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不等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新中国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祖国大陆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不过,“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不能等同的.前者指的是这段历史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后者指的是在此期间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在分析、评价这一时期的历史功过的时候,必须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别开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是彻底否定这个时期的一切.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发展及其结束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于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后不久开始写作,并于1960年底完成的京剧剧本.此前,在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在讲话中曾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刚直不阿、冒死上谏的精神.1959年7月下旬,庐山会议开始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后,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海瑞”,彭德怀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海瑞”.从1962年开始,担任秘书的就对、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不过,伙同康生等人继续抓住这个剧本大作文章,他们将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多次向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终还是被“说服”.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浓重的政治色彩.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在社会科学领域开始所谓全面的“揭盖子”.

鉴于学术批评引起的紧张形势,同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会议,提出要把学术讨论置于党的领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同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书记处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显示了这场革命已由文化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委员会通知》（于5月 16日通过,故简称“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设立“小组”,这个小组被等人把持,实际上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而林彪、、康生、等人主要利用所谓“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五·一六通知》及后来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都有写作技巧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十六条”则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等作出了规定.“文化大革命”由此全面发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出现了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成为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1966年10月5日,军委、解放政治部发出由小组参与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实际上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使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开来.但这种泛滥还只是在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工农业等经济领域还未涉及.而恰在这时,发生了“安亭事件”.11月10日凌晨,上海“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王洪文带领2000多人冲入上海北站强行登车,声称要赴京.列车行至上海附近的安亭站被阻留.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断路,造成沪宁线全线运行中断30多个小时.“安亭事件”开了工矿企业的工人串联“造反”、“停产闹革命”的先例.此后,反映小组观点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先后下发.工厂、农村开始建立群众造反组织,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化大革命”全面地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这是导致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在夺权过程中,各地的造反派组织普遍形成两大对立面,加上、陈伯达、康生、等人趁机煽动,在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地步.同年7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部长谢富治和小组成员王力,在武汉宣讲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时,发表明确支持某一派的言论,因而遭到被压制的另一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7月20日,“百万雄师”一些人冲入武昌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出于激愤,群众和与他们观点相同的战士将王力打伤并强行带走.与此同时,武汉三镇数十万军民连续几天举行声讨谢富治、王力的游行,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风潮.这就是所谓“冲击代表团住地”、“绑架代表”的武汉七·二○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等人继续煽动派性斗争,特别是7月22日,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后,社会动乱非但没有得到控制,相反愈益加剧.8月7日,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系统）检（检察院系统）法（法院系统）”,小组成员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1967年到1968年下半年成为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党、国家和军队处于最混乱、最艰难状态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