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补农问题的文献综述

[摘 要 ]以工补农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方针.对这一重大的实践问题,理论界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在梳理国外最新动态的基础上,分别对我国以工补农的概念、重点及次序、机制和实现途径加以综述,并作简要评述.

[关 键 词 ]以工补农；重点及次序；三农

[中图分类号]F29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4-0141-03

基金项目：受湖南省创新自助项目“CX2012B309”的资助,属于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国外文献综述

Yasusada Murata（2002）通过日本城乡相互依赖关系建立工业化模型,认为农业生产中低成本的工业投入份额和低开支的制造品份额,会形成一个低水平陷阱.日本的实践表明,要摆脱这种低水平陷阱,可通过更多迂回的农业生产方法、消费大量的工业品和城市化三条途径实现.Svetlana Edmeades（2010）利用1996―2007年玻利维亚的农村公共开支数据,建立投入-产出模型,揭示农村公共开支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建立农村公共支出机制,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研究和农业推广怎么写作的资金投入效率相对较高,同时,从中期来看,用于灌溉的农业资金也有积极的效果.KPSing（2012）从历史变迁视角探索印度农业教育和农业研究的发展路径,并认为应该加强发展农业教育和研究、增加农村图书馆,实现农业人力资本积累.同时,强调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在发展农业教育和农业研究、增加和扩大图书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Bill Niebur（2009）认为要通过发展农业技术途径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减少世界性饥荒,私人机构和公共部门合作机制在此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技术推广流程为：私人公司进行发明,大学机构进行创新,政府部门进行部署,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进行推广.Dietrich Vollrath（2009）认为跨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出现内源性,二元结构扩大是由部门间的产业分工和劳动决定.他构建了一个动态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分析了其起源、持续过程到最终消失在一个统一的增长框架中,并论证了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会加速二元经济结构的无效性和减缓经济长期增长.

二、国内文献综述

1以工补农的概念界定

我国早期学者认为“工”是乡、村两级集体创办的乡镇企业,“农”是指种养业,主要指粮食生产.以工补农的狭义论认为以工补农指农村区域性集体经济组织在本区域内把乡镇工业所创造的一部分利润用于补贴种养业（潘水,1985；陈良彪,1987；徐伟荣,1987）.还有些学者认为,以工补农就是工业对农业所作贡献和牺牲的回报,即工业剩余流向农业（冯海发,1989；林毅夫,2003；梁田中,2005）.以上观点共同点都是对“三农”的直接补贴和支持,是一种“零和博弈”,采用的是“希克斯标准”.以工补农的广义论认为以工补农就是工商业对农业的一切帮助和支持,包括以工“哺”农、以工建农、以工养农、以工护农、以工带农、以工助农支农等（邓大才,2003）,王钊等学者界定了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工补农就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切非农产业和领域对农业的帮助和支持以及对农业内部自助的引导（李晓阳,王钊,2006；李强,王钊,2008；唐彪,王钊,徐艳梅,2009）,并认为以工补农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为大致相同的概念,但在学术研究中采用以工补农提法更适宜.

2004年后,我国政府文件中采用的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提法,众多学者分别从政策调整角度、反哺农业主体角度、新农村特征角度、反哺农业机制角度界定了“工业反哺农业”概念（马国贤,2005；卢昆、郑风田、宫生文,2006；蔡P,2006；安同良,2007）.笔者认为以工补农概念应采用王钊教授的提法,即是指在政府主导下的,一切非农产业和领域对农业的帮助和支持以及农业内部的自助,是“双赢”,是“帕累托改进”,成败取决于政府制度供给的质量以及是否遵循和有效利用市场规律,以农业快速发展、农村与城市无差异化和农民福利水平提高为终极目标.

