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化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文献综述

摘 要 ：汇率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汇率变化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文献,对汇率变化影响企业生产率的路径、汇率变动时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以及汇率短期和长期波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的建议.

关 键 词 ：汇率变化；企业生产率；影响；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2)02－0004－11

相对于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文献来说,有关汇率变化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Ben Tomlinl and Loretta Fung,2010).事实上,如果一国的汇率波动较大且持久,其产生的结果将类似于关税的调整(Fenstra,1989),本国货币升值的效果类似于进口关税的下降和出口关税的上调,而本国货币贬值的效果则刚好相反.从人民币汇率变化历程来看,自1994年以来,汇率升值趋势明显,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0年12月16日发布的报告,1994～2010年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分别为32.8％和56.6％,在这种背景下,汇率升值对我国企业生产率产生了什么影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以定性分析的较多,从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进行定量研究的几乎没有,目前可查的只有Ping HUA(2003)、Sylviane Guillaumont&Ping HUA(2010)关于实际汇率升值对中国省域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因此,系统梳理国内外的已有研究,为国内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研究提供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一、汇率变化是否对企业生产率产生影响

从国外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多数研究表明汇率升值对企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Marston(1987),Schnabl&Baur(2002)认为1985年日元的升值在促进日本出口商提升生产率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Courchn and harris(1999)、Grubel f1999)、Richard G,Harris(2001)认为加拿大在20世纪90年代生产率增长速度之所以落后于同期美国生产率增长速度,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加拿大元相对美元出现贬值.KarolinaEkholm、Andreas Moxnes&Karen Helene Ulltveit-Moe等(2009)的研究发现,挪威克朗在2000～2004年升值了17％,汇率升值带来的竞争压力使得同期挪威制造业的真实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约24％.Loretta Fung(2008)、Ying Xu(2008)认为1986～1990年台币升值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外因之一.彦根论丛(2001)、余永定(2007,2010)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将能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迫使企业走上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正道.Haihong Gao(2006)认为,经济结构转换和实际汇率升值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结构升级导致实际汇率升值,而实际汇率升值通过促进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高效分配,反过来又将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Sylviane Guillaumont&Ping HUA(2010)认为,1986～2007年问中国实际汇率的升值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变化对实际汇率升值的弹性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分别为0.86和0.75.Philippe Aghion等(2009)认为,一国汇率的波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与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汇率的灵活波动将有助于企业生产率增长.

但也有部分研究文献认为,汇率升值并不能促进企业生产率进步.Lafrance,R&L. Schembri(2000)认为,汇率升值与企业生产率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有很多因素同时影响企业生产率和汇率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顺周期性的总需求因素,从加拿大90年代来看,当总需求旺盛时,资本和劳动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企业调整要素配置的速度很快,从而有助于企业生产率提高；但当总需求下降时,劳动和资本调整速度较慢,由此导致企业生产率下降.而总需求特别是出口需求旺盛时,汇率将面临升值压力；当总需求下降时,汇率将存在贬值压力.因此,加拿大90年代的汇率贬值和生产率下降可能是总需求发生变化同时影响二者的结果,而并非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Loretta Fung&Jin-Tan Liu(2005)发现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台币贬值促进了台湾企业生产率提高.张斌(2011)研究发现,1970,1995年期间德国马克汇率经历了巨大的波动,但是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单位工作小时真实GDP并没有显著变化；70年代日元大幅升值期间,劳动生产率都高出其长期趋势线,而80年代前期日元基本保持稳定和80年代中后期日元大幅升值期间,劳动生产率稍低于趋势线,因此,从德国和日本的例子来看,尽管汇率在大幅波动,但是劳动生产率基本围绕在其自身变化趋势周围小幅波动,与汇率变化没有显著联系.

