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父权文化的挽歌

摘 要 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新潮女郎常常被解读为感情冷漠自私、金钱至上、具有毁灭性的蛇蝎女性,而作家本人也被认定对新潮女性持批判的态度.本文在女性主义立场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作品分析,揭示了菲茨杰拉德矛盾到发展完善的女性观.

关 键 词 ：菲茨杰拉德 新潮女郎 父权文化 女性独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的主要代表作家,是公认的“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和桂冠诗人.美国新潮女郎的创作不仅倾注了作家一生的热情关注,也是读者和评论家着迷的主题之一,而国内外学界对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女性观也存在很多的争议.

女性主义批评源于上世纪60年代,而对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评论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女性形象的文学评论主要以对传统文学作品的文本的重新审读和重新评论为主要方法.由于对作品中女性形象既定的非“天使”即“魔鬼”的男性解读视角,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是两重天.要么纯洁、可爱、自我奉献、受人敬仰,要么肮脏、丑陋、自私、狡猾.而由于受父权文化体系的影响,男性批评家被赋予了权威,男性的文学评论也不时呈现出这种对女性的文学误判,而且必然地对读者造成很大程度的误导.由于古德赫斯特的菲勒斯批评（Phallus Critici）对读者的影响,读者很大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受男性塑造的虚检测女性形象左右,甚至忽视了男性文本中可能的对女性问题的反思、同情甚至赞美,错误解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曲解作者的创作本意和初衷.

菲茨杰拉德女性观无疑是从一开始的矛盾到随时间推移而又逐渐发展的.这种女性观的形成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他对女性可谓是爱恨交织,既怜又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无疑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以及他个人的人生感悟.一方面,不可逆转的时代变革,如火如荼的女性解放运动,无疑使菲茨杰拉德对时代催生的时髦女性心生赞赏.如在《我失落的城市》一文中,菲茨杰拉德曾经提到“渡船”是纽约的第一象征,它代表了成功；而“女子”是这个城市的第二象征,它代表了浪漫的爱情,这都是他所追求的.他也相信这种追求“不仅是美国梦,也是人类的梦”.董衡巽曾批判菲茨杰拉德的梦“是美国生活方式熏陶出来的普通青年的普通的梦――出人头地,腰缠万贯,再娶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他和同时代的人一样热烈地追求心目中美丽动人的新潮女郎,肯定她们的存在点燃了男性的梦想,为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当作家的人生处于鼎盛时期时,事业的成功和获得新潮女郎的爱情是相得益彰的.但是当作家人生陷入低谷之时,他感同身受的则是同时代男性的所思所为,即传统的男权地位在这时候尤为明显地受到家庭中新潮女郎的撼动和威胁.这些曾从父辈传统家庭模式中获得滋养的男性一时手足无措,无法接受这种女性角色的转换,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劳埃斯泰森谈到新女性时说：“新女性出现在20年代.如同以往一样,她们的出现引发了社会上保守人士的反对,这些人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认为女性对自己传统角色的任何背叛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破裂和社会道德的沦丧.”这也反映出作为时代的弄潮儿的作家本人当时的心态：面对社会转型时的滚滚浪潮,也难免力不从心,困惑和迷惘不可避免.这种“身在此山中”的迷失和矛盾也是作家自身局限的体现.但是,更重要的是,作家同时看到了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浮华之下,一代新潮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人生悲剧,看到了喧嚣时代对人性尤其是女性的戕害.不仅如此,在冷静思考后,菲茨杰拉德将内心的疑问和困惑具体生动地呈现在作品中,从茉特尔、乔丹到罗斯玛丽和尼科尔,这些镀金时代的新潮女性从菲茨杰拉德作品的字里行间婀娜多姿地缓缓走来.她们从胆怯到果敢,从传统到新潮,从依赖到独立,一个个衣食无忧却失去婉转歌喉的笼中“金丝雀”最终在作家对未来女性发展之路的不断叩问中毅然决然地破笼而出,振翅高飞.而从某一个单一作品,或作品中对新潮女性问题的揭露就认定作家对新潮女性持批判态度,有厌女症情结,这是不客观的.畅销书《人间天堂》中新潮女郎的穿戴、举止被女性争相效仿,这只是停留在一个问题的表象.从宏观的角度看,《了不起的盖茨比》到《夜色温柔》中的新潮女郎形象其实是在不断修整、重塑,从而复杂化、个性化的过程,是新潮女郎现象产生、发展过程的一个系统连贯的呈现.其间不乏作家对社会的冷峻观察,对自身悲剧人生的理智反思.菲茨杰拉德虽然身为男性作家,身处父权制传统和女性主义革新的夹缝之中,时有矛盾、困惑,却能秉持比较客观的态度对待时代的新潮女性,对她们的情感需求进行真实的描写,对她们的命运表示一贯的同情和关注,并且在作品人物塑造中给予了女性人物发展必需的女性自我意识,果敢的性格,经济的独立,为女性找到了发展之路、求新之路,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当然,由于身为男性作家的习惯思维和书写模式的局限,使得菲茨杰拉德在创作中也时有缺陷出现.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由于作者以尼克一个男性角色之眼进行观察,由尼克本人展开叙述,致使本该在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黛西不幸成为地道的配角.她只是漂浮在不同男性的话语中,成为一个不确定的遭受污染的所指,她的声音也蒙上了其他人的阐释色彩：她的过往要靠乔丹简单的间接交代,全文对黛西真实的想法表露屈指可数.黛西像个符号只是散布在其他男性话语中的零碎片段,而且还经过了多重的阐释,基本上属于失语状态.正因为这个叙述模式,黛西这一形象遭到了严重的误读.布利安威也认为黛西没有情感,只是性欲和金钱的化身.作者早在1925年小说出版前就意识到这个缺陷,在写给好友麦克斯维尔帕金斯（Maxwell Perkin）的信中,他明确表示对黛西的刻画大为不满：

“第七章总也不能令人满意――我为此忧虑了很久,但还是不能确切描绘黛西的反应等这可能毁了这本书的声誉而使之成为一部关于男人的书.”

