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理体系的形成

［摘　要］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用“生命线”来形象地表达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及理论体系的形成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同时进一步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规律.

［关 键 词 ］　中国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德育为先.为了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自成立起就把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道路.几十年来,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经历了三大时期、六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实现了四次重大历史性转折并坚持了一条主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仍任重而道远.［1］本文主要从建党初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切入,深化学习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进一步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规律.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高昂的革命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深入到劳苦群众中开办工人夜校和劳动补习学校,教工人学习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诞生了中国,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组织基础.中国在成立前后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心任务是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党团组织,发动工农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主义革命,成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端.

从19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初五四运动发生的前夜,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思想武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封建王朝对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宣告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团结御辱的有力武器.此外,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独立和富强,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也行不通.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指明了争取解放的道路.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新的、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即社会主义.

在中国正确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是李大钊.1918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阐述了几个问题：一是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结局,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二是通过对法、俄两国革命进行比较,介绍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三是把十月革命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联系起来考察,号召中国人民迎接新的斗争.李大钊的这三篇文章,表明他已经迈出资产阶级主义的门槛,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这既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形势的正确判断,也标志着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陈独秀是又一位有很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被公认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和对中国社会改革方案的探索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誉为“知识界领袖”“新思潮明星”和“政治革命先驱”.在他的主持下,《新青年》成为中国传播新思想的主要阵地.

2.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一行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会见陈独秀,酝酿在中国建党.8月,中国发起组在上海成立.1921年7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一大的纲领和决议初步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方针：第一,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第二,指出了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第三,提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领导的措施；第四,培养和吸收工人骨干入党.一大作出的一系列决定,使党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而为后来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多种有效途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如创办工人刊物、创办书社、开办文化补习学校、建立青年和妇女组织等.这些宣传和组织活动,直接推动了党领导下各种群众运动的发展,为革命的到来做了准备.

建党之初,中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工人运动、发动农动和军队建设领域,都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成功的经验总结也有失败后的血的教训.但无论成功和失败,新生的中国都积累了一笔厚厚的财富,为党后期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2］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

1.“古田会议”

1929年,主持召开古田会议,解决了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环境中,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党和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标志.

《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共有九个部分：（1）纠正党内的不正确倾向问题；（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7）废止肉刑问题；（8）优待伤兵问题；（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决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及其与剥削阶级军队的区别,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规定了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和方法.这些生动实际的内容和方法,既是对红军创建两年多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的总结,又为后来进一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其基本精神是抓住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因而是一个伟大的建党、建军纲领.

《决议》的学习和贯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具体表现为：一是政治工作逐渐向正规化、制度化发展；二是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决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纲领性文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成的标志.其意义在于：第一,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特别是“从思想上建党”的提出,成为中国的创举和党建思想的一大特色；第二,红四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清算,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到系统的总结,为红军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 《决议》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纲领性文献,及时发现我党我军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予以纠正,是中国和红军建设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决议,它给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3］

2.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地位的确立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党在总结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为了总结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确定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形势下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总政治部于1934年2月在红色首都瑞金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王稼祥作了总结发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如阐述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从根本上确立了政治工作在革命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三原则：要从战士的切身问题说到长远问题、要从现在的问题说到历史的问题、要从具体问题说到抽象问题,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总结等.“生命线”是对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形象比喻和科学概括,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用“生命线”来形象地表达政治工作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对加强与改进红军的政治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状况.具体地说,“生命线”具有怎么写作、保证、结合三个方面的科学内涵,即政治工作要服从怎么写作于党的纲领、路线和党的中心任务,要保证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结合军事工作和各项任务一道去做.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也正是从这些方面展开论述的.其次,“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原则的确立,对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红军的政治工作,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立和形成与中国的创建、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贯穿在党史的发展之中［4］,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中国的成长相依相伴［5］.对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历史考察不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的优良传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来源于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又反过来促进了党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开端及理论体系的形成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同时进一步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