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资本监管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摘 要 ：引入资本监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动机.国内外文献就资本监管对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资本约束对银行资产组合（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资本监管与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基于银行的异质性,研究资本约束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由于理论研究未能得出一致结论,学者们转而从实证角度进行了研究.近几年,学者们还就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性展开了探讨,并提出了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的一些建议.

关 键 词 ：资本监管；资本约束；银行风险承担

一、资本监管对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

近年来,国外有关资本要求对银行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 基于资产组合的方法,分析资本约束下银行的投资组合选择；2. 强调面临道德风险问题的银行动机；3. 最近考虑到逆向选择、银行性质差异等问题的一些理论框架的应用.理论界一致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会在近期导致贷款规模的下降,以及市场贷款利率的上升.而在更长的期限里,资本充足率监管可能会提高银行的资本比率,信贷规模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但对于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的边际选择会有何种影响,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也可以归于以上几个方向,得到的结论也不一致.

1、资本约束对资产组合（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

在资本约束对资产组合影响的研究中,最突出的是Kahane (1977),Koehn和 Santomero(1980),以及Kim和Santomero(1988)的分析.Kahane,Koehn 和Santomero考虑的是一个均方差资产组合选择模型.他们认为,检测如一家银行完全不厌恶风险,在面临更高的资本要求时,它会选择更高风险的资产组合.因此,他们的分析认为,资本要求对银行体系整体稳定性的影响,取决于银行体系内风险厌恶的分布状况.而Kahane(1977)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不能降低银行资产组合的整体风险,除非银行的资产组合的构成也受到监管.Kim和Santomero(1988)用风险加权资产扩展了前面的研究,他们认为,只要风险权重设置得当,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当代模型在研究银行根据资本要求对资产负债表所做出的调整时,主要集中于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果,而且通常都包含了动态的因素.例如,Estrella(2004)拓展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允许银行调整其负债结构.模型里的银行面临着新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的约束,并且银行所做出的是“阶段性”的决策.Blum(1999)则运用跨期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存在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时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他发现,检测如在两期都以资本要求来约束银行,则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果不确定.Milne(2002)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带来的激励效应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为大多数文献都检测定资本要求是一种事前的约束.而通过强化监管惩罚,可以减少银行承担风险的行为.Yilmaz(2009)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分析银行的资本决定,以及这一决定对银行违约风险及贷款的影响.研究表明,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同时改变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的构成.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研究资本监管与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风险承担及银行破产概率的影响.学者们以在险资本效应的理论分析为基础,认为中国在引入《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充足监管的制度以后,资本约束迫使银行以自身资本承担损失,可以强化对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赵锡军,王胜邦,2006) ,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避免银行规模的片面扩张,从而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马蔚华,2005；于立勇,曹凤岐,2005) .但研究这一现实问题的文献对于资本充足监管能否有效促使中国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和降低资产风险,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吴栋,周建平,2006；朱建武,2006) .

2、资本监管与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

有关银行资本的理论越来越关注写作技巧及道德风险问题对银行的资本选择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显然,当银行受到资本要求的约束时,监管者决定的资本与市场资本并不相等.Cooper和Ross(2002)关注的是负债,他们使用基本的DD两期消费模型,来评估银行在易于遭受流动性危机和银行挤兑的环境下,存款保险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相互作用.他们认为,相对于存款水平足够高的资本要求,可以让银行选择更安全的资产,从而减轻存款人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Dowd(2000) 引入了一个提供资本并收取流动性保险费的第三方,重新评估了先前DD模型有关设置存款保险的提议.他认为维持足够的资本缓冲,实际上可以完全解决Diamond和Rajan所强调的金融脆弱性问题.Marini(2003)在Dowd分析的基础上,也主张在市场上筹集资本的银行不会经历破产危机.他们两人的主张表明,由市场决定的银行资本水平可以替代监管和金融安全网.

3、考虑到逆向选择、银行异质性的理论研究

最近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逆向选择问题会如何影响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果,以及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环境下,银行间的差异会如何影响市场产出,市场调整反过来会如何影响各类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反应.Thakor(1996)关注的是银行在面临逆向选择的可能性时,对未来的借款人加以筛选的意义.他同时考虑了存在一家垄断银行和许多的代表性银行的两种情形.Morrison和White(2005)探讨了监管当局的筛选能力对最优资本要求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检测如监督成本足够低,未加监管（没有市场准入限制）的银行体系可能会有效率（只有拥有监督项目能力的健全写作技巧人才会开办银行）.因此,检测如监督成本超过了符合效率的临界值时,监管当局可以凭借资本充足要求,通过筛选和颁发许可证来限制准入,以及（或者）对银行的审计,从而有可能增进效率.

