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的文献综述

【摘 要 】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问题.雅安地震之后一系列的救灾工作、献爱心活动再次掀起了慈善事业的小.中国慈善事业的繁荣值得我们欣喜,但是其存在的问题也发人深省.通过研究2002-2012学术界对慈善事业的研究,从慈善发展历史、慈善主体、慈善的发展模式、慈善文化、法制建设、西方经验借鉴、个案研究七个方面对当前的慈善发展的状况进行综述.

【关 键 词 】慈善文化；法制建设；慈善事业

近年来,随着汶川地震、郭美美事件的不断冲击,中国的慈善事业在短期内经历了由起至落的过程.汶川地震牵动了全中国人的心,也激发了中国民众参与慈善的热情.地震过后,民众参与慈善活动的次数频率显著增加.但是,郭美美事件的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灾后兴起的慈善热潮,慈善组织尤其是的慈善款额明显缩水,民众对慈善组织不信任,对于慈善的热情也大大降低,学术界对于慈善的研究热情却逐渐高涨.笔者以“慈善”为关 键 词 在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2002-2012年的核心期刊文献,共940篇.本文主要回顾近十年来慈善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尝试对慈善领域的各种观点进行评述和总结.

一、关于历史上的慈善活动研究

近年来,学者对于慈善史研究的热情高涨,众多优秀的学术论文不胜枚举.近十年（02-12年）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研究历史上慈善活动的文章大体分为三类,慈善专题研究、地区慈善研究、慈善人物研究.其中,的发展,中国慈善组织运营机制的变迁和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为慈善专题研究的三个专题.

(一)慈善专题研究

作为舶来品的在中国历史上乃至现今中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也一直未曾中断.如郭常英、张秀丽《关注历史促进研究深入发展——“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2009）对“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学术研讨会进行综述,介绍了40多篇关于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的论文,包括清末民国时期的产生,立法,抗战时期的红十字运动,建国以来的红十字工作,西方发展情况等,为学者在该领域进一步研究提供便利.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际交往》（2002）一文对民国时期的的国际交流活动做了系统的分类并进行归纳,对于涉及到的相关历史史实都有可信的史料作为依据,比较全面客观地展示了民国时期对外交流取得的成绩.徐国普、池子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的历史轨迹——以<章程>为路径的考察》（2009）一文中论述了建国之后,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组织整顿、“”前后的一波三折、改革开放后的恢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依法建会以及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之路的不平凡历程.

中国慈善事业起步很早,滥觞在先秦,兴盛在明清.明清时期民间救助事业（慈善事业）十分兴盛,地方社会主持的各类慈善组织兴起,宗族义庄增多,发展繁盛.但是1840年战争后,列强不断侵略,中国“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被粉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随之转型.王卫平《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2005）中从近代慈善观念及机构职能两方面人手论述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并将其放人中国近代化的大领域中进行研究,扩展研究范围的同时提升了研究的价值和影响.周秋光、徐美辉先生在《论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2005）一文中重点论述了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在西方文化冲击以及中国主动西化的双重作用下,转变成了具有崭新内涵的近代慈善思想,主要包括张謇、郑观应、洪仁玕、孙中山的近代慈善观念.周秋光、曾桂林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和特征探析》（2007）一文中论述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在慈善思想指导下的新发展,包括慈善教育和慈善家群体的产生,慈善机构与其活动的多样性等,从具体的慈善行为角度阐述传统慈善的近代转型.

(二)地区慈善研究

在区域慈善史研究中,江南地区是学者们研讨的中心.王卫平、黄鸿山的《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2003）论述清代江南乡村地区社会救济的完整体系由政府、宗族和民间社会救济构成,三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文章选取清代社会救济集中的市镇为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并对救济实施者进行针对性地论述,条理清晰,内容详实.而上海慈善事业的研究在江南地区研究中尤为突出,许冠亭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2008）中着重论述了上海市商会在动荡岁月中联合动员上海工商界积极参与慈善救济活动,筹募急赈各省水旱灾民,在慈善救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冠亭选取的特定时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展现出特殊时期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

