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外国文学出版市场的几个问题

一、外国文学的译介对其出版的影响

1.外国文学译介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好的翻译是译作出版市场兴旺的前提,就外国文学的翻译来说,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历史角度来说,晚清以来域外文学的引入就已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五四新文学的兴起,其外来动力即源于此.在当时的新文学作家中,检测外国文学之手催生创作的也并不鲜见,很少只著不译或只译不著,边译边著,相互渗透,合而不分的作家比比皆是.就算是同一个外国作家的同一部作品,翻译的也不止一人.诗人翻译诗歌,小说家翻译小说,外国文学盛极一时.这些作家出于时代考虑和个人因素,基本接受外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他们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以及创造性接受,为中国文学的变革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却是频繁的战乱.一九四九年之后,虽然战乱终结,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开始接二连三地展开.这种种历史原因造成了书荒的局面,出版事业因此必须开始恢复建设.为了应急,新时期全国各地都普遍重印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出售,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但是这些重印的外国古典名著还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一方面,在内容上,大多作品描述历史上的生活波澜,与现实有着一定的距离,广大读者在经历了十年的思想禁锢之后,迫切需要读到新的文学作品,借此了解国际形势和其他国家的生活现状和文学水平；另一方面,在翻译上,陈旧版本的译介已经满足不了读者越来越挑剔的口味,读者不仅注重内容的品读,也在意语言的体味.

从现状来说,提及国内的外国文学市场,我们不得不想起日本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畅销.若是让一个中学生或者大学生例举几个现当代日本作家并不难.然而涉及英美作家,他们脑子里可能只会浮现莎士比亚、培根、欧·亨利这些老面孔.这充分说明了国内外国文学出版市场的失衡.

这种受众情况的差异,其原因可以从日本文学的广泛译介看出端倪.村上春树在中国的流行,翻译家林少华居功至伟.林少华的译作和村上春树的原作融为一体,不光在文字上做到了契合,更有对原作品灵魂的呵护,而反过来,优秀的翻译作品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读者越多,译者就越有动力.

此外,就出版社、译者的翻译态度和质量而言,由于市场对经典著作的需求,相关出版社也就乐于不断推出新版本.但遗憾的是,现在大多数译者主要是借助以前的版本直译原文,很少像五四时期的现代作家一样钻研原著.因此,就算一版再版,语言还是原来的语言,并未日益精进.在现今众声喧哗的话语时代,稍微具有文字功底的人都能构思一篇较高点击率的小说,遑论加上出版社的大力宣传了.因此,外国文学的再翻译更加显得重要,在译文上要力求雅俗共赏、精心雕琢.当然,不仅仅是经典作品,当代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也需要提高节奏.

2.利用导读与注解等细节提升出版品质

目前以译著出版为主的几个出版社,都重新推出了自己的译著系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了“月亮石系列”和“外国文学经典插图本系列”,编译出版社推出了外文名著系列,外文出版社推出了“红蓝白”系列,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则有世界文学文库系列,还有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原文名著等.

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在这诸多系列的译著中,仅仅少量版本配有导读,多数则是简单地包装原文,并无相关介绍,更遑论注释、深入分析和学习建议.因此,笔者不只一次听到读者对相关图书的批评：认为这类超过版权有效期的著作,早已被一些出版社仅仅当做牟利工具,而缺乏对读者的责任感.在读者这方面的情况则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大多数国人在阅读英美经典作品时常常会遇到不少障碍.在物质充裕、信息发达的今天,原文已经唾手可得,出版社不应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做简单的翻印,而应该以对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请专业人员对作品进行导读评介,尤其是涉及原文中困难晦涩的语言和英美文化背景问题时,一定要进行详细注释和讲解.

这样“负责任”的丛书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有过先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过类似的系列,但此后不知为何无疾而终.也许当时学界和普通读者均未意识到这类书籍的珍贵性,但相信时移世易,随着原版书的畅销以及读者阅读能力和阅读品位的提升,这类以评注、导读为特色的丛书一定会越来越受到重视.2010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策划出版的外国文学评注本,加上了国内知名外国文学教授对经典原著中难点、疑点所作的精心评注.这为读者提供了及时、必要的阅读参考,使得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另外北京燕山出版社的“世界文学文库”系列也同样带有文学批评,在图书质量上明显高了一个层次.