二、汇率变化影响企业生产率的路径分析

(一)汇率变化影响企业资本劳动要素配置比例(capital-labor ratio),进而对企业生产率产生影响

根据经典的索洛模型,企业的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将有助于企业生产率进步.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汇率通过传递效应影响企业的出口产品和进口成本,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投资,企业资本设备投资增加将提高资本劳动比例.Kaysia Campbell&Delroy M,Hunter(2004)运用来自53个国家1781家企业1999～2000年的混合数据研究表明,企业投资对汇率波动敏感,1％的汇率贬值导致企业投资下降4.2个百分点.Danny Leung&Terence Yuen(2005)对加拿大1981―1997年制造业资本劳动比例的研究表明,10％的汇率贬值导致加拿大制造业资本劳动比例下降1.7个百分点,90年代初期加拿大元的贬值导致1991～1997年制造业资本劳动比例下降了2.7个百分点.Landon&Smith(2007)对美国设备进口的研究表明,本国货币相对于设备来源国货币的贬值将导致资本设备进口减少.而相对于出口国货币的贬值将导致资本设备进口的增加,这也从间接上支持加拿大汇率贬值导致从美国进口的资本设备减少的结论.田素华(2008)利用2000年一季度至2006年四季度的汇率数据和企业季度投资数据,分析了汇率变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波动加大显著促进了大多数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但这种效应受企业结构特征及投资资金来源影响.McCallum(1999)、Richard G.Harris(2003)认为,90年代初期加拿大元的大幅贬值导致进口资本品的上涨和加拿大企业资本设备投资的下降,使得企业生产率相对美国企业下降.Dunaway(2000)、 Carlaw&Kosempel(2000)将加拿大1961～1996年的TFP分解为资本品导向的技术进步和残值中立的技术进步,发现资本品导向的技术进步在加拿大企业技术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汇率贬值导致资本品相对上涨从而抑制资本品进口和技术进口.导致加拿大企业的创新活动减少,阻碍了企业生产率提高.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汇率变化对投资的影响与企业定价能力和出口导向程度有关,定价能力越高的企业其投资对汇率变化越不敏感.Campa&Goldberg(1995)认为,汇率的变化通过影响企业利润进而对企业资本设备投资产生影响,汇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随企业出口导向程度的不同而变化.在7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美元升值10％导致企业投资下降1.2％；但到80年代,美国制造业转向以进口为主,同样的升值幅度导致企业投资增加0.7％.Campa&Goldberg(1999)对美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2位数代码制造业分类的研究表明,汇率变化对于定价能力高的部门投资影响较小,但在定价能力低的部门,投资对于汇率变化的反应很强烈,但这种影响在加拿大表现并不明显.这一点和Robert Lafrance＆Did Tessier(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运用VAR模型对加拿大汇率变化对企业资本设备的投资影响研究表明,1970～2000年加拿大元汇率波动并没有对加拿大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Karolina Ekholm、Andreas Moxnes&Karen Helene Ulltveit-Moe等(2009)对挪威的研究表明,在2000～2004年挪威克朗升值17％期间,并没有发现企业资本劳动比例提高的证据.

(二)汇率变化引致的选择机制(selection effect)导致企业生产率变化

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进入和退出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活动(creativedestruction)是企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Bee Yan Aw、Xiaomin Chen&Mark J.Roberts(2001)对台湾,企业1981～1991年生产率变化的考察发现,1981～1991年间台湾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对整体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约为40％.Foster、Haltiwanger&Krizan(2002)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新进和退出对美国1977―1987年服装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高达40％～50％.汇率变化引致的选择机制将加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汇率升值使得国外竞争者在国内市场更具竞争力,同时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将迫使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新进入的企业和生存下来的企业将更有效率.Lafrance&Sehembfi(2000)提出的“汇率掩体检测说”认为,,低估的汇率如同提高本国关税,使本国企业在面对国外企业竞争时受到较小的竞争压力,低效率的企业将利用“汇率掩体”继续生存并占有稀缺的资源,而这些稀缺资源本来可以重新配置给更有效率的生产企业,资源的低效配置使得行业的整体生产率下降.Richard G,Harris(2003)认为,90年代加拿大的汇率贬值导致加拿大企业破坏性创新活动的降低,使得加拿大的传统经济结构没有得到及时升级,原因是加拿大相对于美国来说小企业更多,货币贬值通过两个渠道降低这些小企业的创造性破坏活动.一是小公司由于在资本市场融资渠道不畅,因此倚重企业流,但在货币贬值下,这些企业利润得到增加,因此企业退出比例下降,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过程因此减慢；二是边际生产者的进入,由于货币贬值导致的行业整体生产率下降,边际生产者容易进入,结果使得行业整体生产率进一步下降.Ben Tomlin(2010)对1973～1997年加拿大农业机械设备制造行业的研究表明,汇率升值导致低效率企业的退出和新企业的进入(plant turnover),这些新进入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提高行业整体生产率.余永定(2010)、Sylviane Guillaumont&Ping HUA(2010)认为,在低估的汇率下出口商品具有显著的优势,导致企业没有动机去提高生产率,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商品相对上升,优势的削弱有助于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迫使低效率企业退出,使资源向高效率企业集中,从而有助于企业生产率提高.

