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并做出改变,那么经济文化偏离现象还会存在.

4.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失衡

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实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它主要受集团文化支配；市场存在的价值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它主要受经济文化支配.随着现代经济与社会关系日益密切,经济文化和集团文化融合的趋势日渐加强,政府和市场也不再分属于某种关系框架的两级,而是共同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文化偏离的发生从政府和市场关系角度看,主要源于两种性质的问题：第一,权力平衡过于向市场倾斜.金融危机发生原因很简单,就是政府丧失了监管市场的能力与意志.单纯的市场行为未必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在“华盛顿共识”居于主导地位之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印度这些并未完全接受这一共识的国家就是很好的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来说,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是我们唯一的目标,经济文化建设也是以此为重点的.但就目前来说,由于单纯强调市场化,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国家缺乏支持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能源,环境退化、社会秩序紧张也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第二,政府也以市场化的原则运作.政治或者政府对经济发生作用的途径之一是经济文化的制度化.正是因为制度的存在,经济文化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约束才有了一个有形载体.可以说,制度通过奖惩机制确立了人们经济行为选择的机会集合.在市场经济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政绩考评与晋升机制导致了中国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像商人一样思考问题.由于资本和资源如何分配是由胸怀政治目标的官员决定的,因此一旦经济总量增长能够带来政治或者经济上的利益,地方官员是不会在意发展的负面效应的.江苏舜天废气排放超标环保局称达标就行,安徽怀宁发保护牌给企业要求未经授权不得检查,黑龙江阿城政府帮雀巢克扣奶农等事件说明,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是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各种非理性、非道德状态形成的根本原因.

5.对可见性成果与实用主义的迷信

在总量追求成为经济文化核心理念的情况下,经济主体注重可见性成果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从政府宏观层面来看,这一选择的结果就是只重GDP总量增加而不考虑其来源和分配,从而使旨在为公平经济发展指明方向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朝着各个方向摇摆,既忽视了为社会公平做出贡献,对环保问题的偏爱也使其成为一种特殊利益而非管理框架.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导致了对实用主义的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任何在经济上可行的东西都是好的.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成果主义泛滥、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密切相关.这不仅对社会的道德氛围有影响,也直接影响到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中国一直强调提升进步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强调自主创新.但是,由于通过模仿他人知识产权可以在短期内迅速获益,在没有长期目标追求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人们自然不会冒很大风险去从事预期性差的研发活动.意识形态上的实用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成果主义的泛滥,可能是中国经济文化偏离的一个根源.现在,我们越来越把个人利益看做唯一可靠的动机,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看做能够最有效地发挥他们才能的途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12]以科技创新为例,目前中国科技论文产出已居世界前列,但在论文影响力即被引用频率上,与数量指标排名反差太大.数量和质量不同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阶段对“可见性成果”的重视.[13]只要这种心态不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就很难说是健康的,增长模式转变以及社会文化氛围的改善也就根本不可能.康菲公司称漏油停产每日损失约4400万；1989年至2010年间,全国土地成交价款从4.5亿攀升到3万亿,卖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增长超过300倍；媒体称电视剧广告禁令可能导致电视台损失200亿；种地与盖楼收入相差30万倍,过半农民盼政府征地,等等诸如此类对数字的过度关注对中国未来发展未必是好事. 三、经济文化偏离的矫正办法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经济文化的偏向,主要是关于经济发展的价值理念方面的危机.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深刻研究其本质,而仅仅针对眼前问题实施对症疗法,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同样的问题还会出现.[14]为了营造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中国经济文化的调整和重塑是必须的.