二、传统媒体与国内外国文学出版

在现代社会,传媒的作用不光是传播信息,更是通过这种信息传播影响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企业的生产、宣传,都越来越倚仗传媒带来的便利和高效.外国文学的出版,不光是最基本的译介问题,也与对传媒的利用分割不开,我们不妨更多、更全面地考虑外国文学出版与传媒的结合问题.互联网营销和数字出版蓬勃发展已经不言而喻,本文不再赘述,这里更多地谈谈外国文学出版对传统媒体的利用.

1.来自电视媒体的启示

电视媒体是指以电视为宣传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或是平台.与其他媒介相比,电视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及时、传播画面直观生动、覆盖面广、受众不受文化层次限制等优势.易中天借助《百家讲坛》,让人们再度关注起了历史上的三国人物,于丹也借此火了一把,带动了大众研读儒家经典《论语》的热情.

图书与电视媒体同属于传播媒介,在快餐式阅读时代,电视的观众比起图书的受众更广泛一些.关于外国文学出版市场的扩大,不妨想办法更好地利用电视声、像的独特影响力,比如,与电视台的文化类节目展开合作.当然,电视媒体是线性传播,转瞬即逝,保存性差,这一点,利用纸质传媒能够得到弥补.《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系列书籍的畅销,无疑是两种方式搭配的战果.无论是前述译介的问题还是利用电视媒体的问题,都要注意的一点是,外国文学的出版,最终还是要面对以数千年中华文化为背景的中国读者,由此而来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将其包装得更具感召性,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口味,这也是基础的出版功夫.因此,除了高质量的作品译介,在充分考虑了社会影响的前提下,符合中国人的文学审美需要,是出版社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2.重视外国文学类期刊

陈思和下面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结束之后的转折时期外国文学期刊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历史使命的原因：“大约研究中国20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凡一时代的文学风气发生新旧嬗变之际,首先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往往是一两家期刊.领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以单个的声音呼吁社会毕竟微弱,也难有被普遍接受的条件.在这种状况下,期刊以周期的快与相对的持续性、思想的新与阵容的相对集中性,以及信息的多并能容纳一定的学术深度,成为得天独厚的时代骄子.”

这段话引起了笔者对期刊任务与影响力的思考.毋庸置疑,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和传播,《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这类期刊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带给出版人的启示是,外国文学的出版或者其他任何图书的出版,要取得长足的发展,期刊都可以是一种得力的帮助.具体到外国文学,我们可以更加重视有关外国文学观念和作品引进的期刊杂志.

比如《世界文学》,它是“”之前我国唯一一家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刊物,“”期间一度停办.1977年,恢复出版后,先试刊并内部发行一年.单从目录来看,其间发表的一些评论性文章带有浓厚的政治批判色彩,从政治立场为外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进行合法化的论证,但抛开这些不论,这本刊物对于扩大国外文学作品在国内的传播还是有不可忽视的功劳.

与《世界文学》创刊宗旨从一开始就不同的是《译林》,《译林》本来是地方性的外国文学期刊,借助地处南京的有利条件,创刊后得到了很大发展.它也邀请了很多国内一流的翻译家或名家做编委,比如钱钟书夫妇、戈宝权等,其刊载的重点是外国通俗文学作品,以便于广大读者了解世界风云,掌握时事动向.由于欧美和日本当前在经济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头,所以《译林》所刊载的外国文学作品中,英美作品和日本作品所占的比重最大.《译林》每期都发表1至2篇外国最新的长篇小说,从1979年11月创刊到2008年第5期,期间总共发表长篇小说158篇,其中英国小说16篇,美国小说99篇,所刊译的英美长篇小说占所有译载小说的72%.

综合上述情况看来,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和传播,其实是以相关期刊为先声,打头阵的,有这些期刊作为铺垫,对于培养读者群,培育图书市场,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必然有特定的帮助.而从期刊本身来说,精心挑选优秀的翻译稿件,刊载能直接反映当今国外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不仅能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还能使刊物自身得到更好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译介与推广,这二者都是外国文学出版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需要我们以最严谨的态度对待,如此才是对读者负责,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出版和阅读环境.