2以工补农重点及次序

林毅夫（2003）认为工业反哺农业的关键是要瓦解小农经济,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陆学艺（2004）认为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是抑制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必须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结构,把农民真正变为市民,才能解决“三农”问题.温铁军（2006）认为反哺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建设上,他强调环保和乡土文化相结合的乡土建设,克服必须致富才是英雄的舆论压力,通过农民组织发展农村经济,是化解“三农”问题的良药.郭家虎（2008）从权利的角度分析,认为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农民权利的缺失,要放权让利给农民.樊端成（2011）在分析农民就业多元化背景时,提出农民不仅可以在家耕田种地,也可以进城务工经商,并提出以工补农的三个着重点：一是“多予”农民市民化资本,不断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二是整合农村土地资本,留下素质较高的农民；三是补益农民智力资本,提升农业劳动力的素质.

曾祥炎（2005）在论述了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发展次序的基础上,把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次序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长期因素）；第二层次：物质资本（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中期因素）；第三层次：消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短期因素）.进一步认为工业反哺农业,也必须遵循农村经济发展的次序要求.目前我国农村教育、社会保障、技术开发与推广及基础设施等制约农村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增长的因素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国当前工业反哺农业首先必须关注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与物质资本的积累.任保平（2005）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策反哺和制度反哺,调整不利于农业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第二个阶段是技术反哺和产业反哺,其重点应该是对农业实施产业支持,通过技术反哺和产业反哺解决农业中大量存在的过剩劳动力；第三个阶段是收入支持,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引导生产要素流向的转移,促进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 3以工补农的机制

朱四海、熊本国（2006）从农业生产角度分析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得出工业反哺农业主要通过技术传递和传递实现.黄三松（2006）认为落实以工补农的方针需要构建和形成有效的机制.他从宏、微观两个层面研究,提出四个重要的机制：农业资金反哺机制、保护性反哺机制、技术反哺机制和产业关联反哺机制.宋德勇、姚洪斌、郭涛（2007）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加快资本积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作用机制.简新华、何志杨（2007）结合对反哺主体的界定,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实现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市场机制,是指如何通过市场中的企业投资行为将资金、技术、现代营销与管理方法等生产要素引入到农业和农村.政府政策投入机制,主要是指如何通过各级政府政策来调配政府掌握的各种资源来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社会组织参与机制,主要是指如何鼓励、支持、引导各种社会组织关注和支持“三农”发展,为反哺提供积极的推动作用.

吕民乐、安同良（2009）认为技术反哺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造血机制,工业对农业的技术反哺主要依赖于两种机制：一是市场机制,直接技术反哺即工业企业通过机械设备、化肥、农药的生产和对农业的投入等形成的技术反哺,依赖于这一机制实现.二是政府投入机制,间接技术反哺即政府利用工业发展积累的资本,在农业科研、农技推广、农村教育、农村基础设施、新技术采纳补贴、信息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投入,实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这一机制实现.温铁军、杨殿闯（2010）通过对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负外部性分析,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农业衰败,工农收入差距拉大等负外部性问题,资本原始积累负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和利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以工补农两大机制有效化解.蔡文著（2012）认为不能单纯地从同情“三农”态度出发研究以工补农,而应该注重工业和农业的互动关系,探索“双向的以工补农”机制.得出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剩余转化和农业深化发展动态关系的以工补农机制.

4以工补农的实现路径

路径的选择问题就是为了一个目标采取不同方式而达到理想目标的过程.现实中总是存在多种路径,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不同的路径选择要承担不同的成本,从而获取不同的收益.以工补农的实现路径,首先是要选择,其次是要达到补农的理想目的.学者从多视角、多层次探讨了以工补农的实现路径.