因为现实中的银行管理能力和利用各类技术的能力各异,所以有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了银行的异质性.Kopecky和VanHoose (2006)考虑了一部分银行监督贷款,以防范道德风险,而另一部分银行不对贷款加以监督的情形.他们的研究发现,当资本要求突然完全或部分对银行体系加以约束时,信贷规模会收缩,但是进行最优选择以监督贷款的银行的均衡份额也会下降.因此,从净效应上来看,总体贷款质量可能提升,也可能下降.Boot和Marinc (2006)考察了不同银行在监督技术方面花费大量投资的情形.他们的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监管对总体贷款质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曹艳华(2009)以中国商业银行2004～2007年的年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对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对于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而言,资本充足监管压力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当资本充足率小于8%时,监管惩罚压力会显著降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风险；而城市商业银行不论其资本状况如何,资产风险都显著降低,同时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表现出一定的内生稳定性.

二、资本监管对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正因为理论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一些学者转而从实证的角度,探讨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的影响.Shrieves和Dahl(1992) 建立联立方程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巴塞尔协议监管下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银行资本和资产风险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银行提高资本的同时会增加对风险资产的投资,从而减弱了资本要求的政策效果.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Jacques和Nigro (1997) 对巴塞尔协议实施初期的美国银行业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要求能够有效地增加商业银行资本和降低其资产风险.Godlewski (2005)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表明,巴塞尔协议有助于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没有发现银行资本与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Jablecki(2009)研究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行为和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认为,巴塞尔协议在迫使所有G10国家的商业银行保持更高的资本比率方面是成功的.然而试验研究也表明,至少在美国银行,巴塞尔协议也激励银行求助于监管资本套利技术,特别是资产证券化.Roy(2008)使用联立方程和跨国经验数据,来考察1988年巴塞尔协议通过后,来自G10国家中6个国家的银行如何调整其资本及风险加权资产.研究表明,只有在美国资本比率较低的银行才会更快增加其资本,然而并未以不同比率调整风险加权资产.此外,市场约束似乎起到了关键作用,表明市场压力是20世纪90年代银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尝试.蔡永革(2008)运用14家商业银行的实际数据,就《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对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政府注资等外部行为,同时,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压力也不能解释近年来商业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变化.钱海刚等(2009)对中国14家上市银行2006～2007年的混合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中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并不明显.而吴俊等(2008) 的研究发现：在资本充足监管的强制约束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变动与风险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能够有效地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但对银行的资产风险变动没有显著的影响；银行规模有助银行提高资本和规避风险,但盈利水平对资本变动的影响不显著.杨瑾等(2010)对资本充足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函数分析,并基于中国四大商业银行的数据做了实证研究,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四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影响不确定.同时其实证分析还发现,不存在适用于所有银行的统一的最佳资本充足率和最佳的资本结构.

三、对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性的研究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学者纷纷开始关注巴塞尔协议的亲周期性.如Andersen(2011)认为,当前的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的目的,是使银行的资本要求对资产的潜在风险更为敏感,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让银行部门的行为更具有顺周期性.因此,他应用了一个相对来说足够长的详细时间序列数据和一个比以前的研究更全面的模型体系进行了分析.然而他的研究也发现,检测如风险权重是基于足够长的观测期（包括经济不景气时期）来确定,就可以有效遏制新巴塞尔协议资本要求的亲周期性.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巴塞尔协议（或是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性,并提出了建立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的一些建议.如张宗新等（2011）通过对2001~2009年国内上市银行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具有稳定的资本缓冲计提顺周期行为,但信贷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亲周期性特征,表明监管部门的资本监管政策总体上已经渐进有效；完善逆周期的资本监管机制应成为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必要内容.

[16]赵锡军,王胜邦：《《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信贷运行的影响――兼论其宏观经济效应》,《国际金融研究》2006年第2期,第36-42页.

[17]张宗新,徐冰玉：《监管政策能否抑制商业银行亲周期行为――基于中国上市银行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2011年第2期,第36～43页.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