1.按照新的社会逻辑调整施政路线

以人为本是现代经济文化的核心理念,经济文化重塑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推进,意味着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施政路线.要发展以人为本的经济,就不能仅仅用数字作为评价标准.通过社会创造的财富衡量社会组织模式成功与否等于用平庸低下的标准衡量人类社会的意义.如果人们无法安安全自由地享受繁荣,西方模式创造人们能共同分享的普遍繁荣的超强能力就毫无价值.[15]新的价值体系必须在“文化”的参与下才能最终形成.在根据经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制订经济与社会政策时,人们主要关注的很可能是幸福,而不是单纯的收入状况.GDP增长只是说明国内企业发展势头较好,并不意味着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平必然随之上升.因此,我们必须停止对金钱的顶礼膜拜,创建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体验的质量才是评判标准.特别是,我们不应该牺牲最重要的幸福源泉,即人际关系的质量.[12]时怎么发表展要求我们放弃以经济增长尤其是用GDP作为衡量政策成功与否主要标准的做法.必须采取战略性步骤改变“增长型”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实施社会性包容战略,使人们广泛共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停止增长,而只是强调我们的社会逻辑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类福祉等变量上来.正因为如此,强调,要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同步提升.[16]我们应该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制定涵盖各个阶层的新社会契约,要让所有公民都能从不断发展的繁荣中获益.能否促使地方政府采取行动,将可持续性、社会福利、教育和文化发展提至与GDP增长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新的经济文化的形成,对于“十二五”规划能否成功至关重要.

2.大力推动经济活动的化

每个经济主体在获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从上面所述近年企业经营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化倾向是比较突出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道德罗盘来指导自己及其机构的行为.[17]传统商业道德基础的破坏是经济系统出现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进行思维转换.从宏观经济文化来看,必须远离过度的个人主义,致力于建设一个基于信任的社会,朝具有更高社会责任感的方向前进.[12]从企业角度来讲,就是实现“追逐利润”与“社会贡献”的统一,要按照社会公认的准则来调整经营活动.近年来受人诟病的银行业、移动通讯业的暴利以及保险市场的不规范等情况说明,对金钱的无尽追求,使得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诚信缺失.2011年媒体不断披露的以标签误导消费者,楼市降价促销触痛房奴神经引发维权风波等等,充分说明了经济活动非道德现象的严重性.中国海关获全球“反检测冒最佳政府机构奖”,既是对中国政府施政行为的肯定,也暴露出目前的经济生活中违规违法行为还比较严重.市场必须讲求公平,必须讲究道德,必须受到监管.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一旦有人谈到价值、理想、信念,就是所谓的走回头路.要认识到,中国社会良知正处于发展之中,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市场分割现象普遍存在,为部分企业非道德行为提供了发展空间.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强化企业经营的诚信、守法意识,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近年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公众对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的要求越来越高.沿海制造业“民工荒”意味着中国“最低劳动力成本”的地位即将终结.我们必须以此为契机,实现经济活动的化转向.

3.努力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如果说在赶超先进国家的目标指引下,我们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有道理的,那么,在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延续过去的发展思路,显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经济赶超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对中国来讲,重点在于如何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并据此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但照搬西方城市化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市场经济模式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各国国内和国际上的有效治理.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只有通过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能解决.[18]目前中国城市的能源消费是农村地区的3.5倍.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到2020年中国新增石油需求量将占世界新增总量的40%.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不考虑世界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势必遭受巨大的内外压力.要认识到,在中国,除非科学技术发生根本变化,否则目前的资源使用方式是不能持久的.“十二五”规划目标体现出中国革除高增长带来的弊端,将重心调整到更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的决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决策将会不仅向价值链上游而且向国内消费方向前进.实现这两个至关重要目标的选项就是放弃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让越来越多中国的大学、公司与科技工作者参与到世界重要的知识生产和流动中去.目前中国学术界存在两条路线之争：持保守立场的人不肯改变这些年来在经济总量增长上成效明显的技术跟踪模仿战略；而持现代化立场的人则主张利用金融危机提供的机会,关闭落后并开启新的增长方式.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成功要持续下去,就必须改变经济繁荣背后的“模式”：把低技能和低收入的工作转变为高附加值、高收入和高成就感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形成注重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改变传统文化阻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现状. 4、公共力量的规制与发展并重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并在一定范围内行使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如何确保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公共力量真正发挥作用是个重要课题.诚然,我们不能以所谓公民社会理念与中国国情不符而拒绝政府权力向社会的转移,但2011年不断披露出来的社会公益组织敛财的负面消息说明,只要社会组织的泛经济化现象存在,所谓的公民社会建设是解决不了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的.从20世纪初登上世界舞台以来,非政府组织一直以大公无私的形象在活动.不过随着时代变化,部分组织已经一定程度背离了最初宗旨,甚至有批评者指出,相比于财富创造者,这些机构更像经济掠夺者.在中国,开展非政府组织工作成为公民“在政治上活跃”的途径,民间组织也成为了“另一种政治手段”. [19]因此,对社会组织等公共力量的作用,我们必须全面看待,不能偏执一端.