第一种观点按照以工补农直接与否分为直接反哺与间接反哺路径.比如：马国贤（2005）认为家庭农场制是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基点,宽松的直接反哺政策是关键,即工商业者直接向农户进行投资,采取“公司+农户”模式,创建种植业、养殖业基地的模式,产前、产中、产后的模式和基地农业、观光农业等模式.配套的间接反哺,包括：以政府直接贷款、贴息等为中心的发展农业生产力政策,建立农业公共怎么写作体系,建立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建立注册农民制度等.与此观点相反的是,刘宁（2005）认为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应该是间接反哺为主、直接反哺为辅.为了提高农民参与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应该采取分配型反哺和文化反哺.主要是提高农民受教育的水平,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增加农民的税收、保险、防骗等多方面的知识,从而提高农民的生存技能；为了提高农民增收的能力,应该采取生产型反哺、消费型反哺,同时重点加强资金、科技和制度的反哺.

第二种观点为阶段性的反哺路径.按照工业化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初期帮扶阶段和大规模反哺阶段.马晓河、蓝海涛、黄汉权（2005）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经验研究,指出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分为转折期和大规模反哺期,前者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中心,突出粮食安全地位,政策力度弱、范围小,形成点状支持.后者以提高长效型的农业生产能力为主,并注重增加农业收入和环境约束.徐加胜（2005）认为我国已经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要着力做好培养农业的“造血”功能、处理好公平目标与效率目标之间的衔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工作.凡兰兴（2010）以新型工业化的路径,认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一致,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种观点按照层次的不同,划分为宏观的反哺路径和微观的反哺路径.曾祥炎、周良荣（2006）通过对比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和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效果,认为农业直接补贴的经济效果不明显,建议将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和农业直接补贴资金“捆绑”运行的新型路径,达到工业反哺农业的目的.张益丰、刘东、李月强（2010）通过对农业企业行为分析,建立了“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村微观组织架构,这一创新组织成为资金、技术等要素向农业企业定向反哺的重要监督环节,用以保证反哺资金能更好地向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同时也作为农民权益的保障机构和协调组织形式.

还有一些其他观点的反哺路径.张邦辉、符智强（2010）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分析工业反哺农业的社会公共政策创新,认为目前,中国农业反哺政策中所存在的制度供给缺陷,给中国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了困难.文章在深入分析了反哺农业制度供给缺陷的原因基础上,提出反哺农业的制度供给路径：财政反哺、技术反哺、涉农教育、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六条路径.王永培、李逢春、蔡晓辉（2011）把工业反哺农业分为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并验证了其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得出三条路径：工业化进程中存在一种“自然反哺”现象,这种反哺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剧是递减的,所以在转型阶段对农业进行政策扶植和补贴.其次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业资本密集度.第三,农业是一个公共部门或者准公共部门,在反哺的过程中要兼顾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达到反哺效率的最大化.

三、对国内外研究的简评

国内众多学者对以工补农路径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有益研究和探讨,为实践提供了丰富的依据.但对以工补农机制和路径研究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研究路径时,对路径的选择标准、路径实施的效果和效率问题研究较少.二是现阶段以工补农应该是政府主导下的一系列的制度供给,是否遵循一条内在逻辑线索,还有待研究.笔者认为,以工补农战略直接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应该探索出工农“双赢”的补农路径,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N]南方周末,2003-07-17

[2]陆学艺户籍制度改革越早越好[N]光明日报,2004-08-10

[3]温铁军重视发展农村合作组织[EB/OL]http；//people,2008-06-12

[4]郭家虎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应放在权利反哺上[J]经济纵横,2008（4）：55-57

[5]樊端成农民就业多元化与工业反哺农业的着重点[J]农业经济,2011（6）：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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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任保平工业反哺农业：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发展战略转型及其政策取向[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37-44

[8]朱四海,熊本国工业反哺农业实现机制刍议[J]中国农村观察,2005（10）：1-9

[9]黄山松构建工业反哺农业的有效机制[J]农村经济,2006（1）：14-17

[10]宋德勇,姚洪斌,郭涛工业与农业相互依存的内生增长模型―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基础[J]经济学家,2007（4）：88-96

（责任编辑：梁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