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出手眼力排干扰

方光焘先生是我最敬佩的老师之一.这倒不光是他爱护学生如子弟,还因他人品高尚,鲠直率真,从不曲学阿世.每读一本书,一篇文章,总能自出手眼,提出独到看法.

他是上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首批评出的一级教授.由于他写的东西不算太多,因此有些人总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能评上这么高的职称?但在我们学生看来,却是完全合适的.

方先生不仅在语言学上卓有建树,而且在文艺理论、现代文学等方面也造诣精深.他开过一门“鲁迅研究”的课程,每讲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时人研究鲁迅,都要突出其斗士的身份,分析作品中的人物时,凡与上层人物有些纠葛的,都要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以此坐实鲁迅开始具有先进的阶级意识,由旧主义正向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转变.但当学生向他提问如何看待《离婚》中的爱姑这一人物时,方先生就说这是农村中的一个泼妇.显然,这样研究鲁迅已经不合时宜,随后他就不得不转向,专治语言学了.

但我一直认为,方先生对鲁迅的理解应该很真切,他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他们都是浙江人,年龄相差不大,都是早期的日本留学生.阅读的文艺方面的书籍,都是苏联来的早期日语译本.方先生后来也一直住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他的大哥光炜先生和鲁迅等人一起,一直在蔡元培的领导下担任教育部的佥事,方先生的母亲六十寿辰时,鲁迅也到他家来祝贺,因此方先生对周家弟兄之间的纠纷与闺闱之内的一些隐情,都很清楚.我认为,方先生眼中的鲁迅,还是没有经过多少粉饰的本来面貌.他对鲁迅小说中那些中下层人物所取的视角与判断,均有深层次的解读与全面的观照.只是时移势转,方先生的鲁迅研究也不得不束之高阁了.

后来我虽专攻古代文史,受方先生的影响还是很深.方先生言必己出的精神,一直对我有激励作用.只是回想起来,思想境界上还是有差距,不能像方先生那样突破世俗的羁绊.

我在编选《李白研究》一书总结20世纪的研究成果时,遇到好多难以处理的问题,也就想到应以方先生为榜样,做到自出手眼,独立不倚.

“”之前,我教过几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也读过一些著名的选本.例如王渔洋的《唐诗三昧集》,专选王维、孟浩然一派山水清音之作,为他倡导的神韵之说作佐证；沈归愚的《唐诗别裁》,专选杜甫一派大声镗之作,为他倡导的格调说作佐证.吾等今日总结20世纪研究某作家或专题的研究论文,情况当然不同,选文要求平稳,否则或有可能犯下一偏之弊.

目下古代文学研究者中最常见的分歧是：一些喜欢赏析的学者常是轻视考证性的文字,以为与文学研究的本意距离过远；一些喜欢考证的学者则常是轻视赏析性的文字,以为里面没有什么真功夫.因此,大家认为若是由他们操选政时,喜欢赏析者编的会是一本集相似度检测绍赏析成果的专著,喜欢考证者编的会是一本集相似度检测绍考证成果的专著,二者均不能全面反映学术界的总体成就.由此大家认为,一位研治古典文学的学者,应该具有比较全面的修养,才能做好选编工作.

操选政者常是难以避免时代风气的影响.例如20世纪的中间阶段,中国学术界为一种偏颇的学风所控制,诗文方面的评价,首先关注的是所谓阶级性、人民性、思想性等原则.钱钟书编《宋诗选注》,有其自出手眼之处,但也不能“逆时代潮流而动”,有些公认为代表宋诗风貌的名篇,像黄山谷的诗歌,仅收录3题,而当时公推思想性最高的陆游之作,则多达27题,因此曾经遭到过国内外学者的左右夹击.这种问题,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很容易理解,大家不必为此多作辩护,也不必严加指责.钱钟书对宋诗沉潜至深,治学深具个性,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宋诗选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只能说是时代给他的局限,后人对此不必求全责备.他在《宋诗选注》1988年的香港版前言中也已介绍过其时的无奈.由此我又想到,读书确是应该持客观的态度.我们对于前人的著作,要有一种理解的同情.

但钱钟书的这本《宋诗选注》还是有其明显特点,选者对宋诗的理解,体现在诗的评与注中.《序》文也有特点,体现出研究者的个性.读者一看这文字,就可断定出于钱氏之手.这种境界,难能可贵,值得珍视.

钱钟书在谈到采择诗人诗篇之多寡时发表了如下意见,以为那些大家总是吃亏,那些小家反而占了便宜,因为小家留下的名篇也就那么几首,选诗的人为表平衡,一般都要选上,而那些伟大诗人的名篇实在太多了,势难多选,结果总是遗落很多.这种见解,通达且睿智,然而后人能起而矫正者则不多.

反观总结20世纪学术成就的许多选本,编选者对入选的那些学者往往人各一篇,这就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有些人实际上也就是那么一篇写得较好,有些人则名篇甚多,但为全书格局所限,只能留下一篇.

我编《李白研究》,力求突破这一不成文的程式,挑选了四位研究者,各选两篇入内,以示研究者贡献之不同.当然,这样安排是否合适,人物与论文选得正确与否,各人看法不同,意见或会有差异,就我而言则力求公正.

我把自己也列在四人之中,选了《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李白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二文入内.我认为,我从文化方面考察李白的为人和诗文创作,代表的是一个流派,一种方向.唐代文化至为辉煌,多种域外文化的传入,域内不同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唐代文化的璀璨多姿.李白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异彩,因此我把李白定位为多元文化的结晶.应该说,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所接受.因此,我把这两篇文章选入,不是什么“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也不必为了这两篇文章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贻笑于方家.

古人有云：为人应“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我想操选政者应奉此为准则.即使自己的东西,如已达标准,也不必回避.

但操选政也确实不易.当今社会,人被编织在重重关系网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有单位,有师长,有学生,有朋友,还有种种社团,如果负责某一方面的选政,那单位之内的同事,自己的老师与学生,平时交往的朋友,还有你参加的各种社团,势必都得考虑.如果你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还得关心团结的问题.因此操选政者于工作之始,无不力求公正,但事后看来,真正能做到公正的却又不多.况且论文的好坏,又不是能放在天平上称出来的,稍有为难之处,也就会向照顾人情方向转移.我常感到,人的各种负担之中,人情债最难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