随着经济形态不断演变,以及权力从政府向社会转移,未来社会可能出现比当下更为复杂的经济行为规范化系统,各种社会机构将取代国家在游戏规则确定与执行中发挥主导作用.人的幸福和地区的繁荣仅仅靠企业为社会做贡献和政治力量是不够的,市民和非赢利组织正在为解决教育、培养后代、城市建设、护理和福利等问题做出不懈的努力,过去“”所垄断的领域应该向“公共”开放.[2]近年中国政府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对食品安全的整治,很大程度上都是公共力量推动的结果.未来中国发展除了在技术层面解决贫富不均、道德滑坡、社会稳定等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在顶层设计上实现从以政府为主的政体向以社会为主的政体转型.正如温家宝所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凡市场机制能调节的就不设审批.民诉法拟修改赋予社会团体公益诉讼资格、民政部称将最终实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等举措说明,政府正在推动公共力量成长.广东省委不追究乌坎群众过激行为的做法说明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行动.

5.认真对待法制、监管与公信力问题

经济文化实质上是关于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规范问题,同时经济发展又是在国家战略指导下的发展.因此,离开了对政府法制、监管与公信力的分析,关于经济文化的相关结论必然会存在偏颇.农民工欠薪问题多年没有解决.矛盾激化之际,我们往往站在强势者的角度谈论法制,说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没有签合同导致讨薪难.如果这个推理是正确的话,那么政府就应该要求用人单位在招工时必须签订合同,以维护弱势者的权力,而不能等到出了问题就以法律说事.市场只有与适当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体制配合才能确保经济发展的益处惠及大众,因此必须把监管机制变得与市场一样现代化,要使法制成为公众的最后保障.环保法让康菲逍遥法外,湖南村民卖检测羊毛衫却被罚2151万等等,既是法制不健全的表现,也对政府公信力提出了挑战.卫生部称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出在执行环节,无资质企业连续中标政府采购等情况说明,政府公信力已经遭遇危机.恢复公信力,要依靠政府自身的努力,尤其是要建立健全更具活力的监管机制.1978年以来,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政府往往先选择一个地区进行试验：收到了预期效果的就推广,不能发挥作用的就放弃.这种体制创新的积极效用是明显的,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政府解决与持续增长相关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受到制约.目前,中国解决能源、环保、社会公正等问题时还停留在仅仅提出一系列国家目标层面上,在敦促企业和地方政府执行这些目标上还存在很多障碍.1994年分税制改革极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及其与政府的政策博弈能力.这意味着,除非一国社会具有明确的国家特征意识和共同的公共利益,否则个体对其表现出的忠诚就会少于对自己族群、部落或关系网的忠诚.[2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区间的不平等拉大,那么其潜在的危险就更大.因此,如何通过法制建设,强化监管能力,提高政府公信力,是解决经济文化偏离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

[18] Robert Edward Rubin. Getting the Economy Back On Track[J].Newsweek,2009-12-28.

[19]Amy E.Gadsden.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EB/OL]. http：//.aei./files/2010/07/23/TocquevilleChineseNGOs0710.pdf.

[20] Nancy Birdsall,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J]. Foreign affairs,20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