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汉简综述

[摘 要 ]甘肃不仅最早发现汉简,而且出土汉简数量最多.近年来,学术界对甘肃汉简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甘肃汉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尽管其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关 键 词 ]汉简研究；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悬泉汉简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09-02

甘肃汉简自发掘公布以来即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近年来,众多学者加入到简牍研究队伍,使简牍研究获得空前发展.

一、敦煌汉简

(一)敦煌汉简的发现

考古学界将甘肃敦煌汉代敦煌郡烽燧遗址及玉门、酒泉汉代酒泉郡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统称为敦煌汉简.敦煌先后发现七批汉简：第一批是1907年斯坦因在英属印度政府支持下,在今敦煌市西北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共705枚；第二批是1913～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市西北和酒泉市西北发现的,共168枚；第三批是1944年夏鼐在敦煌小方盘城等3处遗址中发掘的,共48枚；第四批是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门花海农场附近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共91枚；第五批是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现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敦煌市博物馆在斯坦因当年考察时遗漏的马侧清汉代烽燧遗址发掘出土的,共1271枚；第六批是1981年敦煌市博物馆在酥油土汉代烽隧遗址中采集的,共76枚；第七批是1986～198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进行全市文物普查过程中陆续获得的,共137枚.1907～1988年80多年间,敦煌地区先后出土汉简多达2496枚.

(二)敦煌汉简的研究

首批敦煌汉简出土以后,法国人沙畹于1913年撰写《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得汉文文书》一书,发表了释文和图版.第二批敦煌汉简是斯坦因在1928年撰写的《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细报告》一文中发表,法国人马伯禄通过《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发表简影,中国学者张凤将其合为《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书.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一书出版,其中著录了1907年敦煌所出的588枚汉简.近几年来,《敦煌研究》不断地出现学者们关于敦煌汉简的研究文章,邓天珍的《敦煌汉简札记》（《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针对学者研究提出质疑,指出“徒民”并非“徙民”,二者是有特定含义的,囚徒在服役期满或赦免后是可以回归故里的而非相反,一棵树烽燧出土的“侦候符信”是晋代的封检,另外对于“浮屠简”的释文进行了重新解读.费仙梅的《从敦煌汉简看王莽伐西域后勤补给问题》通过释读敦煌汉简指出王莽失败的原因.

二、居延汉简

(一) 居延汉简的发现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以破城子、地湾、大湾、金关等为中心的30个地点进行发掘,出土简牍1.02万枚左右.由于这次发现汉简的地点属汉代居延地区,故称其为居延汉简.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额济纳河流域对破城子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和肩水金关遗址进行发掘,新获汉代木简 2 万多枚,这批简被称为居延新简.1998～2002 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先后对甲渠塞第7燧、第9燧、第14燧、第16燧等进行清理发掘,获汉简 500 余枚,这批简被称为“额济纳汉简”.

(二)居延汉简的研究

居延汉简被发现后,由马衡、向达、贺昌群、劳干等拍摄照片、考释简文.1943年,劳干撰成《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以石印版在四川南溪刊行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又以石印版刊行.这是中国学者最早关于居延汉简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两书共收简号约9360多个.居延汉简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汉代居延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宗教、民族等多个领域,较好地保存了一批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文书资料.居延汉简内容绝大部分是属于汉代边塞的屯戍档案,仅有一小部分是书信、历谱和私人信件.居延汉简自发掘公布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随着近年来众多的学者加入研究队伍,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卓然可观的成果.郝建平的《近30年来居延汉简研究综述》（《鲁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居延汉简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概括和论述.孔祥军的《居延新简“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复原与研究》（《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对居延新简《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是迄今为止出土文献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份东汉初年法律文书档案.依据木简遗存性质及书写笔迹可将册书分为两大部分,前者为一份被告的原始记录,后者为机构誊抄的处理文书及二审记录,完整地反映了当时从诉讼到以至结案的整个司法程序.孔祥军对册书中的文字进行释读和标点,较为完整地复原了这份法律文书档案.韩华、狄晓霞的《由居延汉简看两汉基层官吏的激励和监督》（《鲁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6期）对居延汉简中的官吏制度进行分析和研究.黄兆宏、秦菲的《居延汉简反映的汉代河西地区戍卒、田卒问题探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对于汉代河西地区的戍卒和田卒来自于全国27个郡国以及居延汉简所见当时的河西地区戍卒、田卒来源统计表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论述,认为戍卒和田卒的输入对汉代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卫和经济开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武威汉简