作者明确表达了害怕作品被解读为是站在男性立场维护男性权力写给男人的书.也就是说,他希望《了不起的盖茨比》能同时受到女性的接受和认同,引起女性的共鸣.所以,他以尼克的男性观点出发的叙述并不是要借尼克之口表达他对男权的捍卫,也不是要一味对黛西为代表的新潮女性进行道德层面的口诛笔伐,而是作家男性话语模式不自觉的表露.在黛西为数不多的开口说话中,当谈到女儿时,她说：“希望她将来是个小傻瓜――这就是女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出路,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借黛西之口,菲茨杰拉德也把所谓的新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地揭示无疑.面对声势如潮的妇女解放运动,大多数黛西式的新女性是徒有新的外壳,内里仍然摆脱不掉传统的束缚和寄生性,这种新旧的冲突激斗对黛西们无疑是种煎熬,女性意识已经觉醒,传统的桎梏却挣脱不了,无路可走,只有做个傻瓜才能不去思考,求得内心的平静,得到简单的幸福.那么,菲茨杰拉德的创作意图是什么呢?在谈到《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本人曾说：

“这部小说的全部分量就在于,它表现了一切理想的幻灭,再现了真实世界的原本色彩.因此,我们不必去考察书中事情和人物的真伪,只要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诸多特征.”

这表明《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力图真实地呈现当时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活遭遇,表达作者对社会对人性深层的忧虑和在新旧夹缝中的困惑摇摆.那么什么形式才能完美地揭示社会现实,展现作者真实的意图?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的第三周,菲茨杰拉德告诉朋友帕金斯自己准备写《夜色温柔》时,他说：

“最令我感到兴奋的是,这部新书的形式、结构和观点都将是崭新的.这种方式康拉德没能找到,而乔伊斯和斯坦苦苦找寻了多年也未能成功.”

作者尽心的实验,以期能完美呈现社会的现状、主人公的内心状态,为此他不惜将视角先交给了罗斯玛丽,再交给迪克,然后是尼科尔,呈现了女―男―女的叙述形式,可谓用心良苦,但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受各方指责,认为小说结构混乱、缺乏深刻的人物形象,这无疑让作家备受打击.其实,如果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氏还无法完整把握“黛西”,只能借由尼克和乔丹来侧面刻画这一新潮女性,掩饰自己认识上的不自信的话,而到了《夜色温柔》的阶段,菲茨杰拉德已经可以把握作品中女性的心理.小说中的女性在经历了历时五年的蜕化后,最终破茧成蝶成熟独立起来：罗斯玛丽在母亲的独特教育之下,从天真少女成长为经济独立、感情独立的职业演员；饱受精神折磨的尼科尔逐步恢复健康和理智,向一贯依赖的医生兼丈夫发出挑战,最终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选择生活.曾经的黛西只能活在男权话语模式之下,没有申诉的机会,而《夜色温柔》一书在两位女性的视野之下,迪克由一个前途无量的医生、精神上的“父亲”,最终力不从心,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节节败退,无奈隐退到无名小镇.菲茨杰拉德用这一女性视野的叙述模式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几乎失语的不公做了一次文学的拨乱反正.同时,也将自己对新潮女性问题的理解进一步诠释.当这种女性意识得到激发、释放,就会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追求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随着传统道德体系的坚强壁垒的土崩瓦解,父权文化退出主导地位,逐步走向衰退,而《夜色温柔》可以说是写给父权文化的一曲挽歌.小说中的女性闯入男性认为理所当然占据的原有领地,确定了自己的经济地位,破坏了男性赖以维系的社会和价值体系,就等于向父权文化下了一道战书.正如菲茨杰拉德本人而言,这部作品是“献给女性的书”.

从给男性的书《了不起的盖茨比》到献给女性的书《夜色温柔》,无疑社会意识和价值形态的变化日益渗透到了菲茨杰拉德的创作中.作家将女性对自由平等和解放的呼喊予以了及时的艺术再现,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和理解.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女性角色成为了美国新潮女性的代表,无论是外在的张扬装扮和叛逆的行为,还是她们内在的不断思索和精神追求,不仅是为了获得自由空间,摆脱传统束缚的手段,更是认识自我,达到自主主体性的必然尝试.借此,菲茨杰拉德也完成了自己女性观的发展,逐步走出了自己的矛盾和困惑.

参考文献：

[1] 弗吉尼亚伍尔夫,贾辉丰译：《一间自己的房间》,人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 吴建国：《菲茨杰拉德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 虞建华：《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5] Fitzgerald,F.Scott,The Crake-Up.Edmund Wilson.E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2 年.

[6] 董衡巽：《美国现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7] Lois Tyson,Critical Theory Today-A User- Friendly Guide,Garland Publishing,Inc. A Member of the Tylor & Francis Group,New York& London,1999.

[8] Fitzgerald,F.Scott,The Letters of F.Scott Fitzgeral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sons,1963.

[9] 菲茨杰拉德,巫宁坤等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10] Poupard,Denis & James.E.Person.Ed.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Detroit & London:Gake Research Inc,1984.

[11] Hook,Andrew,F.Scott Fitzgerald,A Literary Life.New York:Palgre.2002.

[12] C.K.Hillegas,Note’s on Fitzgerald’s Tender is the Night,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