(三)汇率变化引致的规模经济效应(scale effect)对企业生产率产生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汇率升值下的竞争压力将导致企业兼并重组,劣势企业被淘汰,其留下的市场包括出口市场和国内市场将被生存下来的企业和新进人企业所占有,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可能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企业生产率提高.Loretta Fung(2008)通过引入汇率变量对Krugman’s(1979)的垄断竞争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修正,认为实际汇率升值一方面导致企业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导致企业出口减少和国内销售的增加.因此汇率升值对公司规模和生产率的影响依赖于这两个相互抵消的趋势作用大小.1985～1989年间台币实际升值幅度达22％,通过对台湾企业1986、1991、1996年生产率的分析表明,实际汇率升值提高了企业的淘汰率,扩大了生存下来的企业规模,这两个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台湾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存下来的公司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

但Loretta Fung&Jin-Tan Liu(2005)利用台湾188家上市公司1992～2000年的数据,对台币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贬值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汇率贬值提高了企业出口规模、国内市场规模和总体生产规模,促进了企业生产率提高,10％的实际汇率贬值导致企业生产率提高14.05个百分点,但这种效应对于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则不显著.Jen Baggs、Eugene Beaulieu&Loretta Fung(2007)运用1987～1996年加拿大的制造业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汇率升值降低了企业生产规模,其中出口型企业的生产规模下降更多,由此导致企业生产率下降.Ben Tomlin&LorettaFung(2010)利用quantile回归方法,对汇率波动对加拿大128家大型制造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汇率升值导致企业出口市场缩小和进口竞争加剧,企业之问的竞争更加激烈,部分低效率的企业被迫关闭,这是汇率升值的选择机制发生作用；与此同时,对于生产率较高的那些生存下来的公司而言,由于市场规模缩小,企业规模不经济导致生产率下降.

(四)汇率升值降低企业采用新技术的转换成本(Switchover Disruption),从而刺激企业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

Thomas.Holmes&Did K.Levine(2008)认为,企业在采用新技术的初期,通 常面临短暂的产量下降和利润损失,他们将这种成本称为转换成本,通过在标准的阿罗模型(Arrow-type)中加入转换成本,发现竞争的加剧降低了企业在采用新技术时的转换成本所导致的利润损失,从而刺激企业更多的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汇率的升值将加剧企业面临市场竞争,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转换成本.krugman(1989)认为,1979～1985年美元的大幅升值加速了美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因为美元升值迫使美国公司进行技术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Karolina Ekholm等(2009)的研究发现,2000～2004年问内挪威制造业的真实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约24％,其中73％可以归因于企业对新技术的采用.Yao Tang(2009)认为在实际汇率升值时,企业在竞争压力下将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对于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来说,这种动力更为强烈,因为提高生产率的边际利润对于这类企业来说更高,而转换成本相对更低.研究发现,在2002～2006年加拿大元升值期间,237个6位数代码的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其他时期更快.在外向型产业中,市场占有率高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Yao的研究表明,企业在面对汇率变化时,是否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和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密切相关.姜波克(2007)认为,当汇率上升而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定价由于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不能充分上升时,转换成本的下降将刺激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或引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五)汇率升值促进人力资本提升,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

Richard G,Harris(2001)认为,如果一国贸易品部门是人力资本密集型部门,实际汇率的贬值将由于Stolper-Samuelson效应,导致企业的技术密集型劳动力工资水平以贸易品衡量呈下降趋势,从而使得这类人才发生迁移.加拿大元的贬值使得加拿大工资水平相对美国吸引力下降,导致技术人才流向美国,从而使得加拿大企业的人力资本减少.Ping HUA(2007)、Sylviane Guillaumont&Ping HUA(2010)认为,实际汇率的升值将提高工人的整体福利,在一个非熟练劳动力工人工资很低的国家,这种变化将提高工人的“x效率”