东南区域的慈善史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主要为近代港澳台地区.如周秋光、曾桂林在《近代港澳台地区的慈善事业述论》（2008）中提到,清末民初以后,港澳台三地慈善事业明显受内地尤其是闽粤两省善堂和近代西方慈善观念的影响.“西化”色彩日益浓郁.文章时间地域特征明显,对于近代港澳台地区慈善事业的论述全面,而且强调了与大陆以及西方的影响,对于比较研究闽粤地区慈善事业以及慈善事业近代转型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慈善人物研究

中国慈善事业历史悠久,涌现出了一大批慈善人物,学术界对其的研究素来重视.如王卫平、马丽在《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2006）中指出,明末以来社会动荡,道德体系紊乱,地方士绅编纂善书,教化民众.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明代后期的江南士绅袁黄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善举运动的倡导者,袁黄的思想不仅对有清一代善书的编纂、流传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明末以后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文章以袁黄的个人慈善为线索,联系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情况,分析袁黄在当时慈善事业发展上的重要地位.

江南地区继袁黄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慈善人物,如清初的周梦颜,清中期的彭绍升、潘曾沂,晚清的冯桂芬和余治等.黄鸿山、王卫平在《晚清江南慈善家群体研究——以余治为中心》（2011）论述了余治广泛主持和参与慈善活动,编纂《得一录》系统总结慈善救济事业的经验的历史功绩.又在《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近代慈善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2009）中论述了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冯桂芬在积极改革近代社会的同时致力于慈善救助.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由于深受西学影响,冯桂芬在从事传统慈善活动的同时大胆提出对传统慈善事业的改革设想,推动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二、关于慈善主体的研究

(一)政府为主体

社会慈善事业,作为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补充,重要作用日渐凸显.原则上,慈善组织是社会非营利组织,具有民间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政府在慈善组织的发展与运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同时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姚建平在《中美慈善组织政府管理比较研究》（2006）中提出,“我国慈善事业与政府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双重管理体制的问题.”大大削弱了慈善组织的自治性,其运行很难摆脱主管部门的影响,同时也更依赖主管部门.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要逐渐转变现有的慈善组织架构,如李国林在《略论政府在社会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2005）所述,“通过职能转换,角色位移,功能定位,即政府的作用从引导、监督和保障等来体现,用政策、法规等载体调动民间资金和民众参与到社会慈善事业中来,成为社会慈善事业的主体.”同时,也有学者尝试分析了这种情况出现的文化渊源.蔡勤禹在《慈善意识论》（2006）中认为,根据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统治者与民间慈善是互相排斥的.他指出,“按照传统政治观念,政府应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惟一提供者,一个标榜‘仁政’要面子的这个政府是不愿意看到来自民间的慈善行为的”.

(二)企业为主体

近年来,企业在慈善事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学者大多数从社会责任角度阐述企业慈善行为的必要性.企业应履行其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的共识：企业除了经济上的使命之外,作为企业公民,也需承担对人、环境、社会发展方面的责任.其中,慈善也是企业应承担责任的一个方面.

也有学者从企业的责任与利益的关系角度探讨企业的慈善行为.刘宁在《慈善社会责任与企业利益关系分析》（2010）中提出,企业应辩证地看待其社会责任与利益关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认定慈善会损害企业的商业利益、减少企业收入.他总结“慈善社会责任与企业利益关系可归纳为对立型、交叉型、兼容型、同一型四种类型”,这种角度的分类有一定的创新,但是较缺少四种模式之间的比较与使用情境的深入探讨.

(三)民间组织或个人为主体

近几年来,有许多非盈利慈善组织从民间产生,但是,慈善组织的组织形式与运行结构并不一致,导致了慈善组织的自治性较弱.同时,社会对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的运行也存在一些误区,谢菊在《对NPO认识误区的分析》（2004）中指出,一大误区是“从NPO的财力支持看,真正的NPO应该依赖于民间慈善资助,而不应该通过企业经营的办法来赢利,更不应该接受政府的资助”,另一误区则是“真正的NPO具有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它有足够的能力改变民众的生活.”现在社会上的确对NPO的运行特别是盈利机制有许多误解,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限制了NPO组织的长远发展.究其原因,一部分是NPO等慈善组织不该以盈利为目的的传统观念,还有其他心理层面的原因也有待探究.对于慈善的认识误区,也是慈善研究中较薄弱的部分,事实上,许多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并未发现这些慈善观念的不当之处.

