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教训

一、为什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

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持续半年之久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发动和领导的.1949年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和支持过一系列批判运动,二十几年中一浪接着一浪,一浪比一浪高,一浪比一浪险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是这一系列批判运动的发轫,是1949年建政后第一个文化罪案和冤案.为什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笔者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理论界需要认真深入思考和总结的问题.在这方面许多朋友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最值得赞扬的是张经济,他在1980年就大胆地、勇敢地提出了为《武训传》平反的问题,并提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说：“从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开展了众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应该认真总结一下深刻的教训啊!”这个问题提得好,非常重要.山东三次举行全国武训研讨会都是做这个工作.总结经验教训也要“与时俱进”.笔者想围绕为什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再次就经验教训问题谈点意见和看法.

山东省委党校教授在《武训精神论纲》中说,直至1985年,胡乔木才羞羞答答地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完全正确”,不“基本正确”――当然,这里包含着否定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意思,即“批错了”的意思,但没明确坚决地说.正如教授和许多朋友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完全错误的”.顺便说一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举两个例子.1998年出版的一部《全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仍然说：“1950年底至1951年上半年,电影《武训传》的上映以及对武训的大肆渲染这一事实,就是当时旧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仍存在封建主义思想遗留的明显表现.”按照这种观点,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就是对的了,而胡乔木关于这个问题的表态则错了.网上有篇题目叫做《为什么痛恨武训》的文章,说：

如今的中国,竭力为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翻案,主流言论认为,要大力弘扬武训精神,加快教育发展!认为发动的“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使著名的编导、演员受到沉重的打击,40多位同志受到牵连,给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武训的家乡,办起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武训实验小学”、“武训高中”.这样看来,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对武训的态度,事实上是关于教育方针和教育的命运,关系到无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大问题.

很显然,此文作者是不同意给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平反和翻案的.我们明确和坚决地认为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个问题一定要把它提到它所在的历史范围.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运动发生在1950年代初期.1950年代初期是怎样的一种形势和情况?在那时,中国已赢得了革命胜利,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新政府.由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军事上、政治上有崇高的地位,即树立了绝对权威,而在文化教育界,由于接收下来的大量“旧知识分子”的存在,这种地位和权威还没有树立,换句话说,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毋须说,要在文化教育界树立地位和权威是有强烈愿望的.为此,他要采取各种措施,排除各种障碍.而“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想,他觉得就是最严重的障碍,因此,必须改造“旧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已由团结的对象变成主要是改造的对象.笔者认为,电影《武训传》的摄制和放映,恰巧为提供了发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运动的借口和机会.当然,也应该指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新社会”自然会有隔阂、有距离,因而有个适应的问题.很多人都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很大的特点,这就是爱国.确实如此.建政前夕,在国内的知识分子,经过比较国共两党,许多著名的人留在大陆不去台湾；建政后,许多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回到国内,参加祖国建设.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感情和热情多么可贵啊!事后看,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对这一点重视不够.往往只看到他们和“新社会”有距离、隔阂,不适应的一面,并把它夸大了,不是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适应,而是采取了思想改造的政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由此对广大知识分子造成严重伤害以至摧残.从后面我们所引述的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所说的话来看,仿佛这次运动除了针对“旧知识分子”,更主要地是针对党内外赞扬和歌颂电影《武训传》以及武训的人.

电影《武训传》是在陶行知先生的影响和推动下编写和拍摄的.陶行知先生在教育思想和教育事业上有伟大的建树,他很推崇武训,大力弘扬武训精神.陶行知先生在1946年病逝时,和朱德署名的唁电中称他为“人民教育家”,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董必武亲自写了一首悼诗贴在陶行知的棺材头上,其首句为“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1949年建政前,许多人无论怎样称颂陶行知先生――如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郭沫若盛赞他为“时代的先师,教育的巨子”,“人民的领袖,的战士”；1948年戴伯韬在一本书中说“新主义教育思想是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人们都没听说见怪.而在1949年后就不行了.1949年后,陶行知先生的弟子们仍不遗余力宣传陶行知.有的说陶行知“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有的说“陶行知先生是近代世界教育史上最伟大的代表者之一”,如此等等.不用说,这就犯了在军事、政治领域建立了绝对权威又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绝对权威的的大忌.为批判电影《武训传》,杨耳写了一篇《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的文章（据说,作者写此文时,已知道以及对电影《武训传》的看法）,非常重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原发表在《文艺报》上,让《人民日报》加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