(X-efficiency),降低熟练技术工人的频繁流动倾向,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在学习和使用新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Goldin and Kate,1996),因此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张涛、张若雪(2008)对珠三角和长三角企业技术进步对比分析的研究表明,2003年以来珠三角企业的技术进步明显慢于长三角,技术创新活动明显落后,重要原因是由于珠i角地区吸收外来低技能劳动力多,总体劳动力素质低于长三角,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熟练工人工资相对非熟练工人上涨更快,由此导致长三角工人整体工资上涨高于珠三角,技术熟练工人从珠三角向长三角流动,而工人的技能水平和厂商的技术水平存在互补性.高技能工人的增加提高了厂商采用新技术的动力,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进步.

三、汇率变化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其他因素分析

(一)汇率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与一国金融发展密切相关

Philippe Aghion&Kenh Rogoff(2009)认为,一国汇率的波动对一国企业生产率影响与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章通过对83个国家1960,2000年的数据运用GMM(dynamic panel data estimator)分析表明,汇率变化对一国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但该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在降低汇率波动对生产率冲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汇率灵活程度越高,企业的长期生产率越高.文章认为,生产率的增长源于企业的创新和投资,而汇率的波动可能导致企业利润降低,这时,如果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源性融资成本,企业的创新和投资就会受到约束,从而导致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缓慢；反之,企业的生产率就能得到较快增长.Dessisla Sltcheva(2010)则通过建立微观的企业行为模型对Aghion的研究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娄伶俐(2008)通过分析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企业面临的“技术替代能力约束”和“技术承载能力约束”,得出汇率升值对企业技术进步存在有效区间和失效区间,如果一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由于存在资本要素供给的稀缺性,企业在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向过程中存在技术承载能力约束,超过资本承载能力的先进技术和工艺设备都无法采用,使得出口企业呈现“低技术锁定”.刘泌清(2007)也认为,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企业的流动性短缺问题,企业提高生产率需要进行技术投资,而汇率上升的阶段正是企业面临资金压力的阶段,在外部金融市场不发达或外部融资成本过高的情形下,如果升值幅度过高,企业可能因为流动I生欠缺而停止经营.

(二)汇率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不同

Richard G.Harris(2003)认为,一国货币的持续贬值使得企业虽然获取短期利益,但技术创新不足,长期生产效率下降.文章利用14个OECD国家1970～1997年国家层面和14个制造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汇率水平错位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短期来看,低估的汇率通过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汇率错位将损害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根据Saint-Paul(1 993)的内生生产率增长模型,实际汇率贬值如果在企业看来是临时的,将导致企业采用扩大产量的方法而不是进行研究开发,以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这种替代效应最有可能发生在技术水平较低的通过竞争占领市场的行业部门.Danny Leung&Terence Yuen(2005)认为,由于劳动力的调整成本相对较低,当汇率升值时,企业资本劳动比例的调整并不是一个单调上升的过程,短期内资本劳动比例将有一个下降过程,之后趋向长期均衡水平,由此对企业生产率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不同.姜波克(2006)认为,汇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汇率贬值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可能妨碍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汇率升值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但在长期内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

(三)汇率变动对不同类型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同

一些研究表明,汇率变化对企业生产率影响与企业类型密切相关.彦根论丛(2001)认为,在1987年日元汇率出现升值的时候,日本轻工业由于对汇率升值吸收能力相对较差,出口出现了快速的降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的电子等行业因为技术比较先进,其吸收汇率升值能力较强,出口快速增长,生产率稳步提高.Ying Xu(2008)认为,1986～1990年台币的升值从长期来看促进了台湾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和生产率提高,如台湾的机械和计算机制品出口快速增长,而杂项制品和半成品出口比例下降,出口结构的升级促进了台湾企业生产率的增长, 1981～1985年间台湾企业生产率年均增长为3.9％、1986～1992为5.8％、1993～1998为4.5％、1999～2004为4.6％.Bugamelli、Schivardi&Zizza(2008)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对意大利利用跨行业和公司)分析了欧元汇率变化对欧元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不同行业的影响.研究表明,专业从事低技术生产的一些国家如希腊、葡萄牙受到欧元汇率变化影响最严重,汇率变化对于不同部门的资源重组和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低技术行业受到影响最大,而高技术行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很小.Ilak AbTeysinghe(2008)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新加坡元的升值通过促进进口提升了进口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的生产率,而进口中间品较少的行业则由于汇率升值受到损害.张帆(2010)发现汇率变化对于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负面影响比较大；而对于出口加工型企业,特别是进料加工型企业的生产率影响较小,2000～2008年间外向型企业中电器电子企业产值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而纺织服装的份额则几乎缩小了一半.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