黄家瑶、王守杰等尝试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探究发达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民间慈善组织在生成机制、运作逻辑、社会效率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希望了解成功的慈善组织如何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减轻政府压力、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关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模式的研究

(一)慈善事业现状

中国慈善事业目前遭遇的困境使其发展速度减缓,国内学者也争相探究阻碍慈善事业发展的原因,如郑功成《现代慈善事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2005）、邓聿文《从事业的角度看中国慈善的软肋》（2007）、何棣华《我国慈善事业滞后的原因》（2008）、陶海洋《慈善、慈善事业及其“现代困境”》（2008）、郑《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及建议》（2011）等.现将其观点归纳为：我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不适应现代慈善事业的要求；我国对慈善组织的管理手段不适应现代慈善事业的要求；缺乏制度保障；社会氛围淡薄,缺乏积极的价值评价和舆论支持；慈善机构运行过程中的不透明性及其监督困难.

中华民族重视家庭、血脉,自古以来就有积德行善、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与之相对,现代慈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多种民间互助方式的一种,它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迎合近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而发展壮大的.中国的慈善事业要发展,必须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让广大民众加入到慈善的行列中来,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其次,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不明晰的关系也在阻碍着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向“小政府,大社会”过渡,这使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越加错综复杂,政府放权于慈善机构,但是成立慈善组织的刚性标准制约了慈善机构的建立和成长.新兴慈善机构力量弱小,独立发展的能力不足,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如“在同一行政区域的某个业务范围内,慈善组织通常只能有一个”限制了我国慈善组织内部的竞争,容易产生垄断而不利于慈善组织的发展.

(二)慈善事业发展模式探索

郑功成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孕育了我国的慈善事业,市场经济更需要发展慈善事业,因此,政府与社会均应当重新认识并研究慈善事业的功能作用,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事业作为一项有益的、必要的新兴社会公益事业,应当在我国得到较快和较大的发展.”在如何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如黄丹、姚俭建《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战略路径探讨》（2003）,郑功成《现代慈善事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2005）,何兰萍、陈通《关于当前发展慈善事业的几点思考》（2005）,向常水、杨志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2008）,黄元龙《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及其政策推进》（2011）等.总的来看,学者提出的慈善发展路径有四种.路径之一：培育现代慈善价值观.浓烈的社会慈善意识是慈善事业发达最根本的动力,大量的慈善行为规范不可能完全依靠法律和政策进行框定,缺乏现代慈善价值观的支撑,慈善事业发展难以形成良性的内部驱动机制,应该利用大众传媒,对慈善事业社会化和组织化的工作进行倡导；路径之二：调整政府与慈善机构的关系.政府应扮演好慈善法规提供者和慈善事业监管者角色,逐步将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部分事务性职能转移给有资质的慈善组织,并给予可能的支持；路径之三：推进制度创新路径.应该完善和建立相关制度,调整税收,如征收遗产税、实行个人收入捐赠社会公益事业部分减免税收等,并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已经颁布的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法规,积极引进国际慈善资源,加强慈善的国际合作,应用政策和法律调控机制,促使更多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以保证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路径之四：加强慈善组织能力建设.包括加强慈善组织的操作规范性、宣传策略多样性、组织有序性、信息透明性、管理科学性和资源动员与配置能力灵活性等建设. 四、关于慈善文化的研究

慈善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慈善活动,更包括精神意识层面上的慈善文化,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慈善文化的研究从慈善慈善意识和宗教慈善三方面人手,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

(一)慈善研究

慈善本身是一个道德范畴,慈善事业本质上是高尚的道德行为.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这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周秋光、曾桂林在《中国慈善思想渊源探析》（2007）一文中探析了儒家、道家、佛家和先秦诸子文化中关于慈善的思想,缕析了中国慈善思想产生发展的渊源.

虽然中国慈善文化历史悠久,但是当今中国“索捐”、“追捐”、“劝捐”、“为名而捐”、“为富不捐”等等现象屡见不鲜,这明显是慈善文化缺失的表现.正如邢红梅、谢士法在《论慈善文化的缺失与重构》（2009）提及的由于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特性、社会发展状况、政府政策、慈善公信力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现今慈善文化缺失的状况.