甘肃省武威市汉墓中出土的简牍包括仪礼简、王杖诏令简和医药简牍等,统称为“武威汉简”.其中仪礼简在1959年出土于武威磨嘴 6号汉墓, 共469 枚.武威汉简数量多、保存好、内容丰富、史料可贵,是中国简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都被定为国宝级文物.近几年,一批学者借助武威汉简研究古代书法,为理清古代书法演变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敦煌悬泉汉简

悬泉汉简是 1990～1992 年在敦煌悬泉置汉晋遗址出土的简牍材料,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悬泉遗址共出土简牍 2.3 万多枚, 其中已整理编号的有1.79 万多枚,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子有 40 多个,内容包括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爰书、簿籍、符传、历谱、术数、字书、医方、典籍等.其中,悬泉汉简保存有丰富的汉代邮驿、中西交通、西域诸国、西北少数民族等资料,多为传世文献和过去历次发现的西北屯戍简所不见或少见,显得弥足珍贵. 韩华的《1995—2005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2期）对10年间悬泉汉简的研究进行很好的总结.马智全的《近20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丝绸之路》2011年第16期）对于敦煌悬泉汉简总体研究和文献研究进行了总结,对关于西域、羌族、传置、邮驿、人名、人口、西北地理、法律、纪年、语言等问题的研究进行系统化的整理.赵莉的《悬泉汉简中的马、马政文书及相关问题》（《发展》2012年第9期）将悬泉汉简中的马与日本学者森鹿三研究的居延汉简中马的基本特征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悬泉置传马有专门的名称,汉代边塞对死马和病伤马的处置的律文、规定和报批程序继承了睡虎地秦简的相关法律规定,为我们提供了汉代社会对马的重视以及对马管理的法律化、制度化情况.罗帅的《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第2期）对简文涉及的“折垣”、“祭越”词组进行了历史背景的考察和语源学分析,通过对其地望的推断认为,敦煌悬泉汉简里提到的 “折垣”为 《汉书·西域传》所载的乌弋山离国,是对该国别名“ Zarangiana” 或首都 “Zarin” 的译称, “祭越”为《汉书·西域传》里的西夜 （子合）国,即托勒密《地理志》里提到“Sizyges”（或作“Sizyjes”）.这两枚简的年代均在西汉中晚期元、成之际,记录了折垣王向西汉遣使献狮和祭越、莎车使者结伴前往汉朝等历史事件.这是研究当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史料,折垣简揭示了汉语“师子”一词的来源,表明它借自乌弋山离人的塞语.尽管悬泉汉简的研究刚刚起步,但随着悬泉汉简的逐渐公布,悬泉汉简的研究将获得进一步发展,诸如悬泉汉简所涉及的政治、法律、经济、交通、历史、地理、语言、典籍佚文、简牍形制等方面都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五、甘肃汉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甘肃汉简出土近百年以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第一,在对简文的释读上,尚需继续努力.甘肃汉简出土后,尽管不少中外学者对它进行了整理,释读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不少简文的释读仍存在着模糊化的问题,而且不同的人对于简牍内容有各自的看法,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就给甘肃汉简的进一步研究带来了困难.

第二,学者们对于甘肃汉简具体问题研究的比较多,例如对于汉简中出现的个别字和词语的解释考证较多,但对甘肃汉简总体上的整理和宏观的研究文章则稍嫌缺乏,不能很好地从整体上对汉简进行研究.

第三,甘肃汉简与其他汉简材料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尽管甘肃汉简出土数量大,但是除甘肃之外国内其他地区均有简牍出土,对不同地区出土简牍进行对比研究,既可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又有助于对一些简牍研究问题更加深入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M].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

[2]侯丕勋.西北所出土简牍的特点[A].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学研究[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3]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4]劳干.居延汉简考释[M]. 国立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印本）,1943.

[5]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M].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