从现有相关研究文献来看,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加拿大、欧共体、台湾和挪威等,研究的范围逐渐从行业层面逐步转向企业层面,研究方法逐步从比较静态分析转向对企业的动态调整分析.研究的角度主要是从企业资本密集度、规模经济和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三个方面,来考察汇率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最新的研究则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市场发展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尽管现有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一)有关中国实际汇率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研究很少

目前国内对汇率的研究多集中于汇率对产业结构、就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所采用的数据以宏观数据为主,多是从总量层面进行分析.有关汇率对企业的影响多是利用定性分析来说明汇率升值有利于促进企业结构调整,增强企业竞争力,但并没有深入研究这种过程的具体实现机制.从企业层面对汇率对企业生产率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的文献几乎没有.Sylviane Guillaumont&Ping HUA(2010)从省域层面研究汇率对生产率影响,缺乏对行业和企业类型的细分,田素华(2008)的研究主要是考虑汇率变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没有进一步研究汇率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且采用的为2006年之前的数据,而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和波动幅度加大是在2006之后发生的,因此有必要运用最新的数据深入研究实际汇率变化对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经济的影响及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二)在研究方法上,对市场竞争结构考虑不多

多数研究检测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事实上不同行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结构不同,汇率升值压力下企业之间的相弈过程也不同.从Brander and Spencer(1983)的战略性贸易理论模型来看,出口补贴或出口退税等政策对于R&D的国际分布产生影响.与此类似,当R&D是战略性的替代品时,一国货币贬值将会导致本国企业的R&D投资减少和对方国家R&D投资的增加.汇率的变化对于本国和他国企业的吓阻投资也有不同影响,这些投资如生产能力扩建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引入企业面对的市场结构考察汇率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将有助于研究更接近实际情况.

(三)在分析汇率变化引起资本劳动要素流动时,对要素流动成本缺乏考虑

多数文献检测定要素流动是无成本的,而事实上企业生产要素重新配置至均衡水平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要素流动成本越高,汇率变动引发的要素重新配置速度就越慢.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检测定要素的调整成本,在此基础上考察金融市场发展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十分必要.

(四)在控制变量方面,没有考虑汇率变化对一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企业具有技术溢出效应,汇率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何种影响,进而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什么影响,现有的研究对此考虑不多.特别是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在2005年之前稳定的汇率制度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汇率转向有管理的浮动制后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何种变化,进而对企业的生产率产生何种影响,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现有文献的一些研究结论尚不明确

如汇率变化对企业投资是否产生影响缺乏明确的证据支持,G,Harris(2003)认为加拿大元贬值导致其进口资本设备减少和企业投资下降,而Robert Lafrance&Did Tessier(2008)对加拿大的研究则表明汇率对企业投资影响并不显著,这种结论的不同到底是研究方法的差异还是其他因素所致需要进一步研究.汇率变化对企业规模经济的影响方向也缺乏定论,如Loretta Fung(2008)研究发现1985～1989年间台币实际升值有力地促进了台湾企业90年代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存下来的公司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但Loretta Fung&Jin-Tan Liu(2005)对台湾上市公司1992～2000的数据研究表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台币贬值提高了企业生产规模,促进了企业生产率提高.因此,汇率变化对企业规模经济的影响方向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有关启示,

2005～201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21％(《2010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走强.部分学者认为,2005年以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促使企业加大产品升级换代和创新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出口结构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胡晓炼,2010).对此,结合我国国情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生产率影响进行认真研究,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选题.特别是我国存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等明显不同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这些不同类别企业在汇率风险暴露程度、信贷资金约束程度以及产品定价能力方面存在很大不同,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这些企业在提升生产率方面是否有所不同,金融市场发展对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起到了什么作用,既需要从行业层面,也需要从企业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方能得出比较有意义的结论.

(张德进电子：safesxzdi@163,)

(责任编校　王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