(二)慈善意识研究

慈善事业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慈善价值观的支撑.但是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以及相关学者的调查显示,我国一些城市慈善协会募集的善款人均不足1元,多数人认为慈善是政府行为,参与慈善主要是被动进行,可见我国的社会慈善意识整体上比较淡薄和缺失.熊小红、刘斌在《论我国慈善意识淡薄的原因及对策》（2006）中论及我国慈善意识薄弱的现状,从民众心理、传统慈善原则、慈善者个人素质三个方面分析了慈善意识现状的成因,最后提出了对富人、青少年、社会媒体进行慈善意识培育的解决对策.而罗竖元、李萍在《论慈善意识的培育与慈善事业的发展》（2009）一文中提出了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强化慈善捐赠激励机制、确立完善统一的慈善财税制度、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等对策,加强培育慈善意识等建设性意见.

(三)宗教慈善研究

近年来,我国宗教界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学界对于宗教慈善的研究主要从宗教慈善理论、宗教慈善活动的现状与未来以及宗教慈善活动的价值意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中国的道、佛、伊斯兰等教的宗教文化中都蕴含了慈善思想,其中佛道文化中的慈善思想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周秋光、徐美辉在《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2006）中,论述了道家从先秦时期的善恶观发展到唐宋时期以善书为载体慈善观念,介绍了佛教修善功德观、因缘业报说、慈悲观念的慈善思想,指出了这两家慈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慈善事业发展兴盛的重要作用.而王月清、刘丹在《中国佛教慈善的现状与未来》（2010）中着重描述现在佛教的慈善状况,佛门慈善理念在经历近代改革之后不断弘播,强调了佛家文化的现实感召作用.国家宗教事务局政法司撰写的《我国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回顾与展望》（2011）相似度检测绍了我国宗教界目前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主要集中在安老助学、赈灾救灾等方面；论述了其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经费的来源,面临的诸多困难；并且提出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要注意法制观念、组织操作、公信力等方面问题.

五、关于慈善事业的法制建设的研究

当今时代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政府一改单一的管理模式,创新社会管理,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然而慈善组织发育不健全、慈善捐赠秩序混乱、慈善社会公信力不高,慈善组织内部管理混乱,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不能落实到位以及慈善体制和运行机制等问题正在严重影响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依靠法律规范其运行是当务之急.现有文献大部分从法制环境、困境探因和路径选择几个方面论述慈善事业的法制建设问题.

杨思斌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困境及路径选择》（2012）中提出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陷入了“迫切需要法律引导的现实,要求我们运用法治原理分析慈善事业发展的困境,探索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路径”的困局.在文中杨思斌教授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提出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伙伴关系,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引导、监督、规范和保障.这一论述直接阐明目前的慈善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慈善事业快速的发展,亟需针对慈善事业的专门法律进行约束和领导.政府在倡导和组织慈善活动的同时,是放权还是领导,这个度是不好把握的,也是接下来研究的重点.强加的慈善意愿也可能会演变成为强制摊派.

郑功成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背景、意识、法制、机制》（2007）中也提到“慈善事业不可能在慈善机构无法独立自主的生存条件下获得大发展,现阶段依附于机构或者类似于机构的衍生或附生特征,正是严重束缚慈善机构自主发育、理性成长的樊篱.”政府正在改变原来大包全揽的管理方式,与第三部门协同管理,在管理方式的改变的同时必定要理清与第三部门之间关系的改变.如何从依附关系到伙伴关系,这是努力的方向而不是一时能解决的问题.同时,慈善机构如何应对自己角色的改变,慈善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独立运行,慈善法制建设中较为复杂的问题,还有待提出解决方案.

