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膨胀综述

摘 要：我国经济正经历高速增长,同时也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学术界对此已从通货膨胀的衡量、通货膨胀的成因以及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三个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发现亟需建立一套精确的通货膨胀衡量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测度方法,为政府准确把握政策实施的强度提供参考.

关 键 词 ： 中国；通货膨胀；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11-0018-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11.04

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且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这也就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广度与深度.各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关注着物价水平的波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的产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因素也逐渐扩大到国外,世界主要大国的商品波动以及欧美货币政策的实施等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传输至国内,加大国内预防、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

一、通货膨胀的度量

通货膨胀的度量大致可分为传统的通货膨胀与核心通货膨胀两类.传统的通货膨胀度量,即用物价水平CPI或GDP缩减指数表示,CPI运用最早且较为简便,目前仍是学者们运用最广泛的评价指标,而GDP缩减指数的运用广度则稍次之.从通货膨胀的定义知通货膨胀具有普遍性,包含不同的领域,而CPI仅涵盖消费品和怎么写作领域,以此来代表通货膨胀的程度明显存在不足.GDP缩减指数虽然涵盖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怎么写作,但存在替代误差、产品质量变化误差、新产品偏误等[1],也不能准确反映通货膨胀水平.核心通货膨胀由Eckstein于1981年首次提出,以传统CPI指数为基础,剔除食品和能源消费品的上涨,没有统一的测度方法,如两阶段估计法、动态因子指数（DFI）模型、持续性加权核心通货膨胀指数等.李金昌（2014）从金融的视角对30%比率截尾法、SVAR法、持续性加权法、方差加权指数法和HP滤波法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方差修削法更适合测算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2].虽然核心通货膨胀率的使用是对通货膨胀测度方法的一种创新且颇受学者的青睐,但也存在着质疑声.谭本艳（2014）认为食品既是中国整体CPI的短期主导力,又是长期主导力,扣除食品比重的核心通货膨胀违背了核心通货膨胀的本质内涵[3].

国外也对通货膨胀的测度进行了创新,如澳大利亚编制最终购写指数（Domestic Final Purchase Index）、英国使用最终支出指数等,但这些指标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目前,关于通货膨胀率的测算仍无一精确的通用标准.

二、通货膨胀的成因

最初,西方经济学把通货膨胀分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等,国内学者也对我国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原因进行了验证.但通货膨胀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而非单一因素的结果,有些成因无法归结到某一类中,对通货膨胀成因进行分类界定的意义并不大,因此学者们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具体的诱发因素.根据通货膨胀成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并绘成图1.

(一)内在诱导

通货膨胀的内在诱导因素指通货膨胀惯性（周期）、通货膨胀预期以及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等,通货膨胀预期则基于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和惯性,因此对膨胀预期的研究居多.通货膨胀预期既有前瞻性又有后顾性,受产出、消费、投资和资产波动的影响[4],同时货币政策也会增加市场中的中短期通货膨胀预期,但对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不大.央行行长讲话也会加大通货膨胀预期的波动[5],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我国通货膨胀主要受前瞻性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6].尤其是在市场化经济比较发达且总需求过盛的省份[7],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也起到一定的作用[8].在影响当期通货膨胀水平方面,认为通货膨胀惯性比通货膨胀预期效果更明显[9],但通货膨胀惯性随着通货膨胀运行的不同阶段和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发生内生结构的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在通货膨胀的下降期和紧缩期惯性较大[10].因此,可以通过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引导与控制来预防或平抑通货膨胀,李颖（2010）等指出通货膨胀预期存在门限值,当预期低于2.8%时,减少M1具有显著的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当预期处于2.8%-3.9%之间时,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货膨胀均有显著的调控作用；当预期高于3.9%时,利率是抑制未来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11].

(二)外在因素

通货膨胀的外在因素是指通货膨胀自身以外的因素,根据来源不同,又可分为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从总的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李腊生（2010）、陈朝旭（2011）等均指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且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具有明显滞后一期的负面影响[12-14],由此存在着一个两难冲突的困境,合理的通货膨胀水平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当通货膨胀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彭方平（2013）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临界值为3.8%,且两种机制间的转换非常快[15].具体到经济增长的不同层面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金融相关领域,黄金与储备、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金融创新等都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其中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颇具争议.宋健（2010）、何启志（2011）等一致认为货币供应量是长期内诱导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甚至吴剑飞（2010）等认为短期内亦如此[16-18].对此,陈彦斌（2009）等则持反对意见,他指出M0、M1、M2对通货膨胀没有影响,超额的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19],李宝仁（2013）等运用线性协整模型检验表明,仅M0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有关[20].也有部分学者从房地产、产出缺口、人口老龄化、土地供给等角度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剖析. 国外因素也即输入型通货膨胀,包括国际食品、国际原油、国际利率、全球化、美元贬值等,通货膨胀的全球联动效应和区域联动效应能解释各国通货膨胀率波动的36%和18%[21].国际大宗商品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且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进口消费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会进一步加强[22].另外,美元贬值、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会从成本推动、资金输入以及货币扩张等方面推动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提升[23].

三、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临界值,Monaheng Seleteng（2013）认为当通货膨胀率小于18.9%时,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弊大于利,也即通货膨胀存在福利成本,具体表现在通货膨胀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阻碍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升级等方面[24].福利成本的测算最初是由美国学者Bailey于1956年完成的,他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基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构建“福利三角形”来测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25].国内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算较晚,2002年谢赤基于金融创新的角度对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算进行了探究,随后,学者们采用货币搜寻模型、广义矩方法、MIU模型等方法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测度,不同方法测算的结果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陈刚（2013）以通货膨胀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间接性地测算了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大小,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高于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将会使国民幸福感降低1.13%左右,这需要GDP增长率上升2个百分点来弥补[26].王珂英和张鸿武（2012）测算表明我国10%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的福利成本约为收入的1.2%[27].

由表2可知,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核算的方法在不断创新与完善,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从货币效用到交易成本的节约等,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货币效用因人而异、市场并非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会增加货币市场的复杂性,不易定量分析的因素增多,主观性因素加强.

四、总结与评价

由如上分析可知,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研究已不再囿于通货膨胀类型的界定、经济周期的划分等,逐渐从宏观结构式分析转向微观针对性研究,研究的方法也在不

断创新.通货膨胀的衡量是后续深入研究通货膨胀的基础,而目前使用的通货膨胀衡量指标（CPI、GDP缩减指数等）均存在一定的误差,建立一套精确的指标评价体系尤为重要.即使采用同一指标体系,在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分析方法的差异等也会造成结果的不一致性.精确的评价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误差、提高结果的可比性,但如何精确测度通货膨胀水平只是通货膨胀研究的一个方面,对其成因的挖掘以及影响的分析则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成因决定着采取措施的种类,影响大小则决定着政策实施的强度.由图1可知,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已相当全面,而对通货膨胀影响大小即福利成本的测算则仍在进一步的探索、优化中,不同的国情决定着其测度方法的特殊性及复杂性.

（责任编辑：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