六、关于国外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的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西方的慈善事业可以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大多数学者对中西方慈善文化的差异之处做了比较研究,有学者认为,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是我国慈善文化的主要渊源；西方慈善文化的主要渊源则是以“博爱”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党小苗在《从传统文化探析中西慈善文化差异一“铁公鸡事件”之启示》（2008）中提到,中西方慈善文化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慈善文化具有内敛性,西方慈善文化则具有开放性；其二,中国慈善文化倡导自律,而西方慈善文化强调他律；其三,中国慈善文化偏重政治性,而西方慈善文化具有性.此外关于慈善历史的发展与运作机制方面的比较研究数量较多.李怡心在《关于国外慈善事业的研究综述》（2006）中综合评述了各个国家的慈善发展历程.如自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以来英国的慈善事业就与福利国家一同发展,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环节；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慈善基金会,与英国相比较不同的是“美国在社会福利方面不仅重视第二次分配,也重视第三次分配,慈善事业相对有了更大的发展.” 七、关于慈善的个案研究

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主要有三个部分内容：重大事件如灾后慈善的评析,地方慈善发展状况和慈善事业的新举措.通过个案研究,我们可以从特定事件窥探出慈善事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比较不同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差异,了解慈善事业发展的新动态.

李芹在《SARS危机中慈善捐赠的特点与动机探析》（2004）中提出：“国家在非常时期其慈善捐助与以往的捐助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形态,政府在慈善捐赠的规范化与组织协调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2004年SARS在中国肆虐,国家在没有一部专门法律的约束下紧急制定一部应急条例,指导灾难中慈善事业的进行.条例理清非常时期物资捐赠的路径、保证捐助通道的畅通,对日常慈善法规的制定和日常生活中慈善活动的举办有较高借鉴作用.对比灾后慈善工作与日常慈善工作的困难与缺陷,研究者发现：慈善组织发育不健全、慈善捐赠秩序混乱、慈善社会公信力不高,慈善组织内部管理混乱,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不能落实到位以及慈善体制和运行机制等问题在任何时期都存在,它们会严重阻碍慈善事业的发展.

庞凤喜和燕洪国的《论社会捐赠的制度激励与保护——5·12汶川地震社会捐赠引发的思考》（2008）中论述到：“尽管汶川大地震的社会捐赠金额巨大,但这只是公众对巨大灾难的一种应急反应,而远未成为我国社会捐赠的常态.事实上,我国社会捐赠规模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大难面前,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举全国之力帮助受灾人员,引起了巨大的汶川效应.但是随处可见的拾荒者、重病的穷人、孤残儿童和空巢老人却往往被人忽视甚至视而不见.一部分人会以自己经济不宽裕为借口拒绝对弱势群体进行物资的救助,但是除了金钱和物品上的补助,有时候需要是精神上的关爱：陪空巢老人聊天,与孤残儿童玩耍,给灾民进行心理辅导,安抚失去亲人的受害者有时比捐赠金钱价值更高.这与现今落后的慈善体制和慈善意识无法分割,我们应该探索与“慈善超市”相似的新举措,将慈善事业与不断发展的社会联系起来.又如韦神在《中国慈善捐赠法制化论纲——以5·12震灾中的新闻事件为线索》（2008）中提出的：5·12震灾中的慈善捐赠既发挥了中国传统模式的作用,也展现了网络时代互联网的重大作用.互联网传播方式让网络上的言论更加自由,信息更加透明.网易公司在汶川地震后设立了在线捐赠系统以筹集善款,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捐款者以及所捐款项都在网易的相关网站上记载下来,每一笔捐款都可以轻易查询、监控,传承这样的经验正是慈善改革发展的基础.

研究地方慈善事业发展情况时,笔者发现中国国民慈善意识普遍较弱,但区域之间发展程度有明显差异.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慈善事业也呈现出超前发展的趋势.在肖国飞和任春晓的《浙江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推力研究》（2009）一文中通过浙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发现：浙江地区慈善观念较为浓厚.文中提到“更多的企业家开始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甚至喊出了‘不想进入财富榜,但是要进入慈善榜’的口号.”同时,浙江省根据实际情况,不仅发展固有套路,并且结合浙江省宗教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优势充分宣传、发展慈善事业.卢汉龙在《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看中国慈善事业走向成熟问题》（2009）一文中通过研究1994年成立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发展历程我国慈善事业的制度化过程,认为健康稳定的经济增长、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良好的社会诚信以及配套的社会立法是基金会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可供慈善事业停